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寅睿

造型冷峻、拙中透巧、时代感鲜明，演员陶泽如步入影坛转眼已经四十余年，作为一个伴随中国“第五代”导演共同成长，一起接受鲜花和掌声，一起承受怀疑和非议的演员，陶泽如始终有着自己的艺术生存法则。面对风云变幻的影视圈，陶泽如始终波澜不惊、淡定自如。中国“第五代”电影“教父”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时隔三年终于亮相大屏幕，影片中以平实外表演绎唢呐民俗匠人焦三爷的陶泽如也以扎实而深入的演技获得了第29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艺术宿命

1953年12月7日，陶泽如出生于南京长江边上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热爱京剧和篮球的邮电职工，陶泽如在父亲嘹亮的嗓门中第一次听到了京剧花脸，也在父亲的熏陶下热爱上了打篮球。少年陶泽如会时不时效仿父亲唱上一段京剧，他天生颇有质感的嗓音经常吸引院子里的小伙们前来围观叫好，这仿佛就是他最早对于被包围的“明星”的感知吧。事实上，滋养他成长的艺术基因还是来自他的整个家庭。陶泽如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们对陶泽如走上今后走上艺术道路都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他的三哥陶泽丰。

在他6岁的时候，三哥陶泽丰考取了北京芭蕾舞学校，全家兴高采烈地欢送哥哥到首都上学，对陶泽如而言，三哥不时从北京寄回来的文具和小礼物就成为了连接外面广阔天地的一种象征。三哥每隔半年的假期才会回家，每次回家，陶泽如都能感受到艺术学习给三哥成长带来的变化，人越发高大精神，也越发英俊有气质。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浸染下，陶泽如慢慢开始对艺术有了一份来自心底的热爱。喜欢看电影，也成为童年时代回忆里被占据时间最多的一件事。在他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不知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拽着母亲的衣襟，哼唧唧地讨要五分一毛的买张票”，“多少个下午，你溜进厂内放好石块，守候到夜色降临时那银白色的幕布升起;又有多少次，你伙同邻家的孩子钻篱笆、爬墙头，从高处往下跳。带着那被活泼的衣裳、摔疼的身子，挤进放映场黑压压的人群中”，“当然还有散场后，随着大批人流走在家乡鹅卵石路上，你听着大伙的议论，体会着、回味着其中的快感，陶醉在一种满足之中，走回家去”。从京剧到舞蹈、从看电影到演电影，童年时代的陶泽如跟随着家人不断地搬家、迁徙，乃至在“文革”期间全家随成分不好的父亲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他也一点没有缺乏过艺术素质的培养，反而在广阔的农田里，陶泽如一边务农一边上学，一边出演样板戏一边在姐姐的剧团里客串演出，而正是这些丰富和略显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后来在荧幕上独有一方天地的陶泽如。

《生死血符》

1973年，高中毕业的陶泽如已经告别了孩童时期的稚嫩，成长为一个皮肤黝黑、双目有神的健壮青年。这一年，他在高考志愿栏中填写了南京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话剧表演专业。在考场上，陶泽如演绎了一首叙事诗，他浑厚有力的嗓音一下便吸引了音乐系的老师，也顺利地通过了一试。接下来的二试，需要开一张公社的证明，有记者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去公社要经过一只独木桥，平时人们过此桥都要小心翼翼，此时桥上布满了积雪，陶泽如的父亲几乎是爬过这座桥的”。由此便不难看出，考上南艺，继续选择一条充满艺术气息的人生之路，对陶泽如而言，仿佛真的是一种宿命。

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时光，承载了陶泽如对于表演艺术最炽烈的情感，毕业后的他进入了南京话剧团，但话剧行业的不景气，让陶泽如无法施展对于表演的热爱，这一时成为了他步入社会后首先遭遇到的无奈与迷茫。但也正是这样错位的时机，让陶泽如有了时间在演出之余拿起画笔、学习声乐。不演出的时候，陶泽如就坐在长江边上，安安静静地画起画来，从冬日的凋零秃树画到春天万物复苏，这期间，还包括每周两次雷打不变的向著名音乐教师朱冰学习声乐演唱。尽管表演的梦想暂时延宕，但对于多种艺术形式如此广泛的涉猎，无一不为后来的陶泽如积累了生活体验和艺术素养。

初次触“电”

1983年，张军钊导演为电影《一个和八个》选角，剧中王金的扮演者迟迟没有定下来，于是导演向剧团打听，还有没有气质更加质朴的演员，于是陶泽如便出现了，他的皮肤黝黑，身形健硕有力，本不白净的脸颊上还有一些斑点。正是这样一个并不讨巧的形象，令张军钊等人十分满意。半个月后，在陶泽如忐忑的等待中，剧组的电报终于来了，那是1983年6月，陶泽如身赴广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他在银幕上的表演生涯。

然而到了广西，和他一起完成拍摄的却是一群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这些人中便有日后为中国影坛撑起一个时代的“第五代”电影人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等等。初次“触电”的陶泽如回忆起那段时光，更多的是沉浸在一群年轻人对于电影的激情之中，那时候，他和陈道明住在一个房间，陈道明用功而自律，而相比于自己零经验、常犯错的表演，陶泽如是既心焦又无奈。对话剧表演出身的他来说，如何尽快地从话剧表演的浮夸转换到在镜头前灵巧的人物展现，成为他需要克服的巨大考验。而在片场，导演张军钊也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希望他能够稳健地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让整部戏和人物都立得住。

在对电影表演的初次尝试和不断学习中，陶泽如的第一部影片《一个和八个》于1983年拍摄结束。然而这部后来被冠以“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电影，却因为种种原因到1985年才得以上映，期间有六十多处进行了修改，这对陶泽如而言，是一种关于自我成长和人生道路选择的不肯定，也仿佛预示了他后来的电影之路，有意无意充满着类似的坎坷。他开始迟疑自己是否要继续这条表演之路。影片上映后并没有赢得票房的大卖，但却在当时的中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宣告了中国电影的生长面貌。而陶泽如饰演的王金这个角色，却以沉默寡言、表情冷峻、个性坚韧以及极具人格魅力而得到观众的认可。尽管拍摄时的陶泽如也许对自己的首次电影表演并不满意，但他确实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高度的艺术敏感，将自己独有的一种内在气质赋予角色，并由角色激活自我。

“第五代”见证者

“既然干表演了，十年以后我应该能以表演立得住。”——这是陶泽如在《一个和八个》上映后对自我的评价。不难看出，陶泽如对于表演艺术的追求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明星光环，而是一种实在、透彻、具有人性魅力的艺术感知，对于艺术执着的探索让他对角色有着更到位的考量。如果这是陶泽如作为一个演员内在的修养，那么他并不俊俏的面庞、黝黑、倔强甚至有些崎岖的外形则正中“第五代”导演对土地、深沉、凝重等主题表达的下怀。在后来的作品中，陶泽如似乎见证了整个“第五代”导演集体的成长。

在与张军钊合作之后，陶泽如先后和“第五代”的吴子牛、尹力等有过交集。这些合作中，最为称道的是与导演吴子牛的多次合作。1986年，陶泽如与吴子牛共同合作了影片《最后一个冬日》，在影片中扮演前往劳改农场看望妹妹的哥哥大路。在一望无际的西北戈壁滩里，吱扭作响的马车拉扯出大路满心的焦虑和忧伤，而这个角色略显深沉和苦闷的个性被陶泽如演绎得十分自然到位，导演吴子牛曾评价他说：“你是为电影而生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你能演够一辈子。”就这样，《最后一个冬日》斩获了国内外多个奖项，也为陶泽如和吴子牛的合作开了个好头。接下来，陶泽如陆续出演了吴子牛执导的影片《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太阳山》《大磨坊》《南京大屠杀》等，并凭借影片《晚钟》《欢乐英雄》等影片荣获了第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然而像这样一位精于研磨角色表达、不以外形取胜的演技派男主角似乎在他的演艺道路上并未如同时期男演员一般大红大紫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上，有记者曾评价他“就是不火”，他曾在《欢乐英雄》《阴阳界》中成功塑造过拥有复杂情感，集期待、懊悔、宽厚于一身的蔡老六，也在《晚钟》中让八路军排长忠心于党不畏杀戮的敦厚形象深入人心，尽管和吴子牛的合作，有很多作品没有取得国内的公映，但综合所有看似令他“星途暗淡”的情形，对于自己的艺术状态，他是这样描述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先生说过：没有结束、没有开端，只有永无穷尽的生活激情。我觉得这句话会伴随我的艺术人生。”的确，纵观陶泽如后来的多部电影电视作品，无论是在电影中集中刻画的鲜明人物形象，还是在电视剧中尽情展现的“硬汉本色”，无论是电影作品如《红尘》中的德子、《大鸿米店》的五龙、近年来《王的盛宴》中的范曾、《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旺爷，还是电视剧作品如《深圳人》中的王东安、《武训》中的武训、《黑洞》中的刘振汉等，陶泽如都以始终如一的艺术态度诠释着不同时代、不同故事中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作品成功的背后，无一不隐含了他对严格的自我要求和对艺术不断的勤奋努力。

2016年5月，“第五代”教父级人物吴天明先生的遗作《百鸟朝凤》终于在获奖后时隔三年登上大屏幕，影片中以平实外表演绎唢呐民俗匠人焦三爷的陶泽如也以扎实而深入的演技获得了第29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回首初次踏入影坛，已经绵延了四十余年的艺术人生，伴随着第五代导演群体的崛起和淡出，陶泽如曾如愿获得再镜头前表演的一次又一次机会，也用自身经年累月打磨的细致和沉稳赋予角色生命、保证了整部影片值得推敲的艺术价值。

时至今日，陶泽如的艺术生命仍旧在鲜活地自我进化着，他平实而质朴的个人气质在变幻的时代中保持了下来，他拥有一个完满的艺术家庭，谈及夫人和女儿时仍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爱意与羞涩，这也许就是这一代电影人在跌宕的影史中凸显出的一种低调的气质，无论身处何境，都能够拥有自泽自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