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晨晨

摘 要：民国时期，科普教育受到国家和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归国留学生，组成了颇有影响的科学家群体，他们通过组建各类科学社团，积极发展科普教育。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高涨；为改善我国民众科学教育落后现状，在一些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助推下，科学化运动兴起，科普教育也逐渐转向普通大众。简言之，民国时期的科学普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起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民国；科学普及；渠道

民国初年，就有先进的知识分子踏上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面对科学普及落后的现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探究民国时期的民众科普教育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那个时期特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了解。从学术层面来说，民众科普教育是科普层面的社会教育，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源流，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作为近代社会教育发展演变的新视角。其次，从现实意义来讲，科学技术己成为决定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科普教育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一、民国时期开展科普教育的原因

（一）开启民智的需要。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改造国民性、改变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使得科学深入人心，中国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人们在追求科学、反对迷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时期科学家普遍重视科普。任鸿隽在《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一文中指出，科学教育应包括理科教育、专门学校的应用科学教育及“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又称“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但是在1930年以前，不论政府还是科学运动团体，都注重于“高深的专门研究机关的设置，或致力于学校教育之改良，而忽略了民众科学教育的实施。[1]因此，对于民众的科普教育不容乐观。社会教育虽然不以科普为重点，但科普却是社会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教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品，科学事业与大众生活无法分开。

当时国人的思想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在继承老一辈人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生病了是因为有鬼神在作祟，发洪水是惹怒了龙王，封建迷信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实际上生病是因为细菌、病毒入侵，而发洪水是地形、降雨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就是使民众从愚昧迷信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启民智，使他们进步起来。

（二）科学化运动的有力助推。清末民初，社会上虽然有一些从事科普宣传的团体、图书馆等机构，但是由于资金、政局、缺乏组织性等局限，导致科普的效果不理想。在1932到1937年间，政府高官和研究机构学者发动了中国科学化运动，以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作为组织形式，以《科学的中国》（半月刊）刊物为表达思想观点的平台，形成了有组织，有思想，有纲领，有计划的科学普及高潮。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与中国科学社同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为宗旨，但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更多的探讨了科学与社会发展，科学与经济，科学与国防，科学与民俗，甚至科学伦理的诸多问题。该组织尤其在中国如何实现科学化的问题上进行了贯穿始终的、深入的研究。在科学化运动过程中，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文章，推荐名人学者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对重要的科学问题发表演讲，在各地组建分会等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国防、民俗、百姓生活等具体问题进行讲解。这些对于民国时期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民国时期，经济萧条、政局动荡、民族危机加深，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人积极探求救亡图存之道，科学救国思潮兴起。中国的软弱，外敌的入侵，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科学的落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却用于制造爆竹，而外国人却制造出了大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却用于看风水，而外国人却用于对外扩张。由此可见，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迷信、自私、散漫、无秩序·……在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外来危机与现实社会存在的障碍之后，日渐增多的有识之士主张注重在社会教育中加强科学宣传，以充实国力，救民族于水火之中。[2]

二、民国时期科普工作的开创与探索

（一）科学研究机关。民国以前的学校科学教育，形式上看站稳了脚跟，但是实际上还是貌合神离，很少重视自然科学。尽管如此，国内尚有几个著名的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对中国科学的普及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国立地质研究所。在共和政府成立之后，添设了一个国立地质测量所，后来改名为地质研究所，这个学术机关对于中国地质的调查、矿藏的探讨有很大的贡献。1927年发现的敦煌石室引起全世界科学家、考古家的注意；资源的数量从前没有人可以指出一个确切数来，经过该所勘察，才得到我国的煤有250000000吨。在1920年，该所出版公报，不止把一般比较容易到达的煤铁矿藏都测量过，更估计了不易测量到的，一万万吨的新铁矿，这件事博得正在萌芽中的中国矿业界赞赏。[3]于是，

1922年由矿业界的热心者捐助一笔巨款，使地质研究所开办一所图书馆，馆内的藏书约有四万册，可以说是国内最完备的科学技术图书馆。地质研究所特别注意研究古生物学，除此之外，对于地震学、土壤测验、燃料研究以及考古都有所成就。通过研究所出版的公报、创办的图书馆，民众对于地震、资源等知识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促进了科学知识在大众间的普及。

（2）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是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可以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完全兼有美国的国立科学研究院，法国的科学研究学院的混合性质。同时又是国家给国内外的科学家和科学团体颁发荣誉学位的最高机关。它的宗旨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也可以算是指挥与联络全国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总机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从此，不仅应用科学的研究获得重视，而且常规和永久性质的研究、基础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全面展开。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大纲”中还包括实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实际上却受到一些限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宗旨与中央研究院相同，它统辖六个研究所：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药物学等六个学科，六个研究所都设在北平。研究院所取得的成果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3）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博物院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外，还有一所国立中央博物院，于1933年4月开始筹备，内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1936年在南京明故宫勘定院址，筹划建筑，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第一期工程仅完成大半，直到战后的1948年，才将刘敦桢设计的人文馆竣工开放，规划中的另外两馆因时局原因未能实现。该院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工作有：对于云南大理的发掘，发现云南省苍洱区有古代遗址12处，古墓十七座，编写成《苍洱文化区研究报告》，并考察川滇黔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惯、生活状况以及搜集各种标本、模型、图片、器物等多次公开展览。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展览，科学知识得到很好的普及。

（4）中国科学社。以上记述的三种完全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科学机关，至于私人设立的科学学术团体，较为著名的要推中国科学社。该社于民国三年六月（1914年6月）成立，研究的学科包括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事业约可分为六项：一是出版科学杂志及科学书籍等；二是成立科学图书馆；三是设立生物研究所，搜集国内动植物标本，分类陈列，供民众观览；四是推行科学教育，中国科学社认为要使中国科学发达，必须从改良科学教育入手，其中以改良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最为重要；五是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科学演讲；六是审定科学名词，自民国八年（1919年）开始，该社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其已经审定的名词包含数学、物理、生物各科。

（二）科普的主要传播渠道。（1）发行报刊传播科技。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逐渐进入中国，近代报刊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报刊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荣对于科学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行的刊物，比如《科学》、《理化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都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主旨是传播西方的科学观。具体来说，《科学》虽不是纯粹的科普期刊，但“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办刊宗旨，以及对科学精义和效用的倡导，具有科普意义；《科学世界》1932年发刊词中坦言：“发行本刊的使命，在供给中小学理生老师的参考资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其明白科学的应用”；《晨报副刊》创刊时就开设了“科学谈”、“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科学浅说”等栏目。

由于科学比较“枯燥”，许多报刊在创刊时，不敢存太大希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报刊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有的报刊甚至出现了再版的情况，由此可见民众对科学的关心与重视；有些学校的教师推荐自己的学生去购买一些科普读本，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在民众间的普及。

（2）编写科普读物。针对不同的受众，编写了不同类型的科普读物，以此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针对“平民”和“民众”这个群体，主要编写出版了以下几种丛书。一是平民小丛书，比如：《饮食的卫生》、《怎样养蜜蜂》等；二是民众科学问答丛书，比如：《生命离不了的东西》、《我们住的》等；三是民众小丛书，比如：《科学的生活》、《生物常识》等；四是平民教育丛书，比如：《重要庄稼的选种》、《蝗虫驱除和利用法》等；五是民众农业丛书，比如：《种稻浅说》、《土壤浅说》等；六是民众常识丛书，比如：《化学浅说》、《气象浅说》等。这些读物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而成，围绕着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展开。

针对少年儿童这个群体，主要有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如：《虫·鱼·鸟·兽》、《衣·食·住·行》等；少年百科全书，如：《常见事物》、《生命现象》等；儿童科学丛书，如：《苍蝇与瘟疫》、《蚯蚓》等。因为少年儿童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针对少年儿童对未知充满好奇的心理特点，这些读物一般通俗易懂，富有童趣。

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由于自身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积累，所以科普读物比较晦涩难懂，含有较多的专有名词，非常人所能轻易了解的，如：《细菌与人生》、《梦》、《进化论浅说》等。

（3）举办科学讲演。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的刊行，引领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即科普运动。相关的科研机关和学术团体，积极举办通俗的科学讲演。比如有王琎的《衣食住之化学常识》、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胡适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伍连德的《生活、健康与财富》、马心仪的《植物与人生》、陈燕山的《改进中国棉业之重要》、李永振的《农业改良》、何伟发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孙明经的《电化教育》等。由此可见，演讲范围的广泛，有涉及科学本身的，也有科学与现实生活的，也有科学与战争的，等等。由于科学讲演多是讲演者将晦涩难懂的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话语，更有益于民众的消化与吸收，且讲演者可充分发挥能动性，调动现场氛围，能让民众在听的过程中真正了解该知识，并在生活中运用该知识，起到了科学普及的效用。

（4）创办博物馆和各类展览。1876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博物馆，1905年南通博物馆开办，此后各地也时有博物馆出现。博物馆陈列的对象有自然科学、现代工艺的材料以及标本、图片、物件等，所以具有科普的功能。民众进入博物馆参观学习是比较自由的，如果有科技方面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向馆内的工作人员请教，可见其具有明显的科技普及的性质。此外，清朝末年，在发展实业的推动下，许多工农业品展览开始举办。比如1899年汉口设立商务公所，陈列工业产品；1906年京师创办农事试验场，设有农品陈列室，并适时举办农事展览。这些展览的举办可以帮助相关人士了解新品种、新器械以改良生产，有助于开阔眼界，普及科技知识。

（5）电影广播播放科普。电影与广播是近代科技的产物，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天生具有科普传播的优势。电影以动态的画面、真实的声音吸引着大众，电影和广播与文字传播相比，更易为民众所接受。近代中国电影的出现并不晚，1896年上海徐园就首次放映，此时距爱迪生1890年发明的“放映匣”只有六年时间。此后，出现了《疟疾》、《交通工具的进展》、《采煤》、《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等科普性质的电影，虽然放映时间不长，加上社会动荡，效果也不甚理想。但不可否认，随着这些影片深入学校、农村、山区，对于加强民众们的科普意识、推动科学普及具有积极意义。

（6）开展科学调查、考察，以实际行动宣传科学。说得好不如做的好，实践出真知。1941年9月21日，边区将出现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次机会提前在文化沟俱乐部开展科普讲座，于光远等进行了关于“日食知识”的演讲，并且组织了实地观察，用事实教育广大群众，对破除群众中流传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思想有很大帮助。[4]

简言之，通过科学调查、考察制定出来的策略更加具有科学性、得出来的结论更加具有可信性；通过实际行动向普通大众宣讲科学，破除迷信，了解未知才更加具有信服力。

参考文献：

[1] 高玉娇.民国时期民众科学教育探析[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1月.

[2] 陈洪杰.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社团、场馆和技术[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