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梦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论近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海归形象嬗变*

陈梦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近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海归形象丰富多彩，既有聪慧睿智的海归精英，也有形形色色的海归败类，但以正面人物居多。从总体上看，海归形象的百年塑造经历了从理想光荣、叱咤风云的近代海归到到孤独悲愤、壮志难酬的现代海归再到勇敢挑战、漂泊困惑的当代海归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这种复杂而新颖的文学形象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出现新的因素，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弱国子民的苦难人生，再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中国小说；近代海归；现代海归；当代海归

1854年，容闳赴美留学6年后回到祖国，揭开中国近代海归史。自从有了海归，近代中国也就出现了塑造海归形象的文学作品。百年回眸，中国小说中的海归形象丰富多彩，既有聪慧睿智的海归精英，也有形形色色的海归败类，但以正面人物居多。从总体上看，海归形象的百年塑造经历了从理想光荣、叱咤风云的近代海归到到孤独悲愤、壮志难酬的现代海归再到勇敢挑战、漂泊困惑的当代海归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这种复杂而新颖的文学形象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出现新的因素，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弱国子民的苦难人生、再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理想光荣、叱咤风云的近代海归豪杰

清末民初，留学潮迅速勃兴。截至1924年，留美学生人数达到了689人，而留日学生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就远远超过万人。［1］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多，“海归”成为近代中国新颖的社会群体，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才子，被赋予救国救民的使命。晚清小说家感应时代脉搏，对新兴的海归群体寄予无比的期待，发挥充分的想象，创作出了一批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正面海归形象。涉及正面海归形象的晚清小说作品主要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张肇桐的《自由结婚》、轩辕正裔的《瓜分惨祸预言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张春帆的《未来世界》、姬文的《市声》、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吴蒙的《学究新谈》、旅生的《痴人说梦记》、雁叟的《学界镜》以及尗夏的《女学生》等等。这些小说从不同侧面揭示出近代海归精英的事业追求、思想情感和生活面貌，真实地反映了近代海归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文化、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救民于生死、挽国于水火、开化教育国民、激励民众奋起抗争，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鸦片战争惨败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逐渐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然而，在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晚清时期，有过留洋经历的海归自然无法避免受歧视的命运，历史为19世纪末的海归们提供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随着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促使20世纪初中国留学狂潮勃兴。海归的社会地位到了清朝末年由此有所改变，海归群体虽然刚刚形成，却担负着救国图强的重任，深受苦难的中国人逐渐把海归看成是中国未来之救星。晚清小说家叙写海归形象特别关注海归们的社会责任，赋予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使命感。从总体上看，在晚清小说中的海归形象中，爱国爱民、积极进取、融会中外新知的正面海归人物占主流。

晚清小说中的正面海归是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驱。晚清小说中的海归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但“彻底化”的极少。这些海归人物大多在外形上以穿西装和剪掉辫子的反传统形象出现。他们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倡导革命，救国于危难之中，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们通过兴办西式教育、翻译外国书籍、创立报刊杂志等各种手段来向国民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社会体制和现代科技等。例如，张春帆的《九尾龟》第187回写海归孙伯义在为帮助淮、扬一带老百姓解决年年遭受运河绝堤之苦，学习西方举办慈善会以筹集善款，连上海的老外也参与其中，热闹非凡地开展“万国赛珍救灾会”。在魏武挥鞭的《黄绣球》中，从外国医院毕业的女海归毕去柔不但医术高明，热心医治病人，而且出资出力推动教育改革。她慷慨捐资，备办书籍仪器，协助兴办新式学堂，推行新法教育。为了把西方先进医术传授给国人，毕去柔在女学堂里还附设了一所医院，让女学生跟着学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精心刻画了李去病和黄克强两个海归豪杰，小说写到2062年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庆典，黄克强和李去病围绕如何救国而展开辩论。

晚清小说家大胆想象，对近代海归豪杰的英雄气概进行了充分的描绘。例如，姬文在《市声》描写海归们回国后与洋人“实行工商战”，立志振兴中国民族工商业；《新中国未来记》更是史无前例的海归英雄豪杰大聚会，小说中的孔弘道和黄克强两位海归都为国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雁叟的《学界镜》中，方真可谓是集传统与新知于一身的完美海归英雄，在日本，方真专心研究各种学理，力图探究日本“隆盛致强之原因”。在方真看来，国家实力来自教育。他热爱教育事业，大量翻译关于教育的书籍，积极发表了有关教育的论说。方真以教育家自任，致力于普及教育，企图让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国民的资格，因而广为人们惊叹和崇拜。他的高卓理想和超凡能力显示了中国近代新兴知识分子的风采。此外，在轩辕正裔的《瓜分惨祸预言记》描写了众多海归人物。面对瓜分惨祸，24个海归参加了讨满排洋的救亡战争，其中10人为国捐躯了。《女娲石》的女主人公金瑶瑟曾往美洲留学三年，是女子改造会的领袖，回国后“见中国国势日非，灭亡祸害便在眼前，即时邀约同学数人回国，在京城运动一番”，成立女子革命会，积极参与反清斗争，鼓吹革命风潮。1909年，容闳在美国推出了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被译为《西学东渐记》。他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的60多年艰辛生命历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忧心瞩望。

总之，对于近代海归而言，“留学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近代海归在家国之思背后始终心系祖国的前途命运。晚清小说中的正面海归形象虽然写得浮光掠影，着墨不多，简单干枯，有的仅是全书的一个故事，有的仅是人物的一种身份或是全书的一个引子，但却是当时政治宣传的强大工具。晚清小说家根据自己的政治思想倾向对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近代海归进行了不同的描绘和评价，将自己的政治理念通过笔下的海归形象表达出来，目的主要在于政治宣传。新兴的海归群体作为中国文学出现的一种独特形象体现出特有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海归形象所具有的高昂的爱国激情、鲜明的政治情怀和高卓的学问见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五四”大批海归小说的出现和众多海归作家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成为海归文学思潮的开端。

二、孤独愤懑、壮志难酬的现代海归志士

1901—1937年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发展阶段，出国留学生人数大约15万，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海归群体在现代中国承担了救赎祖国的角色。在20世纪初20～30年间，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留学生者，20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2］中国海归小说的大量出现应该要追溯到五四前后，特别是海归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书写海归的小说，比如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去国》、郭沫若的《行路难》、张闻天的《旅途》、许地山的《二博士》和《铁鱼底鳃》、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叶绍钧的《招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老舍的《牺牲》、《文博士》、《东西》等等。相对而言，现代中国的海归作家往往“现身说法”，作品中的海归人物几乎就是作者本人。

立志报效祖国、引导社会变革或走实业报国之路的海归革命家与海归实业家是现代中国小说家们着力刻画的对象。海归革命家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在异国寻求革命真理，回国后大肆进行革命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海归实业家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为理想，他们在中国革命、民主与科学以及文化进步等众多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例如，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中的主人公詹姆斯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正面海归形象。詹姆斯虽然在美国长大，但深知美国始终是异国他乡，非久留之地。他的目的很明确，“回中国去”，在自己的祖国工作，有朝一日要在中国办一所大医院，让病人都能来看病、治疗。在祖国危难之际，詹姆斯愿意献身救国。于是，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农村。老舍笔下的海归几乎都是实干家；《二马》中的李子荣踏实苦干、立志走实业报国之路；《铁牛与病鸭》中的王明远（绰号铁牛）从国外留学归来坚持科学研究；《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尤大兴受西方文化熏染，特别讲求“力行”和“实干”，立志改善中国农业，短时间里就使农场发生重大变化。许地山在《铁鱼底鳃》中精心塑造了一个由国外学得科学、决心以其知识报效祖国的海归雷先生，他是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派留学生，自信自己的发明能增强中国海军的军备，只可惜国内没有铸炮的兵工厂，在穷愁潦倒、颠沛流离之中，雷先生仍然对他的“兵器学”如痴如迷，期盼着自己“能活到国家感觉需要而信得过”他的“那一天”的到来。

晚清小说的正面海归形象都充满自信与理想，而且最后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发挥巨大的力量。相比之下，现代小说中的正面海归形象显得相对沉重，因为他们在国外备受歧视，回国后又报国无门，最终只能成为“零余者”。现代中国的小说家们既注重演绎现代海归的爱国主义，也真实描绘现代海归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例如，《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海归尤大兴最后被排挤出农场；《行路难》中的爱牟回国后生计艰难、妻离子散；《铁牛与病鸭》中的王明远因得罪病鸭而被撤职，艰苦努力搞的实验半途而废，理想终成泡影；冰心《去国》的主人公英士拒绝了美国的发展前景和优裕生活，满腔热情地回国效力，却屡遭磨难，远大理想难以实现，满腔热情毫无用处，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再一次离开祖国［3］；《两个家庭》中的留英海归陈华民志向远大，决心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用来建设祖国，希望能够改变祖国的贫困落后，然而，国内的种种现状使他认识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自己的满腔热血无处洒，心灰意冷，最终忧郁而死；《阳春别》中的留日青年也反复地说着“中国那里容得下我们！”这些有血性、有抱负的现代海归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以失败收场，无路可走，无处逃遁，他们的“愤言”源于植根中华之爱的“恨”，爱得痛苦，爱得愤怒，反映了一种彻底绝望又对祖国怀着“铁树开花”信念的复杂心理。

现代小说中的正面海归人物生活低调而隐忍、性格谦卑又平实，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总是处在一种“逃”或“寻找”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前辈叱咤风云的气概和特立独行的孤傲。现代小说家们对现代海归这种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性格因素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例如，老舍笔下的“铁牛”王明远从不以学者自居，说话不夹杂着洋字，不穿洋服，不会跳舞，言行举止上看不出曾留洋的痕迹。许地山笔下的海归雷先生虽然把国外高深的潜艇技术带回来中国，却没有一点留洋博士的优越感。老舍的尤大兴表面上刚正严厉、一丝不苟，心里却既仁慈又有责任感；他始终相信“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甘愿为自己的信念而殉道。鲁迅笔下的海归“我”在仙台和东京之间饱经折腾之后回国，不断寻找又不断失望。郭沫若笔下的海归爱牟正直善良，才华横溢，10年前为逃避包办婚姻而远走日本，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10年后举家回国，但在国内始终找不到出路。《围城》中的海归方鸿渐从江南小城到都城北京再到异域欧洲，四处逃窜，努力挣扎，学业与事业、爱情与婚姻都一败涂地，不断陷入难堪的境地，接连的挫败使他倍感无助而绝望。

总之，现代小说中的正面海归人物虽然兼有西方的科学追求精神和中国的救国济民思想，是广大民众的启蒙者和救护者，对民众谦卑有加、曲意迎奉，但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遭受误解和攻击，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救国理想得不到实现，最终成为殉道者。

三、勇于挑战、漂泊困惑的当代海归精英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象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彻底消失了近30年。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当代海归群体迅速形成而日益壮大，而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日益呈现出不同于早期海归的新特点。他们年富力强、开拓进取，有放眼全球的国际化眼光和开发创业的实践经验，发挥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染的海归作家对自身经历进行反观和思考，“海归派”写作成为热点，描写海归生活的小说得以大量出版，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孙博的《回流》、刘敏的《一个海归女人的情爱日记》、傅小雷的《无可归依》、三更雨的《俗不可耐》、刘小欧的《海归记》以及施雨的短篇小说《不穿正装的男人》等。

描写新时期海归热闹非凡地欣然回国发展创业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现象。加拿大华文作家孙博的《回流》是国内第一部表现海归回国发展创业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高峰是一位优秀的留美博士，他满腔热情地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周天明、罗永康等人在浦东创办“新世纪生化公司”。然而，在纽约世贸中心被炸、全球股市崩溃、中东战事再起的21世纪初期动荡年月之间，高峰深深体会到回国创业如同当年出国谋生一样充满艰辛与曲折，一切都面临新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作者通过描写以高峰和麦玲为代表的上海海归在国内创业发展的种种经历，对当代社会和当代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文学反思，既张扬了当代海归的爱国情怀和创业精神，又揭示当代人在金钱面前呈现出来的人性挣扎、残酷斗争和心灵脆弱，充满着一种从困难中获胜、从灾难中新生、从离异中重组的积极人生态度。施雨的短篇小说《不穿正装的男人》中的主要活动背景也是充满活力的大上海，男女主人公是两个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海归。男主人公尼克才华横溢，从美国回到上海创业，虽然不穿正装，但为人很正直。女主人公丽莎来自中国台湾，纯真又美丽，在上海经营企业遭人算计，虽然企业大受影响，但她仍然坚持诚信。在公司业务往来之间，尼克和丽莎彼此打动了对方，最终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作者通过对大都市、海归和高科技领域的聚焦描绘，真实反映了海归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积极创业、勇于挑战的实干精神和坚强意志。

真实反映当代海归的人生困境和灵魂漂泊是当代海归小说的又一重要内容。海归的特点是漂泊万里也记得回家的路。植根于内心的中华文化基因是当代海归没法在西方扎根而欣然回国的主要原因。海归群体的出现不仅是经济、科技上的，其实更是文化上的。当阎真被追问当年留学加拿大为何选择回国，他坦然地说，海归是自己情感本能的选择，“原因非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4］。然而，当代海归在接受了外国文化熏陶之后回归祖国又面临着诸多的无所适从。他们怀着一腔热情和抱负，回到祖国想施展拳脚，却屡屡碰壁。

《海归记》演绎了比《围城》更残酷、更酸楚的海归生活历程，成为中国式名利场的全景式长卷。小说描述了华人学者谭孟诚虽然在德国的事业日益发展，家庭生活也和美安稳。然而，人到中年后，谭孟诚的思乡情结却越来越浓烈。看到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形势，谭孟诚不顾妻子简媛的担忧和反对，毅然决定举家回国。他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谭孟诚自信凭借自己的学识才干和欧盟重点研发项目的经历，一定可以在祖国大显身手。然而，谭孟诚在国外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到了国内似乎完全行不通。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女儿入学困难、事先联系好的工作发生变故等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漫长的国内求职之路中，他逐渐成为父母眼中的无用之人，原本幸福的婚姻也频临危机。最后，谭孟诚在国内彻底丧失了信心，无奈之下再次选择与妻女飞离了自己的祖国。

储小雷的《无可归依》通过描写主人公丁奇半辈子的坎坷人生经历，形象地展示了一个挣扎在文艺与谋生、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引发读者产生“魂将归依何处，何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我们的归依到底在哪”、“我们的根到底在哪”等一系列对人生、心灵、文化之根及生命之根的严肃拷问。小说卷首开篇丁奇的话——“我仅想给灵魂找一个枕头，好好地睡一觉”［5］。虽然“丁奇在概念上已是澳大利亚国籍，可在文化和情感上，他又无法融入这里的一切”［5］。他一次次地变换身份和职业，一次次尝试汇入生活主流，但生活都为他呈现出一种残酷的真相。丁奇的遭遇不仅是人的生命经历，更重要的是人的灵魂历程、灵魂思考和灵魂归依。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血与泪的故事和经历后，丁奇终于决定“回到生他育他，爱恨交缠的故土”，因为“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族群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此生此世，他希望交融在自己的同类中，自由地生或死去……”［5］长久以来，“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严重疾病患者及残障人士等”在西方国家都是“被排斥、压抑、剥削和遭受暴力的边缘群体”［6］。这些人创作的大量创伤回忆录成为他们奋起反抗压迫、争取公民身份和国家身份的最好见证。《无可归依》的封面以“蔚蓝”为底色，“六榕塔”和“悉尼歌剧院”分别在左上方和右下角暗示了作者从祖国到悉尼，最后又从悉尼归依祖国漫长的人生旅程。极度的精神失望和生活无着，使丁奇成为一个精神漂泊者。他的漂泊感并不是生活无着感和身体恐慌感，而是一种精神漂泊和心灵焦虑。丁奇在国外找不到文化归依感，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族群生活中也无法寻求到归依。

四、小结

综上所述，海归是近现代中国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近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对百年海归作出了形象的描写和公正的评判。近现代海归志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服务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影响着百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时期海归虽然缺少学贯中西的训练，但也饱经政治运动的折腾。他们积极引进西方新的思维方法、更新现代人的观念，能够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眸风云多变的百年世事，有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新发现，成为包容开放的国际人。相对于本土人士而言，海归们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更具有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他们从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中国的现实社会，向世界人民展现新一代中国人的美好形象，同时也促进中外文化的融合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1］汤林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与分裂［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47．

［2］王孟林．欧风美雨中的留学生——论清末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兴起［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3）：128．

［3］卓如，编．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54．

［4］肖迪．阎真：沧浪之水濯人生［J］.湘潮，2005，（9）：42．

［5］傅小雷．无可归依［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7：1－12．

［6］师彦灵．当代欧美创伤回忆录的发生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55．

（责任编辑明笃）

I207．41

A

1001－862X（2016）03－0162－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一般项目（GD11CZW02）

陈梦（1971—），女，湖南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