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亮 巨虹

内容摘要：汪泛舟先生的《敦煌诗解读》是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普及性的读物，收诗内容较为广泛且自具特点，特别是收录了讴歌归唐的主要诗篇、张氏归义军时期诗和以《傅大士颂〈金刚经〉》、《维摩诘十四品诗》为代表的佛经诗；校注、解读兼具深度与广度，多有独到之处，纠正了敦煌学界原来诗校中的若干讹误；新解析出了某些诗所体现出的新体制与新内容，首次全面深刻地辨析出《延锷奉和》实为讴歌张氏家族的辉煌史诗；并对残存敦煌文献中的35首读史编年诗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汪泛舟；敦煌诗解读；僧诗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2-0137-04

Abstract： Dunhuang Shi Jiedu（Interpreting Dunhuang Poems）by Wang Fanzhou is both an academic and a popular work. It includes an extensive range of unique poems， particularly eulogies to the Tang empire， poems of the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period ruled by the Zhang family， and Buddhist poems. Wang Fanzhou shows unique vision and depth in comm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oems and pointing out previously unnoticed errors. This wor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rty epic poems contained in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new systems and contents reflected by these poems， and includes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Yan E Feng He”as a eulogy for the Zhang family.

Keywords： Wang Fanzhou； interpreting Dunhuang poems； Buddhist poems

“秋风独倚书斋立，遥想真晖对暮山”，这是2015年3月出版的汪泛舟先生《敦煌诗解读》一书第三部分“佛经与道家诗”所收《谢梁尊师见访不遇》一诗中的末两句，原意是指秋风拂面，作者独自依靠书斋站立，面对日渐西沉的夕阳，遥想自己想要拜访梁尊师（姓梁的道人）而未遇的情景，种种遗憾情怀油然而生。我们在这里借用这两句诗，向已届耄耋之年却仍坚持、执着于敦煌诗歌研究道路上的汪泛舟先生致敬——我们想象汪泛舟先生如同《谢梁尊师见访不遇》一诗的作者一样，独立书斋，在飒飒秋风中感受夕阳的魅力与无尽余晖。这里的“真晖”，我们不妨进一步将其理解为敦煌诗歌研究之路，只是汪泛舟先生毫无疑问不用“遥想”真晖，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耕耘、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81岁的汪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总字数为57万字的作品，着实不易，非常让人钦佩。

汪泛舟先生是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文献学与诗学研究的功底奠定了汪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其研究成果颇丰，广受好评。对以《太公家教》、《开蒙要训》为代表的敦煌儒家蒙书与童蒙读物的研究，是汪先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成果有专著《敦煌古代儿童读本》，另有《〈太公家教〉考》、《敦煌儒家蒙书与意义略论》等相关论文多篇[1-9]。对敦煌语言文字（音韵、俗字）和敦煌文学（通论、诗歌通论、曲子词等）方面的研究，是汪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他前此出版的两部专著《敦煌僧诗校辑》和《敦煌石窟僧诗校释》，都是花费巨大精力辑录、核校和注释并从理论上论述敦煌僧诗的，此外还有关于敦煌诗歌的通论和曲子词研究成果[10-20]。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汪先生还是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两书的撰稿人之一，为这两部新时期敦煌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在敦煌文学研究近几十年的历史上，曾有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和汪先生参与编著的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等全面收录和深入研究敦煌诗歌的专著面世，也有胡大浚、王志鹏的《敦煌边塞诗歌校注》以及孙其芳的《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等敦煌诗歌选本出版。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敦煌诗解读》，正是在前辈和今人校辑敦煌诗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敦煌诗歌进行选录、校注和解读的又一重要成果。全书共收诗274首，大致以重录原诗、简述抄卷、详细校注、通俗解读等四个层次解读各诗，既具有崭新的风貌，又具有通俗化的文字表述特点；既适合有兴趣的学者、研究者研读，也适合喜欢诗歌的普通读者，可以说《敦煌诗解读》是较为全面收录敦煌古诗，较为深入研究敦煌古诗的专著。粗览全书，笔者以为《敦煌诗解读》一书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

一 所收诗作内容广泛而又自具显著特点

敦煌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多样，而《敦煌诗解读》在收录时并未面面俱到，而是有中心、有重点地选取作品。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杂咏与修禅诗”、“高（名）僧诗”、“佛经与道家诗”、“寄托与别体诗”和“附录”（附录汪泛舟先生两篇论文和自作诗词四首）等五部分；下卷包括“敦煌古迹与巡礼诗”、“张氏归义军时期诗”、“流传敦煌节气诗”、“流传敦煌编年诗”（以后又附录汪泛舟先生自作的诗词八首）等四个部分，书末还附有敦煌遗书的相关影印写卷，如S.5648、

P.3676、P.3600、P.4654、S.6631、P.3591及“编年诗”。由此可以看出，汪先生实际上主要选录的是能够体现和表现敦煌文化灵魂的作品，又特别注意选录能够体现敦煌诗歌总体面貌且具有某些突出特点的诗作。

敦煌文化的灵魂，其实就是敦煌地区居民炽热的乡土之情和浓重的中原情结以及二者的交融为一。敦煌诗歌和整个敦煌文学的灵魂，也是如此。汪先生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着重选取表现和体现敦煌文化这种灵魂以及与之直接、间接相关的作品入书的。书中所收诸如《敦煌廿咏》、《敦煌》、《寿昌》（按：现有学者以为当为《晋昌》）、《方角书》以及汪先生成功地辨析为歌颂张议潮家族之作的《延锷奉和》等，还有汪先生从近20首张氏归义军时期诗歌中选出的10首“碑背诗”、张议潭《宣宗皇帝挽歌五首并序》、《悟真与京僧朝官酬答诗》等，也是表现和体现敦煌文化的灵魂，歌颂敦煌乡土之美、归义军逐蕃归唐的英雄业绩以及反映敦煌地区与中原之血肉关系的诗歌。凡此，皆构成为书中最出彩的部分。

古代敦煌社会虽难云为宗教社会，但确实是佛、道等宗教及其文化极为盛行之区。这种情况表现在敦煌文学中，便是宗教尤其是佛教及其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学作品特多。汪先生对此了然于心，在主要选录与体现敦煌文化之灵魂的诗歌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对以高（名）僧诗、佛经与道家诗为代表的宗教诗歌的收录。其中以《傅大士颂〈金刚经〉》、《维摩诘十四品诗》为代表的佛经诗，还是敦煌学界迄今仍然无人专门研究并收入敦煌诗歌选本的。汪先生不仅加以选录，而且不畏佛经诗歌具有语言晦涩、抽象难解的困难，潜心地对照佛经，一首首地进行准确的解读；不仅使得每首诗的解读都能与佛经内容相契合，而且还能兼顾到其与律诗本身相一致的许多特点，从而也就成为通俗解读敦煌诗歌中佛经诗并将其录入敦煌诗歌选本的第一人，可谓功莫大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诗解读》对赵嘏《读史编年诗卷并序》三十五首和《夫字为首尾诗》、《四威仪》诗以及流传敦煌地区的节气诗的收录。这些诗歌都是之前的一些敦煌诗歌选本比较忽视的，将其选收，能使读者知道敦煌诗歌中还有这些先前不怎么受到重视的诗作，自然也是体现汪先生的选本确实自具特色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 对所收作品的解读严肃谨慎、创见多多

如同书名所示，《敦煌诗解读》重在解读，汪先生也确实在解读方面做了严肃认真、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做解读的过程中，广泛参阅了大量的古籍、史料及相关研究著作，对全诗主题和思想内容的解读多有独到见解，纠正了敦煌诗歌原先校释中的不少讹误，或至少是提供了新说，从而提高了敦煌诗歌的研究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对相关诗歌词句的解释方面，汪先生对先前的已有解读，重行辨析，或指出其误，或贡献新解。对诸如《寿昌》诗中的“讬西王”、《白鹰诗并序二首》中的“王使”、《久憾缧绁之作》中的“亘法梁”、《盛年相第三》中的“诱鱼钩”、《九想观诗》中《死想》一首内的“获时”、《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中的“苦水”，以及《咏清明三月节》中的“鴽声知化鼠”、《咏寒露九月节》中的“化蛤悲群鸟”、《咏立冬十月节》中的“野鸡投水日，化蜃不将难”等的解读，就是如此。

其次，对所选录的某些作品的思想内容重行审视，提出新说。比如，《肇法（师）与罗什书》诗，敦煌学界迄今还未有人专涉其内容，致对其内容不甚了了。汪先生则在进行审视之后指出，该诗其实是演义我国古代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故事的；还指岀，这首弟子（僧肇）与师（罗什）之书诗，还是为敦煌诗增色的、一首罕见的唐代两韵体制的诗篇。又如，《咏史超女婿》、《皈依于灯下感受》二首，学界有人认为是属于咏诵赵公子无恤之史实的，而汪先生则认为该诗前首所述乃昭君渡江之惊险神异故事，后首则是对昭君为汉匈和亲喜嫁塞外的爱国精神的颂扬之作，二者可谓是相得益彰的姐妹联章。再如，关于前揭之《延锷奉和》，汪先生纠正了先前人们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在敦煌诗歌研究史上首次全面深刻地揭示岀其为讴歌张氏家族的辉煌史诗。

再次，汪先生对某些先前未详其所咏的作品进行了考析，明确了其所咏者何。比如，赵嘏《读史编年诗卷并序》三十五首，每首都涉猎很多史实内容：涉及多人的，诗中罗列的史实则甚为庞杂；写某一人的，也依然会广涉许多人物和事件。加之隐晦曲折的诗家用语诸多特点，读者一般是不知其所写究竟为何人的。而由于汪先生的解读，读者则可对其所咏者豁然开朗，了然于心。又如，对于十字图诗与方（圆）形图诗的解读，汪先生可谓是真正掀开了二诗的神秘面纱，指出了前者是颂扬金山国天子张承奉与宰相张文彻的，后者颂扬的则是先人张议潮及其十四女；二诗既是敦煌诗中可贵的姐妹联章，又是具有诗史地位上的罕见体制的作品类型。

当然，举凡创新性研究，都是带有风险的，其成果可能经得起考验，也可能引起争论，还可能确实经不起推敲。汪先生《敦煌诗解读》中提出的诸多独有见解，也是如此。笔者以为，汪先生的解读有许多都是出于深厚功底和严谨治学的卓绝之见，但也有一些可能有待商榷。比如，对P.2555卷所抄出使吐蕃诸诗内《哭押牙□□》中的“□□”二字，汪先生不同意一些专家将其校录为“四寂”、“囚寂”或“四叔”，认为应是“圆寂”，就未必得当，因为既是押牙，如其亡故，就不能用“圆寂”二字记之。诸如此类可再行讨论之处还有一些。只是，在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中，拿出能经得起考验的见解当然很好，拿出能够引起争论的见解也有价值；拿出的见解如果经不起推敲，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处理得当的话，那也会经过转化而为财富，至少可资参考。所以，汪先生的诸多独有见解中有一些待商榷，不仅并非什么可怪之事，而且还有助于学术发展，同样有其学术价值。

总之，《敦煌诗解读》是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普及性的优秀著作，也是一部尚有修改提高空间的好书。除前述解读方面尚有可以再行讨论之处外，笔者以为还有两点可以考虑：其一，在编排体例方面，正如《敦煌诗解读》的《后记》所说，该书原拟分为上下两卷分别出版，后来临时决定改为一卷本的形式，仓促之间，难免留下一些小遗憾。比如，没有“下卷精粹性的‘前言文字”，只是简略“就下卷诗篇中的主旨概述之”[21]；又如，没有将上卷的第五部分附录和下卷包含在第四部分中的附录整体合编为全书的附录，致使同属汪先生自作的论文与诗词作品被分别编排在全书的两个不同地方，略显凌乱，也影响读者的整体阅读通畅感。其次，在作品收录方面，有些诗作在整个敦煌诗歌中不仅可以说属于代表作，而且也属于体现敦煌文化灵魂、讲到敦煌诗歌时必定非讲不可的诗作，而《敦煌诗解读》却未收录，李暠的《述志赋》、张永的《白雀歌》、张文彻的《龙泉神剑歌》等即为其例。然而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并不影响我们给予《敦煌诗解读》以应有的好评。不仅如此，而且笔者相信，该书如有机会再版，汪先生当会针对上述可再行讨论其不足之处，对全书加以增补修订，使之以更加完美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我们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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