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楠，李 垣，郭婧洲



基于元分析的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迟 楠，李 垣，郭婧洲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本文利用元分析方法，以55篇文献中103个独立样本为对象,研究先动型环境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基于制度理论探索影响企业选择先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元分析结果表明，正式的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都可以促使企业选择先动型环境战略，且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比正式的制度因素更大。同时，研究发现先动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都有正向影响，并且该战略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环境战略；制度因素；环境绩效；经济绩效

0 引言

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了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缓解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全球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在此背景下，环境管理成为企业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环境战略，在制定企业战略时考虑环境要素，并将环境战略视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其中，先动型环境战略作为环境战略的一种，强调企业不是被动服从法律的要求，而是主动地实施环保措施，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该战略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而逐渐受到企业的青睐。

然而，先动型环境战略是否能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结论尚不一致。一方面，一些研究证实先动型环境战略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和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3,4]。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先动型环境战略可能会因为过高的成本而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绩效[5]。结果的不一致使企业对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持谨慎态度，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原因是什么？大量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企业社会责任等，但是从制度理论角度研究先动型战略的文献相对较少。在环境保护尚未成为大多数企业首选战略的条件下，制度因素对企业采取先动环境战略的影响显得更加重要。制度理论将制度因素分为正式制度（包括法律、国家制度等）和非正式制度（社会规范和认知），但很少有文献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角度研究这两种制度方式对先动环境战略的影响问题。

因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试图通过元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期扩展制度理论，并丰富企业环境战略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本文根据制度理论将影响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制度因素分为正式的制度因素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分别研究他们对该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收集分析大量实证文献，研究先动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为该领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1 理论与假设

1.1 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

制度、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增长的公共生态意识以及生产成本等诸多原因驱动企业选择先动型绿色战略以解决环境问题[6]。虽然当前有较多的研究关注先动型环境战略，但是至今没有形成确切的定义。事实上，由于不同企业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他们制定先动型环境战略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同时，随着企业对环境保护战略的深入考虑，先动型环境战略所包含的内容日益增多。因此，本文将先动型环境战略视为这样一种集合：它包括目标和计划，资源和商业，结构和程序，系统和行为。这种战略的目的是通过环境保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根据现有研究，先动型环境战略必须在生产和过程设计中采用污染预防技术[3]；会受到管理者价值观的影响，并被整合进管理系统[4]；它超越企业的法律义务，而且以未来为导向[7]。因此，本研究中，先动型环境战略包含：污染预防、环境管理系统的采用以及其他自愿的超出法律要求的环境保护行为[8]。

企业绩效是战略管理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9,10]。判断战略是否有效的标准是看战略能否提升企业绩效。事实上，由于目标的多样性，企业可能追求多种绩效，包括基于财务产出的经济绩效和基于环境保护结果的环境绩效[10,11]。在本研究中，企业绩效包括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

针对先动型环境战略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的问题，很多学者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还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一些研究证实企业实施先动型绿色战略，引进污染预防技术和绿色创新方法，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和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3, 4]。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先动型绿色战略可能会因为引进创新技术而产生过高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绩效[5]。结果的不一致使企业对实施先动型绿色战略持谨慎态度，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使用元分析方法，对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再分析，以期得到一个结论，并比较先动型绿色战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影响。

1.1.1先动型环境战略与环境绩效

企业的环境绩效定义为组织承诺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结果[12]。根据现有研究，本文中环境绩效包含三个方面：减少污染物排放、遵守环境法规，以及其他环境产出。先动型环境战略最基本的挑战是如何在失去财务支撑的情况下维持下去，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环境保护而非（短期）经济利益上。许多研究表明，企业采用先动型环境战略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一方面，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时会提高具体的环境保护能力，这些能力不但可以满足政府的环保要求，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浪费以及污染物的排放，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1]。另一方面，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有效地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通过战略设计活动，例如将环境管理与其他管理功能整合等，提高企业的环境战略[13]。因此，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企业能有较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

1.1.2先动型环境战略与经济绩效

本文将企业的经济绩效定义为财务绩效和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14]。关于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例如，King 和Lenox等研究表明，积极的环境管理与财务产出有正向相关关系[15]。Zhu等发现，有远见的企业采用先动型环境战略，不仅是为了提升环境绩效，也是为了获得和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16]。然而，有其它学者提出，由于组织将自身关注点放在提升环境绩效上，他们会将资源从其他关键的业务领域撤出，转移到环境管理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难获得其他竞争性的提升[5]。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由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都需要相当显著的努力，企业很难获得两者的同时提升[11]。

本研究认为，有效的先动型环境战略能够帮助企业同时获取积极的经济和环境绩效。首先，在制定环境战略时，大多数公司都计划加强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减少原材料浪费，促使企业达到政府法规的要求[1]，使得企业经济绩效得以提升。King和Lenox发现，污染越少，越容易产生更高的财政评价[15]。第二，随着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积极有效地实施环境战略的企业能够抓住市场机遇，获得竞争优势[17]。Jacobs等证明，企业声明采用如ISO 14001等的环境管理系统时，也会提升自身的市场价值[9]。

1.1.3先动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比较

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一，采用先动型环境战略的企业强调该战略的直接目的，即提升环境绩效[18]。因此企业会为提升环境绩效而牺牲一部分经济绩效。第二，越来越多企业愿意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19]，使得他们更容易提升环境绩效。同时，尽管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能带来很多经济利益，但是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种投入使企业更倾向关注长期的经济绩效，而不是短期经济绩效的最大化。第三，政府已经实施一些综合能源立法，比如，为做好能源改进的企业减免税款，旨在促使企业实施有效率的环境战略[20]。然而，由于企业环境管理起步较晚，很多国家相关政策和监管制度相对滞后，有时不能很有效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因此，本研究认为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先动型环境战略能够同时促进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提升。

H1b：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1.2 制度因素与先动型环境战略

制度因素对社会和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制度理论，企业的战略选择受到制度压力的约束，企业的制度环境决定其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不同学者对制度因素的具体理解和分类各不相同。例如，Scott将制度因素分为规则、规范和认知[21]；DiMaggio和Powell则提出制度由强制力，规范和模仿组成[22]。结合先动型环境战略，本文将制度因素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因素[23,24]。正式的制度因素主要指与环境有关的规则，非正式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规范和认知。这两方面是衡量企业行为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共同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

1.2.1正式的制度因素与先动型环境战略

正式的制度因素指的是规则，即国家、地方或行业等针对环境问题颁布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规则。相关研究显示强制性的规则能够控制企业的行为。一方面，正式的制度因素通过强制力约束限制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如限制污染排放量等，企业如果违反相关规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严重的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激励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如对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少或资金补贴等。相关政策法规的正面引导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主动改进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将环境保护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例如，Johnstone和Labonne认为，政府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实施ISO 14001环境质量体系认证，促进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25]。

1.2.2非正式的制度因素与先动型环境战略

非正式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规范和认知。Scott认为，规范是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组织或大多数个人对于企业合理行为的预期[21]。规范不像规则一样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它对企业战略决策有重大影响。Hoffman将其解释为来自于环境组织、贸易协会、社会团体等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被视为重要的规范因素[26]。因此，根据Sarkis等的研究，本文的规范主要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压力[27]，包括顾客、供应商、管理机构、社会团体、环境组织、媒体等[27]。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利益相关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管理，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同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用自身的权力，通过对企业施加压力满足自己或社会的利益。Delmas研究发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已变为强烈的规范，影响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17]。

认知是被社会因素内化或加强的固有的价值观和信仰[21]。其中，企业管理者的环境认知对企业实施和发展先动型环境战略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认知定义为管理者的认知，即管理者对于环境战略的意向和生态价值观，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者的环境关注、环保态度和主观规范以及环保意识等。诸多研究证明，企业倾向采取某种环境战略，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感知能力、信仰、期望和主张。例如，González-Benito和 González-Benito发现管理者的环境意识，即管理者认为参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重要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28]。

1.2.3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影响的比较

尽管两种制度因素都对先动型环境战略有正向影响，但本研究认为两者的影响程度不同。首先，企业环境管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不同国家和行业，对于企业环境保护的法律要求和标准不同，各种差异和不足难免使规则，即正式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其次，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想要赢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拥护、取得好的绩效，必须尽力满足其需求。所以这种压力往往更容易促使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的要求往往比法律规定的高，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对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影响和监督，从而激励企业以高于法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环境保护行为。最后，由于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使企业比过去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而社会需求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们的环保意识普遍增强。因此，面对相对充足的资源，企业管理者在做战略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有正向影响。

H2b：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有正向影响。

H2c：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大于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其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及编码

为了确保数据库的代表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一个四阶段的取样程序收集元分析所用到的研究。第一阶段，以“environment strategy”、“green strategy”、“ecological”、“pollution prevention”作为关键词，在ABI/Inform，ISI 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Wiley以及JSTOR数据库中搜索2011年之前的相关文献。第二，手动搜索发表在影响因子较大的期刊的重要综述的参考文献部分，以防遗漏样本。最后，入选的文献如果没有报告统计数据的，则以邮件方式请原作者提供相关系数表等数据。

2.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根据以上原则筛选已搜索到的文献，入选的文献中所研究的样本涵盖多个行业和地区。在行业方面，以制造业为主（占66.7%），并涵盖其他多个行业（占33.3%），如太阳能产业、石油天然气行业、电力工业等，这些行业在其生产、运营过程中容易产生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有害物质，因此，它们的生产运营过程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研究这些行业的企业先动型绿色战略更具有代表性和可分析性。样本文献所涉及的地区包括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占44%）、欧洲（占16%）、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3%）、中国（占35%）及其他（样本中为约旦，占2%）。不仅涵盖了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也关注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便于在全球视角下对先动型绿色战略进行全面研究。

2.3 编码原则及程序

本文基于三项原则筛选出适合此次元分析的文献[29]。第一，文献必须是实证类文章，且文中报告了样本数及统计分析结果（比如，相关系数r）；第二，文献必须包含至少一个本文研究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第三，只有文献中的样本与其他样本不重叠时，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样本。这个过程最终筛选出55篇样本文献，包含103个效应值。

本文按照Lipsey和Wilson介绍的步骤确定最终的数据库[29]。首先，要将每篇文献中的相关信息指定分配到要研究的变量，这个过程称为编码。为了减少编码误差，需要制定一个编码原则。本文编码原则如表1. 然后，在一个编码表格中记录来自每篇文献的与本文研究变量相关的数据，包括文献的作者、所属行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等基本信息以及样本大小、相关系数、信度等统计信息。这个编码的过程由两位作者同时进行，如果结果不同，则通过讨论来解决。

表1 本文的编码原则

2.4 数据分析

以近期管理领域的元分析研究为基础，本文根据Hunter和Schmidt的文章中提供的指导方法做了此次元分析[30]。由于研究的性质各不相同，在众多文献中使用的指标不尽相同，因此元分析需要将其转化为统一的指标，即效应值（Effect sizes）。给出各效应值之后，还应分析其分布，计算其均值及置信区间，对其同质性进行检验。

2.4.1平均效应值

平均效应值的计算是通过每个效应值（ESi）根据其方差（Wi）的倒数进行加权计算的，即每个效应值乘以其各自的权重，求总和后再除以权重之和。

由于除个别研究外，大多数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变量不会使用相同的测量方法，例如不同的学者会使用不同的量表，或者某些主客观的测量也不同。因此在元分析中，首先要对不同形式的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编码的各种效应值统计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使得到的数值在涉及的全部变量和测量中保持一致，具有可解释性。因此，首先通过用两个构念（conduct）的相关系数除以二者信度（reliability）之积的平方根，来修正从每个研究中获取的效应值的测量误差[31]。如公式（1）：

式中 r——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的标准化形式有一个标准误差公式（Alexander et al., 1989; Rosenthal, 1994)，而标准误差被用来决定在分析过程中所需的方差权重倒数，因此需要对修正信度后的相关系数使用费舍Zr转换公式进行转换，以对样本相关系数的分布不均做出解释[32]，如公式（2）：

2.4.2 计算置信区间

一个平均效应值的置信区间是以均值的标准误差和Z分布的临界值为基础的。均值的标准误差等于方差权重倒数之和的平方根，表示为公式（3）：

式中 Wi——方差，Wi=Ni- 3。

置信区间的上限与下限分别为：

（5）

注：本研究中采用95%置信区间，因此z值取1.95。

2.4.3同质性检验

元分析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多个独立研究之间应该相似。如果各个独立的研究之间具有同质性，便可以将多个统计量进行加权合并；若不一致，可以考虑剔除特大、特小或者是方向相反的统计量后再综合。常用的同质性检验的方法有：图示法、Q检验法等。本研究采用Q检验法对同质性进行检验。如公式（6）：

3数据结果

表2显示的是研究中效应值的数值(K)、累积的样本数(N)、相关系数均值()、修正的相关系数均值()、标准差(SE)、95%置信区间(95%C.I.)以及同质性检验值(Q)。

表2 元分析结果

注：K=效应值个数；N=样本总量；=加权平均后得到的相关系数均值；=信度修正后的样本相关系数均值；SE=的标准差；95%C.I.=95%置信区间；Q=同质性检验统计量。

资料来源：ABI/Inform，ISI 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Wiley，JSTOR数据库

4结论与贡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关于“先动型环境战略是否能够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争议问题为核心，同时，关注企业采取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前因，从制度理论出发，探讨以往研究中影响先动型环境战略的正式制度（政府规则）、非正式制度（利益相关者及高层管理者意识）等因素对先动型战略选择的影响。

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检验了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大于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一结论针对研究中所存在的“先动型环境战略是否能同时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不一致之处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为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结果。其次，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利用元分析方法探索了影响企业选择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制度因素。元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即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均有正向影响，并且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大于正式的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一结论较全面地检验了制度因素对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影响，而不是只考虑某单一的制度因素，并且弥补了以往文献缺乏比较两种制度因素对该战略不同影响的空白，扩展了制度理论。同时，本文通过收集分析大量实证文献，为该领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另外，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基于以往研究中关于先动型环境战略是否会影响企业绩效的争议，对可能存在的先动型环境战略和绩效的内生性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由于以往文献中的样本来自于横截面数据，没有办法检验环境战略和绩效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用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探讨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绩效与战略选择的关系，探讨前期绩效是否影响了战略选择，或者先动型环境战略选择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后期绩效的提升。

4.2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研究从制度理论的角度探索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前因，并且将制度因素分为正式的制度因素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分别研究并比较他们对于该战略的影响，扩展了制度理论。其次，研究中的企业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其中经济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这种分类比以往单方面绩效的研究更全面，较为综合地考察了先动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收集了大量实证文献，并对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对于说明先动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结果。

除了以上理论贡献，本研究结论拟对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企业高层管理者可以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加强先动型环境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等相关权力机构应努力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企业选择先动型环境战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考虑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权衡，强化先动型环境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促进企业更好地可持续发展。

当前学术界对先动型绿色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先动型绿色战略、企业绩效的定义和测量当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对于先动型绿色战略选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不仅缺乏一致性，甚至有的相互矛盾。本文运用元分析方法，为正确理解先动型绿色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这一战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影响的比较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克服环境管理存在的不足。

本文以Scott的制度理论为指导，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先动型绿色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比较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用实证来检验理论假设，并探析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企业高层管理者制定环境政策工具并进行有效地市场引导。根据影响先动型绿色战略选择的不同动因，运用适当的手段和方法对企业进行监管，激励并支持企业开展积极的环境管理实践和环境自愿协议计划，对如何促进企业进行环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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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

CHI Nan, LI Yuan, GUO Jing-zhou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With the worsening of global environment, firms,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ave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Firms utiliz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to solve pollution problem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en used to gain cost advantages, thereby improving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green reputation. These two results can help firms achieve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ever,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re are inconsistent view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on bot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improve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have varying influ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se area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poses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can influence th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ffect bo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Through a meta-analysis of 103 independent samples reported in 55 studies, we tested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research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hich integrates institutional factors, environment strategy and firm performance to explain how institutional factors affect the proactive environment strategies and how this strategy influences firm performance differently. By use of a meta-analysis, our results show that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have proactive effect on th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n addi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s have a stronger effect than formal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positively affects both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firms. Moreover, firms utilize this strategy to achieve stronger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than economic performance.In the first part, we reviewed previous research and came up with our research questions. Our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bout how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fluences. Another research question is what factors can influence firms to influenc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al theory, we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can affect firms to implement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ur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In the second part, we use meta-analysi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We collected 103 independent samples reported in 55 studies, and coded variables by implementing the procedures following previous meta-analyses.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all of our hypotheses are supported.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influences both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roactively. In addition, the strategy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an economic performance. Moreover,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can encourage firms to implement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our analysis results, the top managers can utiliz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strengthen their environment strategy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They can further balanc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by increas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Meanwhil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ion-makers, they could enh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is factor on firms’ environment strategy. In fact,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different types of factors, firms can gain better performance and sustain na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nstitutional factors; firm performance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F272.3

A

1004-6062(2016)03-0009-06

10.13587/j.cnki.jieem.2016.03.002

2012-10-12

2014-03-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71132006）

迟楠（1988—），女，山东烟台莱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绿色战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