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明诗透露的明代经济

明初的高启老头纂修过《元史》，是大学问家，他写过《采茶词》：“归来清香犹在手，高品先将呈太守。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意思是采茶的美眉边采茶边对歌，爱心萌动。但采茶人难饮好茶，高档茶得先献给高官品尝，剩下的由湖南商人异地收购。

且慢，湖南客贩茶，没那么容易，要有政府的茶引许可。古代盐、茶、铁、酒之类重要物资，一直由政府垄断专卖，严禁私下流通。比如商家要做茶叶贸易，由中央政府给产地府州县一定数额指标，商家找关系，交钱购买，待指标凭证（茶引）到手，才准许出境买卖。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工商业自然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安守其业”，缓慢发展了。

尽管发展缓慢，但还是发展了。诗人贝琼、张羽、徐贲，均曾代言当时的商业复兴情景，贝琼说“贾客晨冲雾”，张羽说“商船无数青山绕”，徐贲《贾客行》更称：“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显然，洪武末期和永乐时期休养生息的重农政策像一贴灵，医治了明初的坐骨神经痛，老百姓坐拥余钱余粮，购买能力和欲望大增。举国上下，商货纷呈，逐利的商贾朝暮转徙，工商业的繁荣咫尺可待。

岁月翻转到明代中后期，农耕技术提高，大兴水利，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利润驱动下，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常熟的布匹，一半以上卖给齐鲁大地;嘉定的棉布，远贩于河北、辽宁、山西、陕西。陆深在《江南行》中炫耀，“江南佳且丽，沃野多良田……东通沧海波，西接阖城烟。既饶鱼稻利，复当大有年。登眺何郁郁，井市互纠缠。商贾竞启关，逋流愿受廛。”薛瑄、李东阳、唐文凤忍不住惊叹：“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官船贾舶纷纷过，击皷鸣锣处处闻”。其繁华盛况，几令人眼花缭乱了。

明代手工业也没闲着，矿冶、纺织、陶瓷、印刷业等均颇具规模。盛泽等镇因丝织业而发展，景德镇以陶瓷著称，佛山则以铁器闻名。赵慎徽对朱泾棉布业有诗赞曰：“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

高启甚至在《卖花词》里展现了商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绿盆小树枝枝好，花比人家别开早。陌头担得春风行，美人出帘闻叫声。移去莫愁花不活，卖与还传种花诀。余香满路日暮归，犹有蜂蝶相随飞。买花朱门几回改，不如担上花长在。”卖花的小哥，不仅栽培技术牛叉，还热心教授美女种花秘诀，承诺售后服务。

明诗里的商贩地位

晚明香艳小说《金瓶梅》里的妓女李桂姐，一身好妖娆，穿着湘裙、白绫对襟袄、红罗裙、油鹅黄银条纱裙。在明代，这都是“僭越”服装，违规，不守本分。

李桂姐是妓女，妓女在皇帝面前没面子，是贱民，和商贩、仆役、奴婢、表演工作者一类。按照朱皇帝的规定，妓女和表演工作者被编入乐户，世代相传，不得更改，不得与官员、平民通婚（除非交付赎身钱并取得从良文书），其后代不准参加国考。商贩也如此，正德元年规定商贩、吏典、仆役、娼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有刘基写于元末明初的诗句“家家种田耻商贩”为证。

但农民靠耕田，日子渐渐难过，“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巨大的赋役压力下，守着半亩三分地，蠢！于是赶紧经商，缓解谋生压力，提升生活质量，于是商贾的地位渐渐咸鱼翻生。

王燧《商贾行》云：“扬州桥南有贾客，船中居处无家宅。生涯常在风波间，名姓不登乡吏籍。前年射利向蛮方，往来行贩越海洋。归来载货不知数，黄金绕身帛满箱。小妇长干市中女，能舞柘枝謌白苎。生男学语未成音，已教数钱还弄楮。陌头车轮声格格，畊夫卖牛买商舶。”为商多低贱，漂泊有风险，但架不住钱多，“黄金绕身帛满箱”，引得那些农民羡慕嫉妒恨，“畊夫卖牛买商舶”，卖掉耕牛，聚资购买商船，洒家也搞海洋贸易去也。

普通种田人一样耐不住贫困，万历《上海县志》里有一首《竹枝词》，“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老婆婆、小媳妇加入小摊贩的行列，清早就在街头叫卖棉纱，弄点儿小钱改善生活。

读书人也追求市场利益

《金瓶梅》里的读书人，混得牛掰的，有蔡状元、安进士，还没授官，西门庆就屁颠屁颠儿送礼。混得差的，是温秀才、水秀才。温秀才专爱小白脸，给西门庆干秘书。至于水秀才，承蒙帮闲应伯爵推荐，也不过是写写书信打打杂。

温秀才、水秀才们，没迈过国考那道坎，仕进无门，经济窘况，巨大的差距瓦解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读书人只好当师爷、做幕僚、干秘书、教私塾、开诊所、做商贩了。这就是古人所言的“治生”。

这里单来说说读书人弃儒就商。明辨义利历来是儒家重要的道德尺绳，放下架子经商，虽是无奈选择，但进入商场，却需遵循商家职业原则：喻于利。“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因科举不第而弃儒就商，在明代社会中比较普遍。袁宏道诗曰“海阳多贾人，纤啬饶积聚。握算不十年，丰于大盈库。富也而可求，执鞭所忻慕。金口亲传宣，语在《述而》处。师与商孰贤，赐与回孰富？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老袁所蕴牢骚不平，自不必言，却真是活画了士人“治生”的众生相。

穷书生最大的卖点，其实还是笔底诗文。于是作文鬻利，收取润笔，成为“治生”大法。话说唐伯虎因科场案受挫，曾作《贫士吟》，“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荒村风雨杂鸡鸣，轑釜朝厨愧老妻”。

常熟有个知识分子桑思玄，遇到某人求文，马屁拍得好，就是不掏钱。老桑对某人说，哎呀，兄弟，咱一生从没给人白作文，不给稿费咱笔底枯涩，不如你暂时在咱面前放一锭四五两的银子，等咱兴冲冲灵感来袭，一挥而就之后，再把银子还你？此事虽为笑谈，仍折射出收取润笔已为明代士人通习。

要吟诗，要雅集，要喝酒赏舞，要混个红尘逍遥，自是无可厚非。但面对“告饥”的妻儿，先得解决生计大事。这是一个男人、丈夫、父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