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16-06-06王娜

学习与探索 2016年5期

关键词：收入分配自由化政治经济学

王　　娜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王娜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近年来，中国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加入SDR等现实问题，资本账户自由化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焦点。国内学者的讨论主要围绕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很少涉及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然而最近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资本账户自由化通过重塑劳资关系、强化劳动者内部分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发金融危机等影响收入分配。因此，中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应深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加强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完善中国金融体系。

关键词：资本账户；自由化；收入分配；政治经济学

一、导言

近年来，资本账户自由化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受国内经济放缓、反腐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国际上美联储退出QE，美元加息的预期，中国面临着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的压力，有学者建议应通过加强资本账户管制防止资本外流；另一方面，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加入SDR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大力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也成为另一种声音。

长期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如何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方式、时机以及收益和风险等问题。许多学者论证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收益，强调对中国金融发展、投资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资本账户开放会对中国的资本外逃、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不稳定等方面带来较大的风险。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的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很少有学者将增长的目的即分配领域纳入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分析框架中，而这一问题随着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正成为近年来西方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学界不同学派对资本账户自由化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持完全相反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传统的新古典与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会促进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减少贫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或者政府也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穷人不受损害。而结构主义和依附论观点则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使本国经济融入世界体系中，将对资本和劳动以及整个经济体系都有损害。后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会导致劳动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失，更多的损害小型或中型的企业利益，而使大型的、低就业的企业受益。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由于资本账户开放会增强资本对劳动成本的议价能力，从而降低劳动的收入份额，导致劳资分配恶化。那么，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究竟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二、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否影响收入分配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自然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正如Demirguc-Kunt和Levine指出，“大部分穷人从金融发展中受益，金融发展降低了利用金融服务的固定成本，这对低收入人群非常有利，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支付教育和医疗费用。”“大量的经验模型表明金融发展对贫困人口具有很强的积极作用，贫困家庭和小企业比富裕家庭和大企业从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1]

但是，理论和实践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尚存争议，即使资本账户开放给一国带来经济收益，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部门也并不是都同等地获益。一些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往往使富人受益、穷人受到损害，从而恶化收入分配，加剧不平等。Quinn用1960—1989年64个国家的数据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与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之间具有统计上高度显著的正向关系[2]。Das 和Mohapatra则用1986—1995年11个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数据说明，改革后所有国家的不平等有所增加，改革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却因此下降，而低收入人群的结果是混合的，即其收入份额在有的国家会上升，有的国家会下降[3]。Larrain则利用23个工业化国家在资本账户改革时期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开放资本账户与工资不平等增加有很大的关系[4]。Jaydev用1972—1995年间140多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在许多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最强的负面影响，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整体而言两者呈负相关[5]。但是对最穷的国家而言，这篇文章的经验分析并不提供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证据。但是，也有其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具有更高的贫困化差距指标，资本账户开放降低了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份额[6]。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重要的讨论话题，“占领华尔街”运动、《21世纪资本论》的流行更是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世界实行以来，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同时发生的还有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因此两者的关系引起了更大的关注。长期以来，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主要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Chiritine Lagarde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将收入分配的结果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制定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大卫·福尔切里和普拉卡什·洛嘉尼则通过观察在1970—2010年发生的与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相关的224个大事件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资本账户开放与基尼系数增加呈一致性，短期来看(在自由化改革发生一年后)，基尼系数增加0.8%；而中期来看(在自由化改革发生五年后)，基尼系数增加约1.2%(如文后图)。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正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确会带来收入的不平等，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和风险分析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传统的金融发展、投资和经济增长等经济效率领域，还应该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考虑进来。那么，资本账户自由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

三、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态，以及在人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种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7]因此，探究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实质是，分析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劳动，以及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等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不同经济主体力量的强弱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的影响。

1.资本账户自由化与劳资关系的重塑

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使资本不加限制地自由流动，将生产配置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可以突破国家的限制自由地流动，从而改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议价能力，影响收入分配。哈克森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中，资本和劳动对超额利润进行讨价还价，谁拥有更强的议价地位就会获得利润中的较大份额[8]。在她的模型中，议价力量是固定成本重置和在其他地方可替代回报率的函数，将此模型应用于40多年来100多个国家，发现贸易开放和汇率危机会减少产出的劳动份额，而资本管制和政府支出则会增加劳动份额。李和贾亚德瓦则通过1972—1996年间140个国家资本账户限制的构成指数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呈稳健、显著负相关，且劳动者的损失不是短期暂时的，而是具有中期持续性[9]。

资本账户自由化削弱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资本可以寻求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寻求更好的资本收益率，而劳动者不能，普通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本国境内的产业后备军，还要面对全世界的产业后备军，从而大大降低劳动者对工资的议价能力，拉大贫富差距。但是，资本自由化对劳动者收入份额减少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所有劳动者都面临相同的境遇，因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不同，也因此造成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

2.资本账户自由化与劳动者内部的分化

首先，资本账户自由化损害了中小企业以及农业部门，从而降低了传统行业工人和农民的收入。Jayati认为，资本流入拉动了实际汇率，鼓励投资非贸易部门和国内资产市场[10]。由此产生的资产价格上涨使资金从投资农业和小企业中流出，这将伤害传统行业的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小规模的生产和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资本自由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损害大于收益。正如Philip和Asena所说，考虑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大部分是没有技能的自由从业者，在规模极小的农场、工厂、商店或者作为手艺人工作，他们主要面临市场、信用、保险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而这些只能通过国内政策制定者而不能期望由外国投资者来满足[6]。

其次，资本账户自由化对高技术、高教育、高资本的人才有利，从而扩大他们与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Davide和Prakash通过实证指出，许多融资受限的企业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获得外国资本，所以会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11]。这就会扩大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特别是行业对外融资依赖程度越大，资本与技术互补性越强，这种影响越为强烈。Florence、SubirLall和 Chris则将跨境资本流动分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跨境证券投资等形式的资本流动两种，并从两种影响机制分别说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2]。前者的增加会导致对高技术人才的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影响收入分配，而后者则是影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它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或者人力资本的投资更为容易，这会促进这些代理人而不是不容易获得融资的人的未来收入。

总之，随着生产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者分层以及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结构的差别，资本自由化强化了高技术、高资本劳动者的收益，从而拉大其与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又随着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继续强化。

3.资本账户自由化与政府公共支出

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二次分配往往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尤其对于低收入者，政府的公共支出往往起到安全网的作用。然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却直接影响政府支出，从而影响收入的二次分配，影响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

首先，资本自由化将加大政府管理资本流动的成本，从而降低政府公共支出水平。资本账户自由化会导致一国的债券、银行投资、股权的流入，这些流入往往都是短期而且不稳定的，这会对国内的汇率带来升值的压力，因此，政府必须出售国内货币来购买流入的外汇，从而提高外汇储备，但是，这又会增加国内的货币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通常来讲政府会同时采取措施抵销这些货币流入，一般是通过卖出等值的政府债券来使货币供给回到最初的水平以防止通货膨胀，这个过程增加了政府的负债——以债券的形式，同时也增加了资产——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如果政府面临利率溢价，那么这些审慎管理政策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只能从政府财政支出中产生，这将直接降低政府可用于公共支出的水平。

其次，资本账户自由化通过税收和资本流动影响政府公共支出。很显然，由于潜在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不稳定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将导致税收收入的变化，还有就是担心取消资本管制之后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增长的资本流动将影响税率和国家间的税收竞赛。一是担忧资本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将导致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不能移动的因素——劳动上。为了鼓励资本流入避免流出，政府会对资本少征税，因为工人相对是不可流动的，而如果不削减政府支出的话，税收收入必须保持同等水平，于是税收负担就会落在劳动者身上。这将直接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资本税收的减少实际上是更富有的人的税收的减少，而对劳动多征税则相反，更多的是影响穷人，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地是来自于劳动所得而不是资本所得。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都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防止投资转移到类似的国家，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对外国投资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而许多成功的地区往往需要大量的财政成本。三是如果说长期的投资可以通过一时的补贴吸引过来，而证券投资则需要长久的补贴。此外，还有一些政府为了吸引证券投资，制定政策方便资本避税，这将比FDI竞争更具有破坏力，至少对于FDI，政府还可以通过补贴的形式选择资金流动的部门或者地区，而前者政府根本无法控制。

因此，资本自由化往往限制政府的公共政策，削减政府公共支出，这将直接影响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对低收入者的保护，使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减弱。

(四)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虽然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是否有直接关系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增加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对穷人的危害往往超过富人，使贫富差距问题恶化。

首先，金融危机会直接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银行业出于风险的考虑会紧缩信贷，因此很多中小企业往往在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对于企业而言，其投资决策更多的是依据良好的收益预期，而在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家往往谨慎做出决定，很多中小企业更是在面临糟糕的市场环境中遭遇破产的结局。而这些中小企业正是社会中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因此，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失业率升高，也就意味着许多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失去收入来源。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就显著上升，连续三年达到9%以上。

其次，在金融危机中，理论上政府应该起到保护伞的作用，为中小企业以及低收入者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是，现实中，在危机来临时，一方面政府更多的是将资金投向大企业，以防止其破产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削减财政开支来减少赤字水平，也是从政府转移支付下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为了削减财政支出，2013年减少了50亿美元食物券的发放，直接影响4 700万的贫困人口。

四、总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目前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重塑劳资关系、强化劳动者内部分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发金融危机等几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其实质是资本账户的自由化重塑了生产关系。资本账户自由化强化了资本的议价能力，而削弱了劳动力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了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从而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劳动者而言，高技术、高教育和高资本的劳动者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而普通的劳动者则更容易遭到收入增长的停滞及失业的风险。同时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进一步削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危机风险更使这一形势不断恶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资本账户开放也意味着成本和风险，从本文的研究角度来看资本开放账户的进程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深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资本账户自由化会从重塑劳资关系、强化劳动者内部分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发金融危机等方面影响收入分配。而目前在国内学者的讨论中，却很少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在讨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对投资、经济增长等经济效率的作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经济效益归谁所有的分配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加强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资本账户开放更多的是使资本家或者具有高技术、受过高教育的人受益，而对低技术的普通劳动者并不会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当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经济不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会直接作用于这些普通劳动者。而这些负面影响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消除，因此，应深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避免劳动者可能遭受的损失，政府应对低收入者起到保护伞的作用。

3.完善中国金融体系

研究表明，当法律规范、低水平的腐败、好的合同执行力等制度环境强大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作用会减小。而这些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不断完善金融体制，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扭曲，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这就意味着利率和汇率等资本的价格并没有实际反映资本的供求，投资者很难通过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决定，这也给政策执行者带来监管难度。因此，建立公开透明、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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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卫福,普拉卡什洛.谁让基尼系数飙升？[J].金融与发展,2013,(12).

[12]FLORENCE J,SUBIRLALL,CHRIS.Rising Income Inequality: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IMF Economic Review,201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