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汉剧票友与“玩票”

2016-06-13郑维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郑维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民国时期的汉剧票友与“玩票”

郑维维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汉剧兴起于清代，民国时达于繁盛。推动汉剧繁荣的不仅是汉剧的艺人们，还有十分活跃的汉剧票友及其玩票活动。玩票需要金钱与时间投入，故票友均有钱有闲。票友在玩票中同声相求，自然形成自己的组织，即票社。汉剧票友在票社内切磋技艺，在舞台上自娱自乐，并且积极参加义演等社会活动，服务于社会，弘扬汉剧，从而构成武汉近代市民生活的面相之一。

［关键词］民国；汉剧；票友；票社；玩票

汉剧兴起于清代，民国时达于繁盛。推动汉剧繁荣的不仅是汉剧的艺人们，还有十分活跃的票友。当前学术界关于汉剧的研究本来就十分薄弱，对于汉剧票友的研究更是近乎一片空白。然而，探求汉剧与民国时期武汉市民生活的关系，不可不研究票友。他们不是艺人，但却和汉剧界有不同一般的联系；他们的身份是市民，但却又是汉剧的热心传播者和造势者。本文以40年代的武汉地方报刊杂志为资料来源，尝试从社会史视角研究民国时期的汉剧票友及票友活动，以期增加对民国时期汉口社会生活的认识。

一、汉剧票友的成分

“票友”一词，起源于晚清，指的是“不以演剧为业而偶以戏行乐之子弟”[1]，或“不以优伶为职业，以道乐而学戏剧者”[2]123。1946年9月13日，《汉口导报》发表署名“起”的文章《票友始于前清末叶》，文章追溯票友的缘起，细致描写了票友的大致情状以及“票友”一词的来历：

票友始于前清末叶，时士大夫每有嗜戏剧或八鼓等杂技者，思粉墨登场一试个中滋味，因设立消遣处所，分职排演清唱或彩唱，如遇知交，欲聘登台扮演者皆须楷书红柬请帖，恭请消遣，于是被邀者始允登台焉。个中人呼请帖为票，扮演者即呼为票友矣。[3]

汉剧的票友，最初的形态是“玩菊”。“玩菊”一词约出现于清道光以后。湖北戏曲研究员万生鼎诠释说：“一些文人雅士，每年秋季相为邀约聚会，赏菊饮酒，清唱汉剧而自我娱乐。清唱的形式是围桌而坐，桌上摆设名贵菊花品种，清雅芳香，参加者引吭高歌，称‘玩菊’，又名唱‘围鼓’，实际上是民间的一种业余文艺活动形式。”[4]133到民国时期，“玩菊的名称逐渐变成了‘玩票’、‘票友’”[4]134。

“玩票”虽然是一种民间业余文艺活动，但绝非等闲之辈可以玩得起，而是需要有钱与有闲。首先，票友“玩票”，演唱时的伴奏、化妆、服装、人工方面的开支都需自掏腰包。其次，“票友演唱时，当必赏封于前后场面执事人，演一次戏，辄出资若干，所谓耗财买脸是也”[3]。再加“玩票”亦须定期排演，需要付出大量时间。这些经济和时间上的大量支出，寻常人一般无法承担。如清同治前后，崇阳围鼓班“参加的票友多系地方上的绅士名流，有燕秋槎（县主考官，汉阳人）、王少华（衙门班头）、沈昌五（拔贡）、吴玉麟（廪生）、田燮臣（秀才）、雷海山（留日警官学校学生）、汪海清（大老板，工十杂）、阮大春、吴菊生等”[5]34。民国时期，大批有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如公务员、律师、医生、报人等充实到票友队伍中来，成为票友中的中坚力量和票界的主体。如答恕之，汉口医界闻人，同时创办报纸如《太阳灯》、《戏世界楚风》、《汉口导报》等，生平酷爱汉剧，演《探母》之太君，工稳有味。扬铎，民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历任汉口青年会总干事，南京国货陈列馆馆长，湖北烟酒税局长。工老生，其唱做功夫，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殷汉卿，从业邮务，1920年代中期开始票戏，习老生，能演出多种戏，演来异常生色，不同凡响。其他各行业之商人，举不胜举。

（表1）　　民国时期汉剧著名票友一览表①该表据《汉口导报》登载资料所整理。

这些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在武汉市民生活中极具影响，为万目所瞻望、所羡慕。他们的“玩票”，自然在武汉市民的眼中成为一种高尚之举、清雅之举，纷纷加以模仿，其结果是扩大了汉剧的影响，推动了汉剧的普及和传播。

二、汉剧票友的组织

汉剧票友“玩票”，同声相求，互为奥援，自然形成自己的组织，即票社。

民国时期武汉的汉剧票社很活跃。《汉口导报》于1947年12月与1948年元月相继报道说：

迩来本市汉剧票社之兴起，有如雨后春笋，顷继国风剧社成立后，又有一联声票社创立，刻已筹备就绪，拟于明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内部推定邵文斌为社长，张耀卿为副社长，业觅定本市桥口牌楼街三十五号位社址，并聘徐继声为顾问，闻登记入社者殊多云。[6]

本市武圣庙水旱码头暨附近粮食行帮各同仁所筹设之“武圣汉剧票社”，原为汉阳武圣庙“汉光票社”改组而成，负责人有文卿、陈道德等数十人，暂推刘明谦为社长，社址设于武圣路河口竹篙业同业公会，入社者极踊跃，训习更形勤奋，近聘廖玉亭为教师，不日即将正式成立，改选社长云。[7]

汉口邮务公会自张恩泽理事长以来，对于会员娱乐，极力举办，除已成立平、话两剧社外，近又组办汉剧社，并由全体公推殷汉卿为社长，梁振东，陈少如，李福香，刘明凤，卢启发，孙佩棠，王昆山，陈立坚等为各部主任。定于月之十八日开成立大会，并欢宴武汉各汉剧社参加指导云。[8]

从以上报道可见，票社有社址，有社长，有副社长与主任，社员须登记入会，票社在社内开展汉剧训习，并聘请顾问加以指导。

汉剧较知名票社有新军菊班票社、怡怡票社、三余票社、楚风票社等。怡怡票社是其中较有影响者。

怡怡票社的前身为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剧社。1921年，怡怡票社由演文明新戏改变为提倡汉剧，由扬铎主持。据扬铎回忆，“一时票友云集，汉剧中的中心人物如傅心一、余洪元诸君亦时常莅社指导，成为汉剧的唯一的票房”[9]110～111。其后，怡怡票社发生变故而解散，但社散票友不散，他们深怀对票社的感情，于1927年在汉口楚班巷汉剧公会内重新成立怡怡票社。社长为孙伯文，主管事务杨善屏、蔡堃安等。票社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汉剧票友中的佼佼者，力量雄厚，行当齐全。其宗旨是复兴汉剧，提倡汉剧。常与汉剧名角一起化妆挂衣登台演出，为公益事业募捐。怡怡票社的实力，不亚于一个汉剧戏班，“行当齐全，场面具备，并聘有汉剧著名伶工长期‘说戏’‘走场’，历次公演，殊获佳誉”[10]。

票社接纳成员，对其技艺水平有一定要求，如楚风票社，“社中票友，据说都是些‘铁噪’‘锅喉’之人，没此硬本领的便休想掺了进去”[11]。怡怡汉剧社接受票友，在数量上有限制，如1947年5月，怡怡汉剧票社征求社员，“名额限定二十人”[10]。显然，只有具备一定汉剧素养并“酷嗜此道”者，才能通过“谈戏”被接纳。

汉剧票社除定期演练，还延请汉剧著名艺人到场教戏，如怡怡汉剧社，“聘有汉剧著名伶工长期‘说戏’‘走场’”[10]，“汉剧中的中心人物如傅心一、余洪元诸君亦时常莅社指导”[9]。汉口汉声票社，“聘名师练习彩排各项”[12]。汉风社1948年为助学义演排有两出戏，“为排练纯熟起见，特由孔伯樵代请伶工李彩云说戏”[13]。

汉剧票社内部经常举办清唱活动。如汉声乐艺研究社，“有男女社员六十余人，每星期练习一次，一月以来，成绩斐然。昨日，该社全体成员在某社员私寓举行第一次演习会”[14]。汉风票社在乔迁新址时，“该社所有票友，各尽所长，互奏佳句，一时云集嘉宾，莫不皆大欢喜”[15]。1947年，怡怡与楚风两社，“以汉剧名宿吴天保前此返里，及于占元、于素秋此次初来汉上，爰张盛筵，借叙桑梓之情，复尽地主之谊，并邀有武汉闻人杨庆山先生及本报社长等。宴后尝作清歌，有鲍炎卿、刘瑞卿二君之《法场换子》及吴天保君之《哭祖庙》，其宾主始尽欢而散去”[16]。

票社外出演唱，只接受酒宴，不取任何报酬。票社平时彩排、演出以及聘请汉剧名角到场指导、教戏等费用，均为票友自筹。即使是赈灾义演，演出费用也由票友负担。1935年，大风票社为湖北省水灾义演，决定“后台一切开支，并自行担负，绝不动用所筹之公款”[17]，“是日所有一切耗费，悉由该社担负，以所收入之款，扫数赈灾”[18]。同年，怡怡假座新市场新舞台筹赈，“大衣箱及开销酒资杂用等费，均系社员担负”[19]。

汉剧票社的活跃与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武汉戏剧界的一大景观，为其他戏种的票友所艳羡。京剧票友朱衣曾说：“汉剧票友功夫学历及组织，实出人意料。唯京剧票友，殊不闻有若何团体。林震遐、陶翰翔二君，略有成就，汉上便无人可教其戏，其他票友则有甚封自步故者。余聆汉戏票友之余有感焉，深望京戏票友组织一完好票房，至异地约二三教师……料必大有成就也。”[20]

三、汉剧票友的社会活动

在武汉都市生活中，汉剧票友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不仅仅是在票社内切磋技艺，在舞台上自娱自乐，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汉剧。

（一）参加各种义演

义演是一种演艺圈特有的公益活动，即艺员进行表演，将演出收入献给公益事业。民国时期的票友虽非专业演艺人员，但遇有义演邀请，都义不容辞的参加。汉剧票友李敦富曾说：“我绝对不希望出风头，玩票是一樁清高的消闲，但遇到义演的事，那是义不容辞的。”[21]清高的休闲和义不容辞的参加义演，两样几不相干的内容相互兼容于一体，所体现的是脱俗的人格和热心社会的责任意识。

民国时期汉剧票友参加的义演不胜枚举，其主要类型有助军义演、助灾义演、助学义演等。兹从武汉当地报刊摘录相关报道如下：

1947年10月2日，《汉口导报》报道：“省民教馆主办之第二届敬老会，定于今日上午九时在该馆民众会堂举行。……下午一时起且有汉剧助兴，剧目为‘状元谱’，‘九锡宫’，‘二进宫’等剧，除本市怡怡社各名票外，并邀汉剧名宿吴天保君暨本报答社长参加云。”[22]

1948年1月2日，《汉口导报》报道：“武汉各界助学运动，自本年九月间发起，……获得怡怡、国风、汉风诸汉剧票社，各大名票，以及素具盛誉的汉剧泰斗吴贤华先生，及汉剧界同人，在自我努力与人合作的共同信念下，即将为助学运动与地方戏剧改进，联合公演了，日期定在下月二日起，地点假本市民众乐园大舞台，票价荣誉券每券为三十五万元，堂厢每券十五万元，楼厢每券三万五千元。”[23]

1948年1月8日，《汉口导报》刊发《名票助学义演》的报道：“名票助学义演：杨耀武、彭荣华、江晓安、李玉阶、朱鸣扬、皂角居士、万连城、萧绍男、禹维贤诸先生，蔡陶隐女士，名票名伶一致动员，看戏助学两全其美。”[24]

1948年1月19日，《罗宾汉报》报道：汉剧票友阮智清“发起汉剧票社联合会，计参加者有国风、汉风、邮务、复汉、汉光等五家……商讨冬赈义演事宜”[25]。

参与公益活动，助学、赈灾、敬老，体现了票友的社会责任感，也彰显了民国时期武汉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市民的公众意识。

（二）弘扬汉剧

汉剧票友之玩票，不仅仅出自于个人喜好，在他们的意识深层，有一种弘扬汉剧的庄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诚如汉票蔡堃安在谈到汉剧复兴时说：“我们汉票同人愿尽全力以赴使汉戏重现光辉”[26]。怡怡票社的“全体社员”便是“预定抱伟大愿望，决计敦聘名教师，努力致习，并对汉剧犹以阐扬倡导为己任，斯诚为复兴汉剧之好音。”[27]票友李敦富，更为酷嗜汉剧之热忱份子，“奋身协助汉风成立，其苦心扶植汉剧当可想见”[21]。

汉剧票友还通过电台播唱汉剧、灌制汉剧唱片等方式来扩大汉剧在观众中的影响。

汉口广播电台……晚间九时半，邀请汉剧怡怡、楚风两票社，联合播音唱汉剧，计有朱明扬、皂角居士之“捉放”，李玉陔、江晓安之“教子”。本市汉剧迷爱好蹦蹦者，当可大饱耳福矣。[28]

汉口的秋风，并不曾显得萧索的景象，这应该感激戏剧业的点缀。汉剧票界的朋友们，也不甘示弱，接连几次在广播电台播送佳奏。[29]

汉剧名票阮智清，江晓安，耿先声等为切实协助改进地方戏剧，除集名伶名票多人隔日在汉口广播电台唱名剧，灌制佳片借广宣传外，近更拟就袜业公会（前楚风社原址）扩大组织，更名“国风票社”，务使具有历史价值之汉剧，不仅弥漫三楚，且以之蔚为“国风”，以光艺坛云。[30]

围绕弘扬汉剧，传承汉剧，推动汉剧发展，民国时期的汉剧票友多有贡献。

答恕之，民国时期汉口的一名医生，“提倡汉戏，不遗余力”[31]，不仅亲自写作剧本①吴天保红极一时的《斩经堂》，即出自其手笔。，而且创办戏班，革新汉剧，促进汉剧发展。1936年，答恕之与吴天保合办时代汉剧社，演出场地在新市场大舞台。创办伊始，答恕之即订立了革新措施，如“废除小账‘把子’，不准卖茶卖座烟”[32]，“在大门口直接卖票，减除重繁手续。栅子不用挡手，招待尽用女子。有一个座便卖一张票，绝不乱加座位，茶房不准勒索。废除开锣垫戏，开锣便是角儿登台”[33]。答恕之的革新措施，对于汉剧改良，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汉剧名票扬铎（1893—1967），湖北夏口（汉口）人，受其父亲影响，一生嗜戏如命，他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剧本，并积极从事汉剧史研究。他在《汉口小报》上刊发《汉剧丛谈》，首次初步勾勒出汉剧发展的历史。其后又著述《汉剧史考》、《汉剧皮黄考》、《汉剧正错》、《汉剧传统剧目考证》、《汉剧角色考》、《汉剧六十年在武汉》等，为汉剧研究奠定了基础。

票友是汉剧的热忱拥趸者，也是汉剧的最佳诤友，他们热心观剧，也积极开展剧评。他们的批评，为汉剧艺人改进演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如汉剧坤伶严玉声因为演出中的扮相“雌雄莫辩”激起了票友的批评，严玉声诚恳接受意见，加以改正。齐天在《罗宾汉报》上著文说：“尤有一事，值得揄扬嘉奖者，即一种‘长头发’、‘金首饰’毛病，完全革掉，不似从前值雌雄莫辩，讨厌观众。玉声能接受评戏者之忠告，实具艺人之风范”[34]。又如票友耿人情，著文批评汉剧演出中的种种恶劣：“严炳奎饰《凤仪亭》之董卓，对貂蝉云：‘老夫得了天下，封你做总统夫人。’这样不近情理，是汉剧的污点与耻辱。……余如饰小角的，拖鞋撒袜，跑龙套的，赤脚短裤，打赤膊，穿领褂，一触眼帘，使人早有三分不快，深望当选的诸位，随时纠正、监督。并希望大文学先进，热心指导，使汉剧前途发扬光大。此为本人代表汉剧票房同人，所深切望盼者也。”[35]这些批评，熔铸了民国票友对汉剧的一片深情，正是因为有票友一路相伴，一路喝彩，一路督促、一路推动，汉剧方日益发展，蔚为盛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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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新刚.汉剧票房兴隆，武圣票社即将成立[N].汉口导报，1948-01-02.

[8]邮务汉剧社成立[N].汉口导报，194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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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怡怡汉剧票社征求社员[N].汉口导报，1947-05-20.

[11]票房面面[N].汉口导报，1947-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