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当代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2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银子光景，由此也可知两淮盐商资本之雄厚了。

盐商们的商业利润，那就更为惊人。据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估计，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两淮盐商中的“运商”（负责运销的盐商，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盐商，称为“场商”），每年平均利润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利润高达2.5亿两。相当于当时6个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然而，如此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被运作成为发展生产的商业资本。这些巨商都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成长为资本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思考。

两淮盐商的财富，除了一小部分用于诸如救灾济荒、筑路修桥、抚孤恤贫、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外，一部分被挥霍掉了——如修建园林、购置土地、日常奢侈性消费等，但最大部分则是流向官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盐商们主动结交权贵、捐资买官，这类钱财估计数额不小，但难以统计，二是政府半强迫性质的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其数额极为惊人。据清代官方统计资料，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军需、河工、灾济、备公（指乾隆下江南用款）银子高达2850万余两。三是被管理盐政的官员和各衙门胥吏们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剥夺了，时称“脧削”，其数额更是惊人。据估计，乾隆时代盐商们交给盐政官员们的银子将近亿两，被胥吏们“脧削”的财富则有四五千万两。除上述三类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如皇帝还借钱给盐商，收取1分至1分5厘的利息，称为“帑利”。据估算，乾隆时代盐商们为此支付的银子有七八百万两。

尽管上述估算数据不可能准确，但盐商利润大量流向官方则是公认的事实。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商在乾隆朝结束之后就走下坡路了，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商业利润已逐渐被官方抽空，并没有多少财富可以作为生产性投资。

当富商们的财富被来自官方的超经济力量抽空时，他们即便考虑生产性投资也已不可能了。当然，商人们自身局限性也很突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运作资本用于投资以带动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想法。清代的制度土壤也使得这样的阶层无从产生，社会进步失去了源头活水，就只能停滞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