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　胡　映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阿瑟·刘易斯经济发展思想述评*

郭金兴胡映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文章简要评述发展经济学主要奠基者之一的阿瑟·刘易斯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理论贡献。刘易斯按照古典传统，建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模型，分析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过程，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重视政府在落后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注意到政府的局限性。刘易斯对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当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阿瑟·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思想评述

一、引言

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1915—1991）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杰出先驱和重要的奠基人，以其开创性的工作获得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截至2014年的75位获奖者中，刘易斯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是唯一一位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出生于英属殖民地，成年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刘易斯认为发展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应用和政策的学科，他本人也亲身参与到发展实践中，出任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经济顾问，西印度大学校长，加勒比发展银行的总裁，为亚洲和非洲众多的国家提供政策咨询。［1］特殊的生活经历，数十年在发达国家著名学府学习、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累的丰富阅历，使刘易斯对经济发展问题有着全面、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刘易斯为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同时，对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能够给予“同情之理解”，在研究中倾注了满腔热情和深厚情感。［2］［3］时至今日，刘易斯开创和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仍是理解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范式。［4］

刘易斯的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领域，即最初的产业经济学，1948年以后就放弃了；从1944年开始，始终都在研究的187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自1950年开始系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1］本文主要评述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学术思想，因为刘易斯在这方面的研究着力最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争论，也是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本文除引言外，第二部分评述刘易斯对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使用的古典主义方法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强调；第三部分评述二元经济模型的主要问题，如剩余劳动、转折点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第四部分评述刘易斯发展理论的基本架构以及制度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最后是本文的小结。

二、发展问题、古典模型与资本积累

对于经济发展，刘易斯的兴趣在于探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也是其诺贝尔获奖词中援引的两篇文献的主题。（1）这源于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即钢铁与咖啡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二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五十年，英国实际工资水平何以保持不变。［1］这两个问题有着共同的答案，即经济中存在着具有无限劳动供给特征的维持生产部门，从而在国内和国际上形成了维持生存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因此，假定劳动力供给相对固定的新古典模型，不适用于分析劳动充裕、资本稀缺的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凯恩斯模型假定劳动是过剩的，但是，在短期内这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暂时现象，在长期则是由于储蓄过剩使投资收益递减，这与落后国家由于储蓄和资本积累短缺引起的劳动过剩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凯恩斯模型只是新古典模型一个有用的注脚，也同样不适用于对发展问题的分析。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传统，假定资本稀缺而劳动过剩，资本主义部门可以以生存工资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这与当代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刘易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放弃了新古典假设，而采用了古典模型。（2）［5］刘易斯不仅借鉴了古典模型，其分析方法也是古典式的，即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政治的宏观背景之下，强调这些因素对发展与增长的影响［6］，因此，刘易斯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为丰富和细致。

古典传统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假定生存工资由社会制度等因素外生给定，资本积累决定了工资基金的规模，从而决定了可以雇佣的劳动者数量。雇佣的劳动者数量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分工越细致，生产效率也越高。刘易斯对发展问题的分析与之一脉相承，与其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资本积累作为发展与增长的核心，“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7］15。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等人提出的大推进和工业化理论，还是哈罗德-多马提出的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或者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秉承相同的观点。［3］

资本积累来自于储蓄和投资，而储蓄率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刘易斯利用其发展的古典模型解释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储蓄率的原因，以及增长过程中储蓄率变动的内在机制。他不同意低储蓄率是由于贫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贫困陷阱。（3）他认为任何国家，只要有正确的激励和动员机制，都可以将储蓄率提高到实现经济起飞的水平。根据刘易斯发展的古典模型，“穷国储蓄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弱小”，“储蓄率不是由国家贫穷还是国家富裕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决定的”［8］239，241-242。由此，与古典传统相一致，刘易斯强调收入分配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储蓄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在无限劳动供给和工资水平固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不断增加，利润形成储蓄和资本积累，带动资本主义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利润的进一步增加，经济实现自发的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一个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并且有适宜的制度环境，使其可以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对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收入分配不仅决定了储蓄的水平，还决定了储蓄由谁来支配，从而决定了储蓄是否被用于生产性用途，这一点至少与储蓄水平同等重要。假定资本主义部门极为弱小，土地所有者占居主导地位，收入和储蓄主要归后者所有，并由后者来支配，而地主又将其储蓄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如为了维护社会地位和名望，雇佣更多非生产性的仆役，这必然影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8］

除了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引起储蓄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加速，刘易斯还讨论了另外两种动员储蓄的机制，即信贷创造资本［5］和国家强制储蓄。［8］通过银行信贷可以雇佣额外的劳动者进行投资，由于劳动供给是无限的，这种投资并不需要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抽调劳动力，因而现有产出（包括消费品）的数量不会减少，这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强迫储蓄”。在消费品产量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但是，新增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以后，通货膨胀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4）另一种方式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动员储蓄。但是，刘易斯也充分地认识到政府干预的局限性，了解现实生活充斥着政府干预造成恶果的案例。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的低效率才被广泛地认识到，而刘易斯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4］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应是政府正确发挥作用和个人发挥主动性相互结合的结果，仅靠单方面的作用，无法取得成功。（5）本文第四部分将进一步论述刘易斯的这一思想。

三、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开创和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是经济发展理论中最经典的范式之一，时至今日仍是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框架。［3］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模型也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6）其中很多的争论是由于误解，比如，后来的学者为了简化，将二元经济简化为农业部门或工业部门，将二元经济中两个部门的关系等同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二元经济的特征和规律直接应用于工农业部门［9］，或者将二元模型应用于发达国家［10］，都有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7）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刘易斯在原文中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和说明［5］，此后也反复强调这一点。［7］另一方面，刘易斯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目的，不在于预测，而在于解释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的动力机制，如果纠缠于模型的细枝末节，而忽略模型的整体逻辑，也有可能会陷入不必要的争论。

二元经济中的两个部门，即维持生存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在生产方式、使用的资本和技术、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维持生存部门生产的目的是维持生计，因此以产出的最大化为目标，使用少量的资本和大量的劳动，以致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收入也处于勉强维生的水平。资本主义部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和现代技术，使用大量资本，劳动生产率较高。两个部门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生产方式的区别，并由此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维持生计部门的存在，限制了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固定或缓慢变动的工资水平下（8），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利润又形成新的投资和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部门不断扩张，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从低效率的传统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资本主义部门，这是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直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离开维持生存部门，改变了维持生存部门资本与劳动要素的相对比例，促使其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用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话语来表达，即实现罗斯托所讲的经济起飞和库兹涅茨所讲的现代意义上经济增长。

很明显，刘易斯所讲的两个部门不局限于，也不等同于工农业部门或城乡部门。农业中的大种植园可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广泛存在的传统服务业也可能是维持生计部门和剩余劳动的蓄水池。二元经济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落后国家，在一些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口相对稀少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可能适用性较差，而在人均资源数量较少的东欧、南亚和东亚国家，则更为适用。

由无限劳动供给假说引出了剩余劳动这一概念，即“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而言，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经济中很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微不足道，甚至为负”［5］140。这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否认农业生产中存在劳动边际产出为零或为负的现象。而森通过澄清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对此进行了解释，即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为正值，但是，劳动者转移出维持生存部门以后，其他劳动者会增加劳动时间，从而使产出保持在原来的水平，这意味着这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11］。这一解释也符合刘易斯的原意。（9）因此，在存在剩余劳动的情况下，劳动者由维持生存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的过程中，维持生产部门产出可以保持不变，而资本主义部门产出会增加，这将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显然，二元经济模型对增长过程的解释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这一概念，因为只要两个部门存在劳动生产效率的差异，劳动的重新配置就可以带动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刘易斯后来不再使用剩余劳动这一表述。（10）

由对两个部门和剩余劳动的分析，可以直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剩余劳动不仅存在于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也广泛存在于落后国家城市中的传统部门。这激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由此可以将二元模型扩展为农村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三元模型，或者城乡均存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的四元模型。因此，即使农村剩余劳动已经耗尽，也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中不再有剩余劳动。落后国家城市中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也有可能作为剩余劳动的蓄水池，为资本主义部门继续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二是二元经济存在两个转折点，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耗尽的刘易斯转折点和两个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相等的商品化点。［9］在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劳动力继续转移出维持生存部门，将引起该部门产出的下降，但是，资本主义部门产出的增加将会超过维持生存部门产出的下降，总产出继续增加。直至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为一元经济，这被称为商品化点。

这联系到两部门模型中维持生存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将二元经济理解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不重视农业部门的作用，这并非事实。（11）“50年代的经济学家信奉平衡发展的观念，认为工业的单独发展会受到农民贫困的遏制，农业的单独发展会使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造成农民破产。”［7］156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农业部门如果不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高产量，将会导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倾向于农业部门，即以工业品衡量的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由于农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工人工资，这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减少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5］因此，工农业部门应该保持平衡发展。［9］事实上，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各种利益，忽视了农业生产，最终吞下了增长停滞的恶果，这是无视经济学家的意见行事的结果，而非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误导。

考察刘易斯将二元经济模型由封闭条件扩展到开放条件，其对传统部门的重视，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封闭条件下的二元经济模型广为人知，但对开放条件下的二元模型，人们了解得并不多。刘易斯利用下述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落后国家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如何决定了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收入分配。考虑一个发达国家A与一个发展中国家B。A国生产粮食和钢铁，B国生产粮食和橡胶。假定投入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A国粮食和钢铁的生产效率都比较高，比如每人每小时生产3单位粮食和3单位钢铁；B国粮食部门是维持生存部门，每人每小时生产1单位粮食和1单位橡胶，则钢铁与橡胶的交换比例为1∶1。在国际贸易中，钢铁与橡胶之间的贸易条件不仅取决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取决于B国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该国出口品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成果，将全部被A国获得。比如，B国橡胶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即每人每小时生产2单位橡胶，则钢铁与橡胶的交换比例为1∶2，B国贸易条件恶化。因此，“只有B国提高自己维持生存部门的生产力，B国工人才会得到好处，除此之外，所有生产率的提高的结果都是贸易条件的恶化”，“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热带生产的产品如此便宜”［5］163。存在劳动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部门，是理解发达国家制成品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的关键。在开放条件下，维持生存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发展理论的框架和方法

刘易斯以1954年发表在曼彻斯特大学学报的经典论文而闻名，该论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之一，也是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刘易斯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要重要得多。1955年的著作不只是对1954年论文的补充、扩展和深化，涵盖的内容远远超出论文所述，涉及增长与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构建了完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刘易斯此后数十年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这一理论框架的扩充和完善。简要地考察这部专著的构架和特点，有助于理解刘易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刻见解。

发展不是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由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孤立事件，而是涉及经济社会中观念、制度和结构变化的复杂过程。全面论述这一过程超过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能力范围，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专注于其中的某一方面，但是这不利于理解经济发展的全貌，而刘易斯在本书中尝试勾画出一幅蓝图，促进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发展过程的认识。类似的努力还要追溯一个世纪之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8］1

刘易斯论述的起点是个体的行为、观念和意愿，将观念与制度作为发展理论的基础，并使用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全面而深刻地论述观念、制度对增长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只有当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具有致富的意愿时，个体经济行为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原本停滞的经济才会起飞。（12）而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制度，这取决于制度能否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约束。“除非能够确保努力的成果归于自己，或者归于那些对成果提出主张并被认可的人，否则，人们不会付诸努力。”［8］66因此，恰当的行为和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一国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其增长速度是由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决定的，比如思想的能量、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意愿，或者制度的自由度和灵活性。”［8］47制度的成长与变革本身就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决定长期中经济增长的绩效，这一观点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共识。［12］

刘易斯接着讨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因素，即知识、资本和资源。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学习和引进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但应注意由资源禀赋的差异所产生的技术适用性问题。资本是古典理论中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经济起飞的过程就是落后国家将储蓄率由5%提升至12%，甚至更高水平的过程。包括人口在内的自然资源，当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同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丰缺不一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增长。过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会必然导致经济停滞。

刘易斯最后论述了不同的政府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了政府在增长过程中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也指出政府经常成为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根源。比如，在创建正式的制度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立法机构总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努力使土地交易的法律制度，即使还没有办法实现井然有序，至少也要变得足够确定”［8］271；在资本积累方面，“政府贷款发挥的作用是努力填补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缺口，至少弥补私人贷款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8］275。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刘易斯反复强调，自由放任不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的策略。（13）但是，刘易斯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政府的局限。“绝大部分政府都是腐败的，且一直如此，创建一个清廉的政府，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至今也只有少数国家做到了这一点。”［8］83刘易斯列出了政府有可能危害经济的原因，即不能维持社会秩序，掠夺民众，促进一个阶层剥削另一阶层，为国际贸易设置障碍，忽视公共服务，过度自由放任，过度管制，政府花费过多，发动战争。［8］［13］

刘易斯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结合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刘易斯在构建经济发展理论中，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虽然没有使用数理方法，但以清晰精准的语言阐明了整个体系及各个部分的理论前提、核心变量和逻辑结论。同时，基于作者自身多年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案例作为证据，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结论。根据自己的经验，刘易斯认为发展经济学更加依赖历史、统计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14］二是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作者不仅强调在当前静态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条件和障碍，更重视在动态的、长期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观念、行为和制度之间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这可能更为贴近增长的现实。三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刘易斯对发展问题有深刻了解，并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使其理论体系和经济思想与60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深度契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要素投入、知识创新和制度等方面，刻画和阐释增长的一般规律，这与刘易斯在该书中构建的体系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刘易斯将行为和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一思想也越来越被当代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所认同。

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面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质疑，即是否有必要成立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刘易斯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均产出低于2000美元（按1980年价格水平）的经济的结构和行为”［14］1。是否需要独立的发展经济学，这取决于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经济结构和行为是否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从而是否需要发展不同的概念和工具，以理解这些经济体独特的功能与运行。实际上，在短期的资源分配中，发达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特例，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相对价格与实际社会成本的偏离，价格机制的功能不完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和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大。因此，理解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性的行为和结构变化，需要发展经济学不断地发展。

五、小结

刘易斯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政策实践，形成了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的洞见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本文限于篇幅，只对其中一些最为主要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如果想要更为全面地了解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可以参考Findlay［2］、Ranis［4］、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15］、Becker and Crairgie［3］等学者的回顾性文献。

刘易斯所处的时代，发展经济学刚刚勃然兴起，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尚未成熟，刘易斯对发展的一些认识，也需要作进一步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刘易斯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他也认识到财富积累并非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是提高人们幸福程度的手段，财富与幸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财富的增长可以扩大人们选择的范围，这是其意义所在。［8］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森［16］在多年以后从自由和可行能力的视角所作的更为深入的探讨。

另外，刘易斯似乎并未理解市场机制除了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以外，还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具体形式，从而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计划经济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通过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实现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而刘易斯似乎并未深究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正是由于在类似的观点，使刘易斯的理论遭到一些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刘易斯经济理论的传播与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刘易斯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如果更早地被人们认识和理解，那么很多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少走许多弯路。

注释：

（1）即《经济增长理论》（刘易斯，1955）和《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发展》（Lewis，1954）。

（2）Ranis（2004）正确地指出，刘易斯采用的模型实际上与传统的古典模型并不完全相同，在古典模型中，农业部门采用的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依靠利润来驱动的，而不是像刘易斯模型中那样，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

（3）贫困陷阱被归纳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贫穷”，即由于贫穷导致储蓄率低下，资本积累水平低，人均资本数量少，从而收入水平囿于贫困陷阱之中（Nurkse，1953）。

（4）这一逻辑与熊彼特（1990）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非常类似，区别在于熊彼特强调的创新，会从原来的生成过程中抽调出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而使原来部门和产业的产出下降，出现“强迫储蓄”的现象。因此，熊彼特虽然以经济发展为题，但以资本与劳动均相对稀缺为研究背景，这更接近发达国家的状况。

（5）“政府最好去激励私人部门，而不是去控制它们，因为控制它们所需的数据和人才都是匮乏的，很多控制措施导致的结果都是阻碍了增长，而不是促进了增长。”（Lewis，1965，第5页）

（6）“1954年发表的那篇关于二元经济的论文，带来大量赞誉的同时，也激起了同样多的愤怒。此后的25年，其他学者出版了5部著作和无数论文，争辩这一模型的意义，分析相互冲突的数据，应用这一模型去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些争论仍在继续。”（Lewis，1980，第4页）

（7）“如同其他绝大多数模型，这个模型要么被引申，要么未被充分阐明，这两者都与它本来的含义不同。”（刘易斯，1983，第149页）

（8）Ranis（1997）正确地指出，工资水平可能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劳动供给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呈阶梯式上升的折线，但这不会损害刘易斯模型的结论和解释能力。

（9）“剩余劳动力是指，不增加资本和技术，使用更少的劳动力也能达到目前的产量”（刘易斯，1955，第209页）；“我不相信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业、手工业或其他非资本主义蓄水池中的每人每小时边际生产率是零，我只是看到，在印度或埃及，人们可以调动譬如说10%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不熟练劳动力，而不会明显减少调出了劳动力的部门的产量”（刘易斯，1983，第110页）。

（10）“本文不再使用‘劳动力过剩’这一字眼，因为它会引起感情上的痛苦。如同以往，我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刘易斯，1983，第149页）

（11）“今天，一种不符合事实的经济思想泛滥一时，认为50年代的经济学家只注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实际并非如此。”（刘易斯，1983，第156页）

（12）“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转折点，不是始自尊重财富的时候，而是始于尊崇生产性投资及其带来的财富的时候。”（刘易斯，1955，第22页）“从基于地位的关系向基于契约的关系的变革，都是革命性的，旧的价值规则仍然有效，但社会在道德层面分崩离析，直到新的传统形成，并赢得尊重。”（同上，第41页）

（13）“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拥有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是不幸的。”（刘易斯，1955，第415页）“在落后的条件下，自由放任不合时宜。”（同上，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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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妹）

F092.7

A

1001－862X（2016）03－003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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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14BJL025）

郭金兴（1976—），河北枣强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发展；胡映（1992—），四川南充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