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聂雪冰 谢　姣



我讲他的故事 你悟他的情怀

本刊记者/聂雪冰 谢姣

作者单位/中国医师协会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不仅是良医，更是良师，还是益友，他是青年医生们的引路人，更是患者们的精神支柱！这位医者如同诗圣杜甫笔下的诗，锤炼精纯，其医术如韵辙般严谨，其医德同词采般精纯。采访过程中，他从未提到“人文”二字，但他的精神却无一不诠释着一位医者心中的医学人文。

做医生——人赞回春手

在好大夫网站上，仅2016年3月1日这一天，龚老师主页的访问量就达到一万多次，患者为他写感谢信非常之多，语言朴实无华，心情更是激动万分。

“用恩人这两个字来称呼您，是我此时最想表达的心情，谢谢您！龚主任，我儿子是不幸的，但是他又是那么的幸运，可以遇到您这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好医生。孩子右耳严重的耳蜗畸形，是您给了他听见世界的机会，左耳的胆脂瘤，也是您的妙手回春，让他消除了身体里的定时炸弹，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说一声，真心感谢您，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全家幸福安康！”

“我和家人对龚主任的感谢真的已经不能用谢谢二字来表达，他不仅治愈了一个学生的耳疾，更是重建了她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

在龚老师治疗的病患中，有很多是已经走过无数家医院、看过无数名医专家，最终却在龚老师这里治疗成功。

2008年10月，龚老师收到一封来自山东某农村小学教师的邮件，这位患者18年来四处寻医问药，遍访了大江南北，走过全国30多家医院，咨询过两百多位专家，看过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甚至心理科。邮件中她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描绘，并写道：“您一定要救救我！”龚老师告诉她门诊时间，得知她挂不上号，又告诉她，“没关系，你来，我给你加号”。“当时我非常震惊，这位患者提着两大袋子胶片，得有好几公斤重”，龚老师回忆道。这是龚老师接触到的第一位严重的搏动性耳鸣患者，其严重性在于从外界都能听到客观的跳动声。他接触了这位患者后，立刻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说：“这个病人，从外界都能听到的客观性耳鸣，一定有其解剖学原理，一定要找到。”经过CT检查，发现在硬脑膜的浅静脉和乙状窦之间有一个异常的交通支，而后通过造影，证实了CT中存在的情况。龚老师建议患者住院，开颅手术。过了一个月，11 月18日安排手术，手术只用了一个小时而且非常顺利。当龚老师走进病房查房时，这位患者已经完全苏醒，她立刻跪在地上，含着热泪，说：“龚主任，我耳朵不响了。”这几个字被一个个地说出来，对于一个驱走了18年病魔的患者来说可谓是如重生了一般。而这也是龚老师做的第一例这样的手术，机缘巧合，龚老师到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针对搏动性耳鸣做了一期节目叫《蹊跷的耳鸣》，随之全国各地的搏动性耳鸣患者都慕名而来，到现在为止，龚老师已经接诊1000多例搏动性耳鸣患者，通过手术治疗已经200多例，目前为止拥有全世界搏动性耳鸣最多的资料。

“我建议在DSA造影的情况下，关注颈内动脉情况，如果有出血，我们建议立刻放球囊……”当面对一位被电焊条插进耳朵里的农民工患者时，龚老师给出这样的建议。当时的情况是，这根电焊条插进耳朵，并跨过了颈内动脉。而那时还有另外的意见——开放取出，龚老师仔细看了片子后，建议做一个血管造影，观察颈内动脉和焊条之间的间隙有多大，结果发现紧挨着动脉壁。在大部分人建议开放式取出时，龚老师不同意，因为用电钻一点点磨、最后取出，这样将给患者造成较大损伤，而且那么深的地方是没法磨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出血，如果能规避这个问题最好，这样，就放一个球囊，在DSA造影的情况下，边在屏幕上看，边往外退来看血管情况，如果拔的过程中，血管突然崩开，立刻放球囊。结果是拔完以后颈内动脉是完好的，当时震惊了全场人。这位患者三天就出院了，如果真的开颅手术，术后愈合至少得半年，甚至引起许多并发症。

这一例例的病案讲起来似乎很轻松，在龚老师面前小菜一碟的样子。但你能否感知，他解决、研究从未有过病例时的那份勇气和坚定；你能否感知，各种手术方案是经过了多个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思索；你能否感知，为病人着想的背后要承担多少责任与风险。你能否感知，这“回春手”是背后数十年的勤奋好学。一句诗词是用来赞美医生的——“回春妙手杏林珍”，而其中的“杏林珍”意为“在医学界是非常宝贵的”，龚树生老师在医学界里就是——杏、林、珍！

做仁医——白衣秉丹心

你可能想象不到龚老师每次出诊基本上都会为患者多加一百个号，这是什么概念，“一般情况下，正主任医师一下午是看十五个号，龚主任能延长时间为大家加号，看五六十个。龚老师的加号情况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今天来看病的，都看痛快了为止。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七八点，他总说人家来一趟不容易”“第一次见龚主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加号队，分成了四队，分别是网上预约的、电话预约的，其他主任初诊的、还有什么都没有直接来的，几乎所有的人最后都满意地走了。”龚老师的一位同事如是说。而且为了保证看病质量，所有的病历龚老师都亲自写。当问到是什么动力让他如此付出的时候，龚老师非常惬意地说：“真的不觉得有什么，是应该的，不管别人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真心地觉得人家来一趟北京着实不易。”

听着龚老师说到的加号原则，不免为之触动。龚老师总是白衣秉丹心，一切都在为患者考虑，为那些本来就贫苦的人减轻负担。龚老师在手术日更是令人钦佩，据他同事说，一杯水，一上午，不去厕所，不出门，中午就吃个盒饭，下午接着做。一天做的手术量最少八台，最多十几台。无论付出多少，都是为了不让患者等待，为他们考虑方方面面。

说到这里，我琢磨着：龚老师应该没有遇见过医患关系的问题，答案是真的没有。这里基本都是耳鸣患者，龚老师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听不见的大声说，愁眉苦脸的笑着说、比划着说、拿笔写着说。有听力障碍的人，会有一些心智障碍，比如比较容易焦虑、烦躁，甚至抑郁和孤独。当问到怎样给患者鼓励时，龚老师说：“首先用事实说话，像这样的病一年成功治疗多少例，成功率是多少，让他们心里有底。有很多人是对结果没有信心，我从来没有对病人发过脾气。其次，多给些知识的了解，有多少发病率，主要的危害，目前治疗主要的手段是什么，让他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最后，仔细告知我们的治疗手段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不足。再把我们的治疗手段细致地介绍，让病人心理有底，让他们放平心态。”“医生毕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也是无能为力，龚老师的病人，不敢说是百分百治好，但却敢说至少好了很多”，龚老师的同事说。有的患者竟然说：“龚老师，听您的话，我哪怕不治了，我内心也非常踏实，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见，龚老师待病人的用心程度，这哪里会发生医患纠纷呢？

做良师——燃一代心灵

在不知不觉中，一茬又一茬的医生走上了比一般人更严峻的生活舞台。他们面对的是病患、是疾病，是生命；他们甚至要抛开自己的不幸，去拯救、去抚慰；他们更要保持乐观、阳光的心态，去做病人的精神支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突破自己，变得成熟，而后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专家。殊不知，在这条道路的最前端，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他们面临许多困扰，需要更多的鼓励与关怀。

对于现在25-35岁的年轻医生而言，研究生毕业后，还需要经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一个医生能正式执业需要至少10-12年，这比一般学科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当下中国正处在“病人看病难，医生看病累，医疗资源短缺，医患矛盾亟待解决”的转型期，许许多多的青年医生面临着待遇低、周期长的问题，其实践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在过去，一个青年住院医生所受的教育土壤好很多，有时候三个教授带一个学生，有很多实践机会，而现在年轻医生们却远远不及过去，他们在各种高压下生存着。

这些年轻的医生们，处在人生的关键期，在龚老师这里，他们得到了许多的鼓励与关怀。

就目前医疗环境来说，医患关系紧张，医生们都不敢轻易放手，基本上从切皮到缝皮，都是一个人做。当然其中涉及到一些敏感技术，许多老师认为教会了徒弟饿死师父。龚老师却这样认为，“当你的徒弟都会做了，你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大”。这就是龚老师主张并实践的开放性的教学。龚老师做手术的时候，大家可以随便看，监视器全都开着，生怕学生看不清，并且要求青年医生们将每台手术都看仔细，看不清楚的拿硬盘拷走回去看，不懂的再问，现在龚老师的手术视频传遍了全中国，从来不要一分钱。龚老师说，“现在青年医生面临的不仅是实践少，周期也长，我必须让他们在这个阶段有最大的收获，在他们技能学习精益之后，该放手的必须放手。”

针对这些医生们待遇低的问题，龚老师一直看在眼里，在他到了友谊医院后，有了科室基金，于是就从他的科室基金里拿出一部分钱，分给每个青年医生，包括研究生、进修医生、住院医生等。除了他们该享受的，每个人每个月从科室基金里分3000块钱。“很多住院医生需要养家，养孩子，他们压力太大了”，龚老师满是心疼地说。这里，有龚老师对下一代年轻医生们的支持、鼓励，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期望，期望在对他们的爱护和培养下，能够将医疗事业传承下去，能够让更多的青年医生感受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将这份力量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患者们。

“自从龚老师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大不一样了，以前很少能学到什么，有很多老师不敢放手、不愿意放手，学生也不敢承担责任，而龚老师让学生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后放手让学生们做是非常难得的”，一位青年同事如是说。在龚老师的带领与影响下，青年医生们以他为榜样，对待病人、对待工作，这些青年医生们也是兢兢业业。耳科的儿童病房被青年医生们装饰得像幼儿园一样，孩子们在这里快乐治疗、健康成长，这，就是传承！

做益友——静逸总相依

作为耳疾患者，很可能一辈子都需要接受治疗，尤其是那些植入耳蜗的患者们，需要不断调试植入体。龚老师这里有特别完整的病人库，很多病人就像回娘家似的，不断回来复查、调试。在这样接触的过程中，龚老师和很多患者成为了朋友。聊起他的“病人朋友”们，龚老师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如有位耳聋患者，多年前由他做的手术，后来上了大学，为社会做了不少贡献，到现在还不时打电话，语言非常清晰”。一次龚主任去深圳开会，就通知了两个深圳的病人，和他们随访，看看他们恢复得怎么样，省得他们往北京跑。大老远的龚老师还惦记着他们，想着将他们的手术伤口清理一下。“他们来北京拖家带口的不容易，我一个人去也没有什么负担”。这朴素的语言里道出了医者的仁心，道出了朋友的一份关爱。龚老师却说，和患者成为朋友，更多的还是为患者着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通过信任感来建立的。

“龚主任，你给我一个账号，我给你打点钱过去，我要让你有尊严地活着。”这是一位甘肃的病人，非要用钱对龚老师表示谢意。“我不缺钱，你要真是有心，有很多困难家庭的孩子，该做手术没钱做，不如就给他们支持一些，能节省点就节省点”，这位病人非常爽朗就答应了。龚老师为病人们申请了每年100万的资金赞助。只要病人来这做手术，符合基本的条件，直接为其垫付一万多块钱，这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特殊的情谊，这种情谊是静逸相依。

“做什么工作只要你爱它，你就会愿意去付出，累但快乐着，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病人赶快好起来……”

“我太爱临床了，我太爱临床了……”

“当医生就踏踏实实地当医生，尽心尽力的，病人都会看到你的付出，真心地去交流、去帮助他们……”

我来讲故事，你来悟情怀！

龚树生：一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在2014中国听力行业年度网络评选活动中，龚树生以28.6％的最高得票率当选为“最受尊敬的人工耳蜗植入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