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英

谁的青春不辛苦

○周文英

四年前，在深圳的一家西餐厅里，我见到了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他喊着我的小名,并说：“你变漂亮了！”

我笑，“别把你老了说得这么有诗意。”

他也笑，“真的，记忆中的你就是丑小鸭。”

难道我该感谢岁月，它给我成熟与阅历的同时，还馈赠以美丽？

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中学读初中，井底之蛙是没有资格谈远大理想的，我甚至连初中毕业跳出农门的目标都没有，因为那个六七百名学生的初中，每年考上中专的也就两三个，同样见识有限的老师不懂得我们除了扫盲更需要励志。

三姨订亲，花25元买了件玫红色西装，穿上小了，哄母亲说是15元买的让给我穿，母亲极不情愿地买下，我穿着它走过瑟瑟秋天，冬天里套上毛衣还是穿，有同学穿着防寒服问我咋不怕冷，我说战胜寒冷才能意志坚强。

整个冬天，我的脸都是酱紫色的，手和脚会冻出脓包，但我真的并不觉得苦，有偶尔考年级第一的惊喜，没有人瞧不起我的与贫穷为伴的坚强，毕竟贫穷是农村生活的主流。

冬天的早上，天黑乎乎地，我把抱在怀里的几本书向黑暗的课桌上一扔，摸黑去校外的公路上跑步。手里随时拿着书，不是不释卷，而是像时尚女郎钟情手袋一样成了习惯。

两公里回来，头上冒着热气，暖暖地感觉很舒服。同学们快到齐了，继而是早操，早读。校运会时，我报了1500米长跑，班主任惊奇地望着：你，1500米？我说，我个子矮，短跑、铅球、铁饼之类都不行，但我耐力好，长跑没问题。200米的操场绕7圈半，得了第一，班主任奖励一个烧饼，不是武大郎做的，但还是十分美味。

偶尔羡慕那些长得漂亮又会打扮的女同学，认为我们一起长在青春的花园里，但她们是花，而自己是草，短暂的自卑过后，另一种牛气的声音在心底响起：不爱学习的你们几年后就要围着锅台和孩子转了，而我，我要围着伟大的办公桌去转！无比释怀，仿佛已有一份凉房下的工作在殷切地等着我。

第一年离中考线差6分，我像一个差点就可以推开天堂大门的人那样，对天堂充满了向往。复读，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复读。临近中考，复读生不允许参加中考的谣言四起，我们每天在继续努力还是就此放弃中纠结彷徨。地里的小麦迫不及待地黄了，学校放了忙假，只留初三部分学生补课。母亲要我帮忙割麦子，她说如果麦子被白雨淋了，一家人就要挨饿。老师们多是一头沉（父母妻小都是农民），在课堂和麦场两边奔忙，却给我们鼓气：一个都不准请假，告诉父母，地荒了是一季，学荒了是一辈子！

我不知违抗母亲还是辜负老师，放学了坐在教室里哭，后来决定选折中方案，上午天气凉来校读书，下午天气热学习效率差到地里割麦子。正午的阳光洒下来，就像无数根钢针刺射，我抹抹汗水，发疯似的挥舞着镰刀，想多干点活儿，以便母亲放我去晚自习，忙乱中手却被割了个大口子，母亲以为我不想干活故意的，正要训斥，父亲却走过来，掏出手绢替我包扎好，说“去念书吧”。我不去，父亲有点伤感地说：“你一定要去，否则没考上学让我愧疚一辈子”。

我觉得父亲的话重了，顶嘴说“今天去了也不一定考上”。父亲掏出两封信，说是老师捎来的，“我已给他回了信，你要理解父母，不要怨我们就好。”

我问父亲信交给哪个老师，父亲让问L。我把父亲的回信给了L，追问他是哪个老师，怎么对我家的情况如此了解，L说信是他请老师写的。半年后，我才知道那个写信的人就是L。

那年，我和L都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只是上了不同的学校。本以为跳出农门就是农村娃艰辛的终结，没想到四年以后，大家华丽丽地转身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未来。

毕业后，我的大多数同学走进了乡政府大院，个别幸运的留在了城市，而我却像一个父母计划外生养的小孩，被冷落抛弃。我不能抱怨父母，或是依靠父母，我选择依靠自己。

《北京人在纽约》正在热播，片头赫然写着：对一个人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对一个人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父亲无能把我送到纽约，他把我送到了类似纽约的深圳，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中有人成了某某领导，偶尔听到有人替我惋惜：当初如果我再努力一点，说不定也会进机关。我笑笑，人生不能重来，我尊重当初的选择。我不觉得走出校门的他们悠闲在乡政府的小院里比我在平凡工作中的忙碌更有意义。

在人生的棋盘上，也许你不能选择做一枚白子还是一枚黑子，但你却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格局，不管是黑子还是白子，都能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