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田，许庆瑞



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与比较评价研究：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

陈力田1，许庆瑞2

（1.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2.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针对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交集，本文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26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测量与比较评价研究，揭示了以动态环境为重要特征的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结构和构建现状，并结合典型企业案例进行了结果解释。研究发现：1，不同年龄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增长所带来的惯例重复、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会提高效率，但也会降低柔性；2，民营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高于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和公有产权属性会降低柔性和效率；3，高技术中小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高于非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高技术企业需通过提高柔性以适应所处动态环境。本研究通过均衡“柔性-效率”二元关系，全面建构和深刻解构了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不仅为能力提升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且对国有企业、在位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构建策略具现实意义。

转型经济；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柔性；效率

0 引言

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亟需提升。解决此问题的前提是明确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内涵、构成、测量体系和构建现状。该领域研究具有一定基础也有不足。政府和市场关系逐渐转变带来的动态环境是转型经济情境的一大特征，而动态环境下“柔性”和“效率”这对矛盾一直是战略和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1][2][3]。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动态环境下，企业创新需兼顾“柔性”和“效率”[1][4][5]。由于制造企业创新显著异于服务企业的特性，均衡“柔性”和“效率”更加重要[6]。这种均衡本质上并非行为，而是能力[4][5]。能力是隐性的，和企业内部经验紧密相关[7]。基于知识观和“柔性-效率”均衡视角，学界提出企业创新能力的内涵：企业搜寻、选择和获取外部新知识，或发现已有知识的新组合和新应用，进而产生能创造市场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的能力[8][9][10]。这一能力内涵涵盖了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体现了促进柔性和促进效率的两类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性。研究显示，多种互补性资产间的交互和协同是促进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7]。促进“柔性”和“效率”的细分能力是创新能力结构中的互补性资产，具有均衡“柔性”和“效率”的创新能力的企业，一方面能根据环境需要灵活调整创新方向，搜寻和选择合适的知识源，具有“柔性”；另一方面能在确定创新方向后高效率地完成内化、集成和创造知识的创新活动，具有“效率”[4]。但现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测量和评价研究仍存以下缺口。

第一，现有研究多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来测量创新能力，缺乏柔性和效率的均衡视角[11]。表现在两方面。一，前人研究多基于静态的资源禀赋视角[12][13][14]，对企业重构资源组合的能力关注较少[15]。在该视角引发下，创新能力往往用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来进行测量，鲜有兼顾柔性和效率的创新能力研究[16][17]；二，在“柔性和效率如何均衡”这一问题上，现有研究仍存在概念上的混淆[18][19][20]。有些研究认为柔性和效率的均衡指的是柔性和效率都很重要[18][19]，而有的研究认为柔性和效率的均衡指的是高（低）柔性要和低（高）效率配合[20][21][22]。为调节这一争论，有必要将战略柔性、组织柔性的概念引入创新能力领域，对企业动态重构资源组合进行研究，拓展现有文献秉承的静态资源禀赋假设，为企业创新能力构建提供更具柔性的维度[15]。柔性视角和效率视角分别提供了对创新能力构成提供了不同、互补但彼此缺乏连接的观点。它们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领域。将柔性视角和效率视角结合起来，研究企业创新能力构成和测量，有助于均衡“柔性-效率”这对二元关系，更全面深入地测量创新能力。

第二，现有创新能力测量研究在指标权重设置时多使用主观赋值，人为影响过大[23][24]。

第三，不同年龄、性质和行业类型的企业之间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存在争论。首先，已有文献多侧重创新能力的前因结果研究，缺乏创新能力在具有不同特征的样本内部的差异性比较研究[25]。其次，已有比较研究存在争论，争论的本质集中在资源基础和创新能力间的关系。创新需要资源基础，国企、成立时间较长和高技术企业，在资源基础上会比民企、成立时间较短和非高技术企业更具优势[26][27]。但，创新所需的灵活性则不一定和资源基础呈正比[28]。现有研究在构建并测量创新能力时往往秉承单一的柔性或效率视角，造成互相矛盾的结果[29]。因此，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将有助于调节这些争论，连接彼此矛盾的结论，提高本领域研究的自洽性。

基于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交集，本文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结合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的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量表整合，将企业创新能力分解为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然后，于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共搜集了260份中小型制造企业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然后，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设置权重，得出企业创新能力的测量模型。最后，针对样本特征（企业年龄、企业性质、行业类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26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比较评价，揭示了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构建现状，从而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1 转型经济情境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内涵和结构

1.1 转型经济情境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的特征

首先，转型经济情境的一大特征是快速变化又具有大量机会的动态环境，需要制造企业具有均衡柔性和效率的创新能力[9]。转型经济情境的特征包括以下四点：1）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带来的新市场需求；2）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技术机会和竞争；3）社会发展带来的人的观念和需求的变化；4）经济转型的政策带来的制度压力和机会[9]。因此，在该情境下，企业产品生命周期显著缩短，企业需要明晰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创新能力结构[15][30][31]，均衡柔性和效率[32][33]。

其次，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是一个由多层次能力体系，需兼顾柔性和效率。第一，兼顾柔性和效率对制造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服务企业[6]。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于产品创新和质量，而服务企业竞争优势则来源于人力资源战略[6]。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制造企业不仅需要加快创新效率以获得由时基竞争带来的优势，还需要加强创新的柔性以更快速地搜寻和选择满足环境需求及其变化趋势的创新方向[6]。第二，兼顾柔性和效率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大型企业。一方面，对于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在柔性上必定不如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资源正不断增加，这为创新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基础的同时，由于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也增加了资源重构的难度[1]。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在效率上未必比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高[26]。效率可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而企业规模的增大，会带来可投入创新资源量的增大，但对转化的效率却未必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创新时往往需从各部门跨界调度资源，而这些跨界行为会带来更高成本，从而降低行为的效率。在技术创新能力演进过程中，除了提高技术创新层面的效率外，还需增强对选择和调整技术创新方向起到决定作用的战略层能力，以及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灵活资源调度的组织层能力[33]。在技术创新能力演进过程中，除了提高技术创新层面的效率外，还需增强对选择和调整技术创新方向起到决定作用的战略层能力，以及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灵活资源调度的组织层能力[8]。

1.2 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内涵和结构

基于知识链视角，创新是一个适应环境的动态系统过程，包括知识的搜寻、内化、集成和创造[9]。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下，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一方面，企业需具备根据环境灵活调整创新方向和配置资源，搜寻和选择合适知识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需具备确定创新方向后高效率地完成内化、集成和创造知识的能力[4]。本文结合该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的特征，从对知识的“搜寻-选择-获取-集成-利用”链出发，认为创新能力由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三部分构成。

战略柔性是嵌入于创新源搜寻和选择过程的高级知识，是企业快速根据环境变化，搜寻和选择合适知识源的战略适应能力[34] [35][36]。基于战略内容观和战略过程观融合的观点，本文将战略柔性分为三种能力：跨外部边界搜寻能力、跨内部边界搜寻能力和本地搜寻能力[36]。三者目的均为通过搜寻和选择创新源以适应环境，区别在于方法不同，分别为：在企业外部搜寻和选择新知识作为创新源，跨企业内部边界（产品线间、部门间）搜寻和选择新知识作为创新源，在产品线内部搜寻和选择新知识作为创新源[9][34][37][38]。

组织柔性是嵌入于创新源获取过程的高级知识，是企业根据战略，快速获取和内化多来源知识的组织适应能力，包括：配置资源链以获取内外部知识源的能力，和通过组织制度/流程布置资源的能力[9][36][39] [40]。

技术创新能力是嵌入于吸收、集成和创造一般知识的高级知识[8] [9][40][41][42]。转型经济情境的动态性要求企业打破边界，更高效地进行开放式创新。此背景下，根据产生知识的新颖度不同，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吸收能力、集成能力和原创能力[9]。三种能力的目的均为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区别在于方法不同，分别为提升外部技术内化效率[38][43]，提升不同来源技术集成效率[44][45]，和提升内生性新技术创造效率[9][38][46]。

2 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和比较评价方法

2.1 调查程序与样本情况

2011 年至2014年, 作者以浙江、福建和江苏省制造企业为对象，发放900份问卷，回收425份，剔除质量低和大企业问卷后，剩余26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28.9%），空白项无规律，答卷者知识与问卷一致[9]。为防止共同方法偏差，高管做答战略柔性部分，中基层管理者做答组织柔性、技术创新能力部分。

2.2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和步骤为：“基于信度和效度分析方法确定测量量表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体系指标权重à基于方差分析法进行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首先，本文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接着，本文采用AMOS7.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然后，本文采用SPSS19.0软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47];最后，基于方差分析法进行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48]。

3 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研究

3.1 变量指标的选择与测量

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本文将创新能力构成分为三层：一，最高层的战略柔性，二，中间层的组织柔性，三，基层的技术创新能力。战略柔性的测量参考了Rosenkopf and Nerkar(2001)、Sanchez(1997)和Li et al.(2010)的指标[37][34][31]；组织柔性的测量参考了Li(2010)的指标[31]；技术创新能力测量参考了Abreu et al.(2007)、Mahmood，Zhu and Zajac(2011)和Smith et al.(2005)等的指标[9][43][44] [45][46][49]。信效度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Cronbach’s α>0.7，信度较好。三因子模型中因子载荷>0.4，能有效反映同一构念。理论上RMSEA<0.08，TLI和CFI>0.9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50][51]。三因子模型比其余模型的拟合度指标更优，为：2/ df=3.072，RMSEA =0.075，TLI=0.943，CFI=0.963。本文数据具较高信效度，可支撑后续研究。

表1 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信度和效度分析表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60）

3.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在测量研究中，指标权重设置可使用主观和客观赋值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主观赋值方式受人为影响过大，客观赋值方式则不体现人为观念上对指标间重要性差异的前期预判。由于本文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视角，在柔性和效率的重要性上并无前期预判倾向。故针对本文研究问题，客观赋值法是适合的权重计算法。本文基于PCA法，采用SPSS19.0软件计算企业创新能力各指标权重，计算步骤分为四步。

步骤一：计算主成分方差贡献率。通过SPSS19.0软件计算各成分的公因子方差，得到各主成份对应的特征根及其方差贡献率，确定可替代指标的主成分。 据表3，前3个主成分特征根>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80%（为83.449%）。故前3个主成分可替代原有19个指标。主成分数k=3，指标数p=19。

表3 各成分的公因子方差表

步骤二：计算各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分析中，主成分的标准差数值即特征根的平方根，于是可除以其标准差（单位化）转化成合适的公因子，即令，。得第i个指标在第j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计算公式：

公式（1）中，i=1,2,…,p；j=1,2,…,k；p=19；k=3。据表2，本研究已确定三个主成分，且各主成分特征根平方根已得。还需求得负载值。本研究基于SPSS软件，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19个指标对主成分的负载值，见表3的主成分矩阵。然后，将各指标在各主成分的负载值和各主成分特征根平方根代入公式（1），得到各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见表3中的各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矩阵。

步骤三：计算各指标在综合模型得分系数。 前3个主成分可替代原有19个指标，故各指标在综合模型得分系数等于以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指标在主成分组合中系数的加权平均。 故，第j个主成分权重计算公式：

第i个指标在综合模型得分系数计算公式：

……………………公式（3）

公式（2）和公式（3）中，i=1,2,…,p；j=1,2,…,k；p=19；k=3。本研究将表2中得到的代入公式（2），得到各主成分权重，再将和步骤二中得到的一起代入公式（3），得到综合模型得分系数组成的矩阵，如表4所示。

步骤四：指标权重归一化。归一化后的第i个指标权重计算公式：

表4 权重计算中涉及的数据矩阵

公式（4）中，i=1,2,3…p；p=19。本研究将步骤三中得到的各指标在综合模型得分系数代入公式（4），得到归一化后的指标权重。的取值见表4中指标权重矩阵。

3.3 企业创新能力测量方程

对于均衡效应的测量，本文沿用了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由于均衡意味着柔性和效率作为一个整体而提升，故本研究将创新能力的概念分为柔性和效率两个部分，采用通过分别测量柔性和效率的指标相加的方式，实现对于“柔性-效率”均衡的测量[6、13]。对于单个企业样本而言，企业创新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5）中，i=1,2,…,p；p=19。将表4中求得的指标权重代入公式（5），可知：

4 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本研究样本企业年龄以十年为分界点，分为少于十年、大于等于十年。样本企业性质有两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企业行业类型分为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大于等于5%）和非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小于5%）。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5所示。

表5 创新能力的均值与标准差表

由表5可知，各组样本企业创新能力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3.5，说明样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归因为：样本主要涉及生物医药、机械、电子、轻工、纺织这五个行业，其中生物医药、机械、电子行业均属于高技术行业，创新能力较强。接下来，本文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针对样本特征（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对样本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比较评价，以揭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构建现状。

4.1 不同企业年龄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结果讨论

本文对企业年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企业年龄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由表5和表6可知两点。第一，整体来看，根据企业年龄的不同，企业创新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sig.=0.318>0.1）。第二，解构来看，根据企业年龄的不同，战略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年龄越大，战略柔性越低（成立时间>=10年的企业战略柔性均值小于成立时间<10年的企业战略柔性均值，sig.= 0.098<0.1）;企业年龄越大，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成立时间>=10年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均值大于成立时间<10年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均值，sig.= 0.073<0.1）。

该发现与现有研究观点出现了不一致。关于企业年龄与企业创新能力间关系的多数研究认为企业存在时间的长短与积累的知识与能力是正相关的，存在时间越长，知识积累量越多，对企业进行的组织学习与技术创新越有帮助，其创新能力越强[50][51]。

本研究和前人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可归结为不同研究视角所引发的对创新能力结构的不同见解。前人观点基于效率视角，而本文基于柔性和效率的整合视角来测量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该内涵既包括创新活动效率，也包括调整创新方向和资源重构的灵活性，这也就要求企业不仅需要随时间积累知识，还需要克服时间积累而带来的刚性[1][26]。对于年龄较高的制造企业而言，随着时间不断重复的惯例会提高创新效率，但在柔性上却不如年龄较低的企业[26]。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大，企业资源正不断增加，这为创新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基础的同时，由于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也增加了资源重构的难度[1]。诺基亚、朗讯等曾经的通讯设备制造业领先企业案例亦印证了该原因。以诺基亚为例，作为市场领先企业，诺基亚随着时间增长逐渐形成了惯性思维，以至于未认清2007年后触摸屏智能手机已成为行业新方向，仍执着于现有技术轨迹的渐进式改进，以牺牲柔性为代价来提高效率[9]。

4.2 不同企业性质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结果讨论

本文对企业性质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企业性质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由表5和表7可知两点。第一，整体来看，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高于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民营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均值高于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均值，sig.=0.059<0.1）。第二，解构来看，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民营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更强（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均值均高于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sig.<0.1）。

现有研究在该领域存在争论。大多数研究和本文结果相一致，认为国企的创新能力低于民企。首先，基于效率视角，国企的创新效率要显著低于民企[22][23][52][53][54]。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其原因为国企存在的委托代理和预算软约束问题比民企更严峻[23]，导致国企虽占据大量的资源，但其在新产品创新绩效等方面的产出不比民企的结果[23]。其次，基于柔性视角，国企在柔性上也低于民企，原因为公有产权属性使其决策更为谨慎，难以主动把握环境新机会[23][24]，进行创新方向的及时调整和所需资源的快速重构。国有企业进行创新时往往需从各部门跨界调度资源，而这些跨界行为会带来更高成本，从而降低行为的效率[55][56][57]。通过比较同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大唐电信和华为两家企业亦可发现，上述两家企业早在中小企业阶段，柔性和效率上就已出现了显著差异。由科研院所转制而来的大唐电信，在成立之初就对环境变化认识不足，数次错失快速发展的关键机遇，在柔性和效率上都落后于当时的华为。如，1995年，大唐电信虽基于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完成了移动交换机的样机，但却因资源配置重组灵活性不足而影响了研发和产业化进程。而华为则准确预测通讯业的3G发展趋势，先快速搜寻并选择了R4软交换技术，再通过组织结构（1994年就在北京设立数据通信研究所，1997年在上海设立移动通信研究所）和制度的动态调整，高效率地完成了创新目标，以先发优势进入了国内通讯市场[9]。

4.3 不同行业类型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评价结果讨论

本文对行业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行业类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由表5和表8可知两点。第一，整体来看，根据行业类型的不同，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高技术中小型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高于非高技术中小型企业（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平均值高于非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平均值，sig.= 0.018<0.05）。第二，解构来看，根据行业类型的不同，战略柔性存在显著差异，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则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非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战略柔性更强（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战略柔性平均值均高于非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sig.=0.009<0.01），而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则无显著区别（sig.>0.1）。究其原因为高技术企业的战略柔性显著高于非高技术企业。相比于非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面临着更加动态的环境。这就要求高技术企业具有更加快速转变创新方向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处于动态环境中的软件企业信雅达为例，自1996年创立开始，便不断根据环境中的新机会（OCR技术变革、流程银行需求）进行战略调整和组织结构调整，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两次灵活有效地引发创新能力重构[8]。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在以动态环境为重要特征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逐渐转变的转型经济情境下，提升制造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该情境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评价领域，学界尚存三个研究缺口。针对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交集，本文基于柔性和效率的均衡视角，构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模型，并针对样本特征（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26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比较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模型方面，针对“现有研究多从效率角度来测量创新能力，缺乏柔性和效率的均衡视角”研究缺口，本文基于柔性和效率的均衡视角，揭示了企业创新能力内涵、结构和测量模型。证实该测量模型由三部分构成：战略柔性、组织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共包括19测量题项，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第二，在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方面，针对“现有创新能力测量研究在指标权重设置时多使用主观赋值，人为影响过大”和“不同年龄、性质和行业类型的企业间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存在争论”这两个研究缺口，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了各指标权重，得出了企业创新能力测量方程，然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典型案例分析，得出并解释了研究发现：一，不同年龄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增长所带来的惯例重复、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会提高效率，但也会降低柔性；二，民营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高于国有中小型制造企业，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和公有产权属性会降低柔性和效率；三，高技术中小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高于非高技术中小型制造企业，高技术企业需通过提高柔性以适应所处动态环境。

本文在理论上的创新点体现为三点。第一，动态环境下“柔性”和“效率”这对矛盾一直是战略和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将柔性视角和效率视角结合起来，研究企业创新能力构成和测量，有助于均衡“柔性-效率”这对二元关系，为分别基于柔性视角和效率视角的研究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对创新能力构成彼此连接的观点。相比于前人研究，本研究更全面深入全面地测量了创新能力，进而为创新能力评价和提升提供基础，对动态能力理论和创新领域的研究具理论贡献。第二，本文采用PCA方法对创新能力测量模型中的各指标赋予了权重，弥补了现有创新能力测量研究在指标权重设置时多使用主观赋值，人为影响过大的不足。对创新能力测量研究有贡献。第三，本文基于柔性和效率的均衡视角，比较分析了不同年龄、性质和行业类型的企业间创新能力的差异，一方面对具有不同特征的细分样本的创新能力结构和总体水平差异的了解，有助于深化不同类型企业差异的认识；另一方面相比于单一的柔性或效率视角，秉承均衡视角更能平息不同年龄、性质和行业类型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存在的争论，因其能更全面客观地分析资源基础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接彼此矛盾的结论，提高创新能力比较评价领域研究的自洽性。

本文实际意义为通过揭示转型经济情境下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测量体系和构建现状，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研究提供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情境下，为了缩短和高技术企业及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差距，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国有制造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均需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特别是战略柔性和组织柔性，克服资源基础给其带来的刚性；另一方面，创新能力随企业年龄不同并无显著不同，成立时间长的在位企业需要及时监控能力现状，提升创新能力，才能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避免“在位者失败”的困境。

6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首先，未来研究可针对本研究在抽样范围、问卷数量以及问卷发放方式上存的缺憾，扩大抽样的范围和数量，并尝试一个企业多份问卷的方式，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其次，未来研究可对“如何均衡柔性和效率，实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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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Economy Transition Context: Based on the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Balancing the “Flexibility-Efficiency” Tension

CHEN Li-tian1, XU Qing-rui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Operating in dynamic and open environmen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manufacturing SMEs under economy transition context. Under this context, measuring, evaluating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are quite important for manufacturing SM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there still have three research gaps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mphasizes both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that are critical under dynamic environment, and divides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to 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A total of 260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manufacturing SMEs loca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Fujian Province and Jiangsu Provinc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method, index weights were calculated to obtain the measuring model of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irm age, ownership and industry type), we operate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260 manufacturing SMEs.This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few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ly, based on the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composed by three parts: 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se three parts include 19 measurement items and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econdly,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o not have obvious difference for companies regardless of the years of their operation . For mature manufacturing SMEs, the repeating practice and routine will improve efficiency. However, because of sunk cost and path dependence effect, mature manufacturing SMEs do not have the same flexibility as growing manufacturing SMEs. Thirdly,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private owned manufacturing SME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state owned manufacturing SMEs. For state owned manufacturing SM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blems will reduce the efficiency. Because of executive tenure and promotion system, state SMEs’ flexibility is also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private owned enterprise. Lastly,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SM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SMEs. Facing more dynamic environment, high-tech enterprises need the capability of flexibilit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nging innovation direction. This paper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provid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conomy transition; manufacturing SME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flexibility; efficiency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270.7

A

1004-6062(2016)03-0001-08

10.13587/j.cnki.jieem.2016.03.001

2015-11-03

2015-12-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72177，71502165）；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2014-XY-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4YJC63001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LQ14G020006）

陈力田(1987—)，女，安徽庐江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