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玲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苏州大学 文学院, 广东 苏州 215123)



清代粤越两地汉籍交流与诗歌唱和

李杰玲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苏州大学 文学院, 广东 苏州 215123)

摘要:借助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清代广州和佛山的商业贸易飞速发展，与邻近的越南产生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与商贸活动，粤刻书籍颇受欢迎。广、佛两地书坊多，雕刻精良，价格便宜，而越南雕刻印刷业相对滞后，不少汉籍都来自粤刻。这与广州港口开放，海外贸易繁荣，以及清代的佛山作为木鱼书重要刊刻地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明末清初的政治移民、文人唱和、书籍流通等方式，促进了粤、越两地的文化与商业交流。

关键词:清代；广州；佛山；书籍；越南；文化；交流

广州位于南海海滨，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处，兼有河港、海港的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商业发达。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粤、闽、江、浙四海关之后，广州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封闭闽、江、浙三关之后，广州便成了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港口[1]。而佛山毗邻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四周环水，交通方便，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称其为“南北一大咽喉”。在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清代，佛山商贸因此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商贾夹道的贸易之城。从出土资料看，先秦时期，广东人就已经扬帆出海，春秋战国时广州已成为犀角、象牙等珍奇荟萃之地[2]。及至清代，广州与佛山商贸飞速发展，其中之一，便是出版业的发展，所刊刻书籍，远销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至今仍保存大量由佛山书坊刻印的书籍。

书籍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在17至19世纪的东亚汉文化圈，商业贸易与书籍流通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刘玉珺在对国内及越南现存越南古籍进行调查时发现，商业贸易是越南古籍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此之外，还通过广东的刻坊传入内地。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种越南古籍：《皇越地舆志》与《南圻六省地舆志》，就是由广东金玉楼刻印后，通过南圻堤岸的“和源盛”商号发往越南各地销售的。而且，现存的越南佛经有相当一部分是据广东印本翻刻的。可见，中越之间的书籍流通，与当时粤越之间繁荣的商业贸易密切相关[3]70-72。

下面，本文就以粤刻书籍为角度，略论清代广州、佛山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广东诗人、商人在越南的唱和之作。

一、清代广州、佛山刻书业的兴盛与越南的粤刻书籍

据有关学者考察，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即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清中叶开始，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了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4]。清代广州、佛山的木版印刷十分繁荣，所刻印的书籍声名远扬，畅销内地多省区和南洋多国。据郭汝城的《顺德县志》卷三[5]载，在顺德，从事雕版印刷相关行业的人非常多。清代的广州、佛山，以刻印图书作为商品流传，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大量涌现，这个时期，民间印刷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直至民国时期，仍呈现一派兴旺繁荣局面[6]249。广州、佛山书坊刊刻的书籍很多都销往越南等国，部分至今留存。

据刘玉珺在越南长期的调查统计，发现刊刻过越南书籍的中国书坊几乎都在广州或佛山，如粤东金玉楼、粤东佛镇金玉楼、粤东镇福禄大街天宝楼刊本、粤省佛镇文元堂、广东街广盛南、广东佛山近文堂、广浩源店发售、粤东字林书局、粤东荣和园、粤东陈村永和源、粤东陈村永和源、粤东佛镇宝华阁、粤东英文堂等等。她还发现，这些在广州、佛山刊刻的越南古籍以俗文学作品为主[3]124-128。这与佛山当时作为清代俗文学唱本木鱼书的重要刊刻地是分不开的。销路广、需求大，使得广州和佛山的书籍出版成为当时广东商人从事的重要行业之一。

据《广东省志·出版志》的统计，从现存图书来看，佛山主要书坊有占经楼、同义堂、宝华阁、天宝楼、芹香阁、吴文堂、华文阁、翰宝楼、文光楼、元吉轩、华文局、文林阁、翰文堂、天禄阁、金玉楼、三元堂、文盛堂等[7]。朱培建先生对佛山近文堂做了考察，发现其故址在舍人街、舍人后街，今佛山禅城区东方广场与福禄路交接处一带。由于佛山雕版的精良，清代广州一些书坊所用的雕版，也多在顺德马岗乡加工，如五桂堂、以文堂、醉经堂等[6]274。

其实，对刊刻于广州、佛山而销往越南的书籍，我国的文献类著作早有记载，如《贩书偶记》卷七著录《皇越地舆志》二卷，孙氏曰，不著撰人姓名，约同治壬申(十一年，1872)粤东佛山金玉楼刊。本书汉喃院所收本颇多。巴黎国家图书馆收有光绪九年(1883)金玉楼印本[8]。此类书籍还有：广东佛山天宝楼印于庚寅年(1890)的《如西日程》，由张明记(号梅庵，字世载)撰写并序于成泰元年(1889)，另有《白猿新传》、喃文书籍《李公新传》等。天宝楼在佛山福禄大街，是木鱼书重要的刊刻书坊之一。另外还有近文堂，所刻越南书籍有《训蒙一曲歌》二卷，为汉喃文幼童读本，绍治年广南举人阮得镌所撰，存广东佛山近文堂和文元堂绍治年间(1841-1847)刊本。近文堂刻本还有《林生林瑞传》等。近文堂还是木鱼书重要的刊刻书坊之一[3]124-125。上述书籍为越南人撰述。

广州、佛山书坊刻书受到越南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批广东商人前往越南经商。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记载:简照南，以字行，南海藜涌乡人……年十三，父故，诸弟俱幼，迫于生事，孑身赴东瀛，依其叔贩瓷业。简照南后来办口岸，稍有积蓄之后，改营航业，创立顺泰轮船公司，置巨舶往来日本、暹罗、安南，远及欧美各大埠。又如佛山人冼恩球，字友忠，自小就经商于越南，信义为邦人所重。另外，多所佛山书院兴起，多个文化团体先后成立，加上士子集结文社之风盛行，这些，都不同程度刺激了出版书籍的需求，促进了清代广州、佛山出版业的继续发展[9]。

广州、佛山的书坊刻书数量多，质量好，远销海外，但由于晚清及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竞争激烈，加上西方技术滚滚涌来，许多书坊相继歇业，但有些书坊生存了下来，并且借用了新技术新机器，改进了印刷质量。笔者根据现存古籍(可明确出版单位或出版地的)，就其中诗文类古籍，对晚清和民国初广州、佛山书坊及其所刊书籍做过整理[10]，发现晚清和民国初，广州、佛山的书坊和私人刻书单位还有宝文堂、伟文堂、广州通亚书局、丛雅居、南海伍氏粤雅堂、南海伍氏诗雪轩、粤东翰元楼、南海吴氏筠清馆、广州宝华坊、广州劬学斋、广州荔庄、南海劬学斋、顺德黎氏教忠堂、番禺汪氏微尚斋、羊城萃古堂、佛山多宝堂、广州超华斋、顺德简氏读书草堂、广州菊坡精舍、广州天成福记、广州前翰元楼、广州郭昌记、广州大成铅印、粤东编译公司。另外，广雅书局所刻书籍也有不少保留。

清代广州、佛山刻书业的兴盛可以从许多资料中找到证明，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称，当时佛山有书籍行和刻字行，书籍出版以前用木版印刷，近来多用点石或铅字排印，行销内地、西北江、南洋群岛。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盛时不下千人云，现大小二十余家”，而刻字行也为佛山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由于广州港口对外开放，从广州到佛山距离近、交通便利，因此，刻书所用纸张也随着进入广州港口的海外商船的增多，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载佛山纸行繁盛，有福建纸行、南北纸行和洋纸行，洋纸行的货物“多来自德国、日本，近来输入日盛”[11]。

此外，广州十三行的发展，使得许多商人富裕起来，有些商人不仅从商，也热心于书籍出版。如行商郑崇谦翻译出版的《种痘奇书》，介绍西方人接种牛痘的方法；又如潘正炜著《听帆楼诗钞》，并辑录刊发《听帆楼集贴》六卷，等等。在清代的广东，既是商人又是文人所从事的既是商业行为，又属于文化事业的书籍出版活动，无疑是一道具有浓郁的粤地色彩的风景。

二、清代广东、越南的人员往来与诗歌唱和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清代广东与越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频繁的交流。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彙编边裔典第九十四卷安南部引《大清会典》，顺治十八年，广东巡抚奏称安南国网黎维祺差官奉表投诚，礼部题准照琉球国例，颁赐敇谕一道。又，康熙四年题准安南国贡道由广西凭祥州起送。康熙七年，题准安南国人员归国，差司宾序班一员伴送至广西，交该抚差官护送出境。越南贡使回国途中，常由两广官员一路轮流护送。在这一过程中，两地人员往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陈耕和所言：“清初广东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通过人员迁移而得以实现。”[12]

人员往来主要是朝廷官员、商人和文人。当然，他们往往兼具官员和文人，或者商人和文人的身份。其中，越南人员的到来，通常是朝廷官员进贡，由两广进入，而清朝人员赴越，除了明清易代之际大批的政治移民之外，就是从事航运贸易的商人。

清代广东与越南的人员往来最主要的方式，可以说是广东的政治移民。有关学者指出：“越南华侨史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移民较多。中国的每一次王朝变更，几乎都有大批旧政权的拥护者南迁越南。宋朝灭亡、明朝灭亡最为典型，这些南来的政治移民尤以广东一带为多。”[13]比如，雷州人郑玖及其子郑天赐移居越南河仙镇后对该地进行了富于广东特色的开发。

郑玖是为逃避国内明清争权之战而避难于越南的。郑玖传曰：“明亡，清人令民薙发，玖独留发而南投于真腊，为屋牙。”[14]郑玖开发了河仙镇、奠定其物质基础后，郑天赐继承父业，进一步发展河仙镇的文化、教育、商贸。郑天赐统治期内河仙镇的情况，可参考《清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裔·港口，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国内多崇山，所辖地才数百里，有城以木为之，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王蓄发戴网巾纱帽，身衣蟒袍，腰围角带，以鞾为履，民衣长领广袖，有丧皆白衣，平居以杂色为之，其地常暖，虽秋冬亦不寒，人多裸而以裳围下体，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其风俗重文学好诗书，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有义学选国人弟子秀者及贫而不能具修脯者纮诵其中，汉人有僦居其地而能句读晓文义者则延以为师，子弟皆彬彬如也。”[12]引人注意的是，郑天赐在河仙镇建造招英阁，招纳四方文人贤士，诗酒唱和，提倡文教，河仙镇一时文教兴盛，远近闻名。根据出生于河仙明乡的乡土史研究专家东湖先生(本名林晋濮)，据家谱记事和《河仙十咏》中天赐之序指出，招英阁即河仙镇的孔子庙，既是郑天赐与诸儒谈论的地方，也是诗社所在地。

诗社最重要的成果，是《河仙十咏》的刊行。《河仙十咏》是由郑天赐发起的、对河仙镇十景的吟咏之作，每人和诗10首，共有32人，总计320首诗，结为一集。郑天赐在《河仙十咏》的自序中说：“安南河仙镇，古属遐陬，自先君开创以来三十余年，而民始获安居，稍知栽植，已卯夏先君捐馆，余继承先绪，理事之暇，日与文人谈史论诗。丙辰春粤东陈子淮水航海至此，余待为上宾，每于花晨月夕，吟咏不辍，因将河仙十景相与属和。陈子树帜骚坛，首倡风雅，及其返棹珠江，分题自述，承诸公不弃，如题咏就，汇成一册，遥寄示余。”可知，《河仙十咏》的撰成和刊刻、传播，功劳最大的是粤东(即广州)诗人陈智楷(号淮水)。丙辰年(1736)陈氏访问河仙，逗留约半年，期间得到郑天赐的厚待，他们一起咏唱河仙十景。回到广东后，郑天赐以陈智楷为媒介，联系了以闽粤为中心的华南诗人群，得到了这些诗人的唱和之作。陈智楷收集好这些唱和诗歌之后，寄给了郑天赐。也就是说，集中大部分诗人并未亲自到过河仙，观赏十景[12]。

笔者根据陈耕和先生搜集的资料，整理唱和《河仙十咏》的诗人的籍贯，其中，广东籍诗人如表1所示(共8人)。

从表1可以看出广东文人与越南华人之间的密切来往。正由于河仙镇具有浓郁的粤文化色彩，并且很多广府语系的商人来此经商，所以河仙镇又被称为“小广州”。

表1　《河仙十咏》中的广东籍诗人

①陈耕和先生认为，此“紫水”指广东省北江上流的紫洞水，而非甘肃省武都县东的紫水。他参考了臧励龢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辞典》。今从此说。

②此“鉴水”指广东茂名的鉴江。

此外，有不少广东籍官员、文人出使越南，并作了诗文集。如邓廷喆(？—1731)字宣人，号蓼伊，东莞茶山人，他出使越南途中的吟咏之诗、与越人的唱和诗等结集为《皇华诗草》。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中收录了关于邓廷喆的作品和生平介绍。此不赘述。

在赴越的清人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即禅僧，他们既不同于使臣，也不同于商人，但他们到越南传教这件事，本身就是粤、越文化交流的生动例子。他们在越南的见闻，和在越南期间有意无意间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都是不可忽视的。其中较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广州长寿寺住持大汕和尚赴越之行。

大汕应越南顺化政权阮福周之请，渡海赴越，在顺化、会安一带居留一年半，于次年秋归粤。大汕原姓徐，号石濂，江苏吴县人。大约中年以后，来到广州，以“学问僧”的面目出现于当时广州的官绅、士人间，骗得盛名。大汕交游日广，声势日盛，酒色财货，纵情享乐，渐渐为人诟病。清人王士祯《妖僧大汕》：“广州有妖僧大汕者，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贱，或云曾为府县门役。性狡黠，善丹青，叠山石、构精舍皆有巧思，剪发为头陀，自称觉浪大师衣钵弟子。游方岭南，居城西长寿菴，而日伺候诸当事贵人之门……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宝之属，直且巨万，连舶以归。”[15]137王士祯指出大汕和尚去越南，主要目的其实是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谋利。

汪兆镛所作《记大汕》则曰：“大汕字厂翁，又号石濂，亦字石莲，长寿寺僧，与屈、陈、梁三子交。一时名流杜于皇、吴梅村、陈其年、魏和公、高澹人、吴园次、宋牧仲、万红友、田纶霞、王渔洋、黄九烟诸老，皆与唱和。”[15]附录137

虽然清人对大汕和尚褒贬不一，但他的越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粤文化的作用，并且，他把在越南的见闻撰成《海外纪事》一书，回到广州后刊刻发行，书中所载越南事宜，有助于粤人认识越南文化。如其《初抵大越国诗》中的几首：

巨洋寒雨满征帆，到岸初春著夏衫。墟上蛮歌声呖呖，庯中调笑语喃喃。番军杂沓沙千里，王使来迎书一函。自古东南传地缺，落霞仍有万山衔。

瘴气频蒸漠漠天，木兰风度满溪湾。近村人语烟中竹，隔岸鸡鸣云里山。画浆水翻红袖去，奇南香赠绿衣还。官家几处倾椰酒，归路松灯照醉颜。

漠唐开拓贡前朝，几代雄图即次消。定远歌残关塞月，伏波声震海天朝。春深野草纷纷合，夜静灵旗往往飘。晓望长林争岸出，山川一半是渔樵。[15]9

诗中展现了亚热带地区的风光，以及越南临海多以渔樵为业的特点。另，大汕所作《操象行》则更具越南风情：

国王一一修供养，艤舟晨请看操象。曙色林烟未辨花，浅濑蘋风吹荡漾。十里已到演武场，四边人立如堵墙。衮龙高坐披发主，锦袍侍卫神飞扬。大越象即冀北马，肉蹄蹴踏常被野。遣熟驱生雌制雄，饥之渴之鞭捶下。调来荏苒经数旬，国家养象胜养人。日食豆粟各一斛，刈蒭军士还苦辛。[15]43

从诗中可知，当时越南重要的代步工具是大象，朝廷投入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来驯象。而越南底层百姓生活艰辛，过得甚至不如一头大象。又如，大汕在越南所作的《怀陈广州》诗，有助于粤文化在越南传播：“昔日五仙骑五羊，今朝五马驾黄堂。仙人虽去岁长稔，太守自到民乂康。广州覈县一十七，连山枕海萑苻窟。当宁经营数十年，闾阎耕凿事粗。忽逢大水天降灾，我公此日下车来。淋漓路冕往安集，中宵蒿目空徘徊。稻田谷熟浸糜烂，亦无荔枝与龙眼。尚传宝玉此乡多，使槖金装上鱼贯。石门泉脉草离离，明珠翠羽至今悲。几度经过动怀古，清风常匝大夫祠。”[15]50介绍了广州的五羊传说，盛产稻谷，还提到了岭南特产荔枝、龙眼等等。

两国人员往来还有一种类型是越南人长期寓居在两广地区，不仅熟习汉文，并且交了不少两广的朋友，回到越南后，他们就把在两广地区所作汉诗文结集发行。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与两广发生密切的联系。如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安南阮敦仁乐山所作的诗歌抄本《道南斋初稿》,作者阮乐山幼年就流离到中国，在中国创作了若干诗歌并结集。书中另有广西临桂人胡长庆序。

又如，明命帝继位初年(1819)，遣使入清，以吏部参知吴位(吴时位)充正使。次年，吴位卒于广西南宁，但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北使集——《梅驿诹如文集》，收录了他出使期间创作的93首诗及12篇赋文等，内容多为题咏途中名胜以及与友人的唱和之作。

除了上述两例之外，出使清廷进贡的越南官员可以说是越南方面人员往来的主要方式，这些使臣大都具备优良的汉文学素养，他们在出使途中多与清朝官员、文人唱和，比如景兴庚辰年(1760)越南学者黎贵惇出使清朝，他于景兴四十一年(1780)将自己使清期间的活动记录整理成《北使通录》，记录了出使行程、使团成员、所携贡品、朝见礼仪、与清臣的交往、清朝官员的诗文等等。

其中，不少出使清廷、具有优良的汉文学素养的越南官员，其祖先多是从广东或者福建移民到越南的。如越南嘉隆元年(1802)阮朝建立，五月派贡使入清，吴仁静时为兵部右参知，任如清副使。吴仁静(？—1813)字汝山，其祖先为广东人，南投越南嘉定。史称其“有才学，工于诗，起家为翰林院侍学……文学该博，好吟咏，尝与郑怀德、黎光定唱和。有《嘉定三家诗集》行世。”[16]今存有吴、黎二人的北使合集，首部为吴仁静的《拾英堂诗集》，收录其出使时所作的唱和诗81首。相关的例子还有许多，兹再举几例如下：

越南学者潘清简(1796—1867)于明命十三年(1832)迁户部员外郎署承天府府丞，复进为鸿胪寺卿，充任副使访华。潘清简先祖为中国人，此次使华，有题咏、即景、自叙、怀古、唱和等各类诗147首，结集为《使程诗集》，其别集《梁溪诗草》也收录了他的北使之作。

1833年，汝伯士(1787—1867)，字元立，如粤公干，所作诗文以及中国友人的赠答诗，由其子汝以姮编辑为《粤行杂草》一书，又名为《元立粤行杂草诗》、《汝元立粤行杂草》，现存有四种抄本。

李文馥(1785—1849)，字邻芝，号克斋，河内永顺人，祖籍福建龙溪县西乡，他曾多次到华公干，三度如粤，共有八种北使诗文集传世[3]303-306。李文馥合编出版为《粤行吟草》，其自序曰：“岁癸巳，广东水师中营外委梁国栋、右营外委樊耀陞领兵七千人，乘战船一艘出洋哨捕，以风故，收泊于我国茶山澳……蒙恩旨赏给银两，品物有加。令有司修其战船……分乘平字一、平字七两大船，护送回粤。”[17]序阮圣祖明命十三年(清道光十二年，1832)冬，中国广东水师的一艘战船在出洋巡逻时，因遇风浪而被迫停泊越南海岸，次年，阮圣祖派遣李文馥等人护送船上官兵由海路返回广东，此后，李氏等人在广东停留了大约半年，《粤行吟草》收录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诗文作品。巽甫所作《书后》曰：“是集，盖初适粤辰作也。酬应品题，笔墨浩瀚。其为粤中诸名士所推许。”[17]102看来越南使臣的汉诗创作也受到了清代文人的肯定和赞赏。

在清代中越之间漫长的政治、商业交流中，粤、越诗人间的唱和一直很活跃。如上述李文馥，他对于结交内地人士非常热心，船才到广东虎门境内，便向人打听当地名流，逗留广州期间，他主动认识并融入当地文人群体，结识了缪艮、梁玉书、刘墨池、梁钏等人，并热情地与他们唱和。他还与当地文士冯尧卿有诗赋之交，在冯尧卿所作的《粤行吟草序》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唱和诗是越南使臣、文人所作的汉诗文集中数量多、地位重要的部分。与清人的唱和不仅受到越南使臣的高度重视，被编辑成各种诗文集，而且也受到中国文人的关注。现存的《中外群英会录》就是由时在广东的诗人缪艮编辑而成。书中主要收录清朝文人与李文馥、汝伯仕、阮文章等越南使臣的唱和之作。

可见，在粤越之间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中，诗歌起着重要作用，双方对唱和诗的重视，促进了书籍的印刷和传播。而清代粤、越文化交流、诗人(包括官员、商人)的诗文赠答也离不开清代广州、佛山出版业飞速发展的历史背景。

参考文献：

[1] 蒋祖缘.清代佛山商人的构成及其对商业的影响[J].广州研究,1987(8)：54-57.

[2] 刘波.广州海洋文明遗迹与文物[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3]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程宜.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12(1)：81-86

[5] 佚名.顺德县志[G].佛山市图书馆，清咸丰六年(1856)刻本.

[6] 朱培建.佛山书坊与木鱼书[M]//曾赤敏.佛山藏木鱼书目录与研究.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249.

[7] 佚名.广东省志·出版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8] 何仟年.越南传入古籍略考[J].文献,2003(2)：257-261.

[9]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400-406.

[10] 王惠君.佛山市图书馆古籍目录[M].佛山：佛山市图书馆，2009：225-281.

[11] (清)吴荣光,等.佛山忠义乡志[M].道光十年序刊：卷六.

[12] 陈耕和.河仙郑氏的文学活动，尤其关于河仙十咏[J].东京：史学(第四十卷第二、三号)，1967(11)：149-211.

[13] 牛军凯.东南亚华侨与广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6.

[14] 佚名.大南列传前编[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语学研究所影印，1961：卷六.

[15] (清)大汕.海外纪事[M].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 佚名.大南正编列传初集[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语学研究所影印，1962：卷十一.

[17] 葛兆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三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王玉燕)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Book and Poetry Responsory between Canton and Vietnam during Qing Dynasty

LI Jie-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Guangdong, 510303; College of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P.R.China)

Abstract:Trade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developed quickly with the help of convenience water traffic during Qing Dynasty, and they had close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Vietnam 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business exchange. There were a lot of publishing houses in these two cities, together with cheap fine carves easy for sale. That’s why books from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were popular in Vietnam. There were a great number of Vietnam books printed in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mentioned above. This phenomenon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pening of Guangzhou 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Moreover, Fosha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blishing places of Muyushu. People-to-people contact occurred between Guangdong and Vietnam, mainly by means of political immigration at the change of times, business trade and poetry response, which we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laces.

Key words:Qing Dynasty; Guangzhou; Foshan; books; Vietnam; culture; exchange

收稿日期：2016-03-07

基金项目：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诗纪事续编》(13JJD750006)；广东第二师范学院2013年博士专项科研课题《日本所藏广东清诗文献整理与研究》(2013ARF20)

作者简介：李杰玲，女，广西梧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苏州大学中国文学流动站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2-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