周晓舟++万宇

中外出版人才的教育模式相似之处很多，但差异也相当明显。不管是追其根源的教育体制和理念，还是课程的设置和教材使用，亦或是师资队伍和培育对象的选择，都形成了中方和西方独特的教育模式。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和西方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比较，从不同角度来思考中西方出版人才教育模式的差异及其影响。

出版人才的需要与日俱增，在中外不同的文化差异背景下，不同的教育模式所带来的人才培养体系也大不相同。

办学体制和理念不尽相同

相较于西方在20世纪40年代就兴起的出版教育，中国正规的大学教育到80年代才进入发展阶段，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出版教育，其根本的办学体制和理念也在不断地调整。我国的办学形式统一规范，以政府办学为主，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虽说部分学校也会接受到企业的资助，如武汉大学的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之初，新华书店系统曾集资280万元，但也都属于一次性资助，只有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图书发行学专业根据学校和省新华书店签订的合同，每年向学校拨款以维持正常的招生计划。

与我国相对单一化的体制相比，西方的办学体制则更为多样化和灵活化。既包含全日制式教育，也有各种短训班，英国出版教育的特色主要就是非正式与正式出版教育相结合，其主要通过大学接受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和参加相关行业协会或组织提供的行业培训来获得。而对于美国的许多高校只求修满学分，甚至没有规定固定的学习年限，同时将高等教育与面向市场相结合使得办学形式更加多样化。在办学机构性质上，西方是以社会办学为主，不管是私立的高等院校开办，还是出版行业或者企业自身组织开设的教育机构，资金来源主要靠学生学费或企业赞助，如德国书商协会由其成员企业集资，每年向法兰克福书业专科学习投资大量资金。

有了办学体制外框架的支撑，教育理念则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外出版人才教育模式的不同。我国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在教学方式上成为了定式，以教师、课本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使得学生变成“理论性人才”，无形中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挫伤学生兴趣的同时还使得学生失去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则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极致地体现出了在教学中的互动性，使得学生“敢说”“想说”，如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的案例教学，其案例材料并非开学前就准备好，而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生对出版领域前沿热点问题表现出的兴趣以及在课堂中反映出的问题来编写。类似于以上的课堂形式，一节课往往一半时间是在讨论中度过的情况可以直接延伸至几乎西方所有的课堂中。

“软件设施”的对比

（一）师资力量

教师是教学工作的灵魂，在人才培育的过程中，师资力量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编辑出版活动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对于教师的学术水平和自身素质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因为在具备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操作经验。

从2007年到2010年，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但从对教师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后，可以知道不少院校的师资来源过多依赖于本院校毕业生留校任教，这样使得教师的知识结构和交流范围趋同化明显，而且有实际经验者的并不多，年轻教师相对缺乏。同时，教师的专业背景以文学为主，另有新闻学、社会学和编辑出版学等背景，因此对于编辑出版方面的专业知识会有一定的缺陷。而在这方面，西方的出版教育在师资配备上则偏向于重视实际效果，其多数来自于当地出版界。在美国，应征者需要有实际工作经验，高校也都会聘请出版业内的知名人士来兼任教授，他们对出版行业的熟悉程度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结合当下的出版业最前沿的问题，给学生们带来不同的学识体会。

教师自身素质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而传授的方式也不可忽视。我国侧重于老师授课、学生记笔记、考试定成绩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虽说会有专题讨论、教授演讲等不同的形式，但最终依旧是以理论考试定成绩，而毕业后投入工作才发现一切要从头开始学起。在西方，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是存在的，但更注重的是学生所学知识与出版前沿问题的衔接问题，正如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的的案例教学，老师会参考学生的兴趣点和当下的热点话题，将希望学生思考的问题隐藏在材料中，而后分组讨论，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最后以幻灯片的形式汇报，并会请当地出版社的高级管理人员来一起评审学生做的案例，而老师只是起到引导、辅助的客观作用。

（二）培育对象

教师传授知识的对象即出版教育的培养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编辑出版学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正规的大学教育之下则是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因此，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培育对象囊括范围较为广泛，既有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还有非全日制的在职人员和高职高专类的专职人员。由于各个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不尽相同，人才培养方向由单一的学识型人才逐渐向复合型人才转变，据资料分析，大多数院校以培养复合型全媒体编辑作为主导，也有部分学院选择了培养专业技术性人才，比如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院等，还有少数是选择培养理论性人才。而西方形成了出版短训班、出版本科教育、出版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出版教育体系，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于全日制的学生而言，优良的师资是打牢基础的财富，学习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于在职人员来说，就业后的继续教育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中外偏向趋同。每年定期不定期的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和研讨班，对于已经将日常的实践操作技能烂熟于心的出版人员而言，有助于弥补知识盲点、开拓视野，在锻炼创新思维的同时，了解他们真正欠缺的信息，并与当下热点相结合，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出新的挑战。

“硬件设施”的对比

（一）学科课程设置

学科课程设置在中国出版教育中是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包含对学科称谓的探讨、独立设置专业的假想和理论与实践性课程的均衡安排三个问题。由于对学科定位认识的不统一，大多数教师认同“编辑出版学”这个名称，“出版学”次之，“编辑学”“传播学”的占少数。纵观全国高校，将编辑出版设置为二级学院的很少，比如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等，其他学校多设置在新闻传播学院和文学院下，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将其设在信息管理学院、南开大学设在商学院。在西方的院校中，将出版开设为专业已是司空见惯。英国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在1961年就设立了出版专业三年制文凭课程，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出版专业全日制文凭的课程，1997年至1998年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体系。

针对课程设置的问题，其实，每个学校的设置均不相同。从课程设置结构上说，中国大多数学校注重学生人文素质和文字功底的培养，以书、报刊编辑作为主干课程。汉语言文学的学习给学生打下坚实文字基础，相较于此，西方注重的是对经济类、管理类课程的设置，从开始就将出版学科从理论上与市场接轨，这类课程不仅数量多，而且针对性较强。同时，西方还及时结合时代背景，将数字化的发展策略引入出版教学中，极大地推进了学科发展的速度，使得数字出版人才不断涌现。我国高校理论性课程太多，约占总课程的60%-70%，虽说实践性课程也有，但由于课程繁多，反映出来的课程也是宏观性的，大多数学生真正实习还是要从头再开始学习。而西方的课程数量明显少于我国，更多的是实践性课程，其注重培养的是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教材使用

除了课程设置外，教材的选择使用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的大部分学校使用的教材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使用出版社的统一教材，另一部分使用自编教材。而在课堂上，教师往往不是照本宣科，更多是采用自己编写的教学大纲进行授课，以线索的方式将教材内容形成框架，学生有的过度依赖教师所给的框架而不仔细阅读教材，没有充分利用教材的价值。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出版业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需要与日俱增，但当下的教材中更多涉及的是纸质媒体的出版，缺乏新媒体素材的内容，并不能与前沿问题链接紧密。而国外的教材则较为灵活，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斯特灵出版研究中心，其编辑的教材没有过多的理论文字，而是将理论和前沿问题相融合编入材料，从而挖掘学生的能力。而在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学生会有自己的私人邮箱，老师们在每节课后，会在教学平台上定期地更新课件以及相关的网页和课外读物，学生利用这个强大的教学平台，真正做到课上引进门，课下自己修行的作用。

21世纪，新媒体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引起了传统运行模式的改变，中外出版教育模式的碰撞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出版业逐渐趋向数字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为了适应出版大环境的转型，培养出版人才成为首要任务，这就需要高校能结合实际情况，在调整教育理念的同时，注重学以致用的落实程度，吸取外国教育模式的精华，为我国出版产业培育优秀人才。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