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珂 Wang Ke 田 峰 Tian Feng

自发性社区商业价值刍议

■ 王 珂 Wang Ke 田 峰 Tian Feng

从“非正规空间”视角阐述自发性社区商业内涵，以上海为例考察自发性社区商业现状，以多元化的观点分析当下中国城市中自发性社区商业所具有的价值，从生活支撑、资源配置、便利就业、空间利用、城市特色等方面阐述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生产机制归纳，对比并反思当前住区规划和更新。

社区规划；社区商业；多元价值；自组织；动态适应

0 引言

社区商业（Community Commerce）是“以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便民、利民和满足居民生活消费为目标，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属地型商业”（商务部《社区商业设施设置与功能要求》(SB/T 10455—2008)）。它作为居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生活和公共环境提供空间和服务上的支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社区商业的建设标准和建设量都有大幅度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建成居住区中商业服务提供与居民生活需求之间仍有许多矛盾。现实中居住区“破墙开店”、“居改非” 、“沿街摊贩”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增长的趋势。如通过搜索引擎对“破墙开店”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报道数量从2000年至今增加近5倍（图1）。这反映出社区商业与居民需求脱节的问题。目前社区商业的空间产生主要是通过居住区规划，在居住区建设之初即明确界定相关商业的建设量和功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 -2006）6.0.2条），一般要求在投入使用后，使用者不能擅自变更。而建成居住区中通过“破墙开店”、“居改非”等方式形成的商业空间，以背离初始规划的非正规性商业空间，由使用者自发建造，自下而上产生，笔者将这一类的社区商业统称为“自发性社区商业”。随着近年自发性社区商业现象的增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公众的关注度也日益增高。既有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自发性社区商业所带来的负面问题，以探寻如何整治或规避的方法、政策。

图1 历年“破墙开店”新闻报道数量统计分析

笔者认为，自发性社区商业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其存在的特定价值与合理性。从多元化的视角观察这一现象，全面分析和讨论其所具有的价值，理清背后的运作机制，为当代住区规划和更新提供参考，对解决社区商业资源供给和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居住区的运行和未来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内涵与现状

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作为一种居民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社区商业空间，笔者借用诸多学者对“非正规空间”的界定，更精确地阐述其概念内涵。这一内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规划和管理的角度，以法律、政策、规划条例和规范为准绳对城市空间的二元划分；相较于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城市规划为原则进行管理和建设的正规城市空间；无明确规划和正规权利约束控制的、居民自发建设的或未在主管部门明确登记的非正规空间[1-2]。二是从内容和空间使用方式的角度，非正规空间包括对正规空间的非正规使用，即私自改变用途；对未定义空间的非正规使用，即私自占用[3]。据此而言，自发性社区商业是城市居住区中跳出制度框架和正规性管制的商业空间，包括居民自发建设而产生和私自改变用途两大类型，是对建成居住区空间的“异化”使用，这一商业空间是无明确规划约束控制、由居民自发建设而成的。

自发性社区商业现象由来已久。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所描述的“棚舍或店铺排满两侧的街道，则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就出现在城市中了”…… “只是一些临时性的遮掩物，这种临时性有些至今残留在欧洲的一些小市镇，甚至是大市镇的每周一次的集镇中……”[4]。

自发性社区商业在当下中国建成居住区中也普遍存在，在2010年《经济日报》的“社区商业”调查报道曾指出“（中国）社区商业（目前）主要以历史形成的沿街商铺为载体”，笔者对上海市大型社区的调查中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本研究选择上海市1956年至今建设的6个大型居住区作案例，在2012～2014年间进行跟踪调研。案例涵盖城市中心/边缘、新建/旧居住区不同类型，分别是上海市的曹杨新村、彭浦新村、四平社区、曲阳新村、平凉路街区、康城社区。采用实地踏勘、现场统计、部门访谈和居民访谈的方式进行）。通过对上海6个社区商业现状和规划对比，能够清晰看出4个案例中都有一定量的自发性社区商业存在（图2），尤其在使用较长的社区，如曲阳新村、彭浦新村、曹杨新村，自发性社区商业占了非常高的比重。案例中的自发性社区商业还表现出多类型、小规模、经营者微观化等特征。表1是对曲阳新村案例中自发性社区商业现状业态的统计，其类型主要以日常餐饮、商品零售和生活服务为主，提供灵活而多样化的商业服务项目，远超国家规范所规定的类型（国家规定中的社区商业类型：商务部2008年版的《社区商业设施设置与功能要求》(SB/T 10455—2008)总共列举了近26种类型的业态，2006年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 -2006）对“公共服务设施”作了具体分类，扣除公共服务内容，社区商业对应以下8个类型：综合食品店、综合百货店、餐饮、中西药店、书店、市场、便利店、其他第三产业设施。后者是目前住区规划和建设中的主要依据）。而从经营规模上看，根据调研统计，案例中自发性社区商业店铺经营面积普遍介于15～30m2左右，另有12.9%的店面在10 m2以下，72%的店面不足30m2。店铺主要沿城市道路线性展开，少量散布于社区内部。与此同时，店铺经营主以个体或小群体（小于3人）为主，占总体数量的85%以上，经营者极度微观化。

从居民的态度上看，大部分居民对自发性社区商业持非负面的观点。图3对上海5个案例的居民问卷统计表明，持完全负面评价的居民比例不超过1/3，更多的居民持赞同、赞同但需要管控和无所谓的观点。与居民这种中性和正面观点相对的是在媒体宣传和规划管控中对自发性社区商业的负面主流观点。在媒体宣传中，自发性社区商业多与“脏、乱、差”、落后、破旧等名词关联；在学者研究中，其负面影响的观点常被提及，如土地利用的混乱、无序与低效率，并常常发生冲突与争执[5]；使得城市空间呈现异质状态[2]；是现代城市空间中的“毒瘤”[6]等。或许自发性社区商业的“非正规性”本身即暗含了预设的负面价值判断，而居民的观点和体验更为多元和客观。正视自发性社区商业现象，审视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在目前背景下更有助于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完整价值观。

图2 上海案例中规划与社区商业现状对比图

2 自发性社区商业的价值

2.1 核心价值：生活动态支撑与资源配置高效

从定义上看，“便民、利民和满足居民生活”是对社区商业的基本要求。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曾经一度主要依靠自发性社区商业完成。以上海里弄住区为例，“在被设计、建造的时候并无配套的考虑，……随着居民的迁入，附近就有一些小商店应运而生”[7]。而正是这些自发性的商业为附近居民提供了较完整的日常生活支撑。“这些普通的小商店出售粮油、煤炭、棉布、杂货、热水、调味品、电信、水果、酒、肉和素材以及其他一些商品。另外有一些店铺则提供诸如裁缝、理发、日用品修理、货币兑换等服务，这里也有洗衣店、茶馆、公共浴室等。总而言之，街区商店所有出售的商品以及所提供的服务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人们在住所的附近就可以购买。实际上居民采购日用必需品不用走几步，甚至不需要过马路”[8]。而在现今的案例调研中，表1所反映出的业态多样性，也充分证明了自发性社区商业如何有效地支撑了日程生活的运行。既有诸如小吃、日杂、水果、洗染、送水、理发、五金、缝补、开配锁、回收、维修等日常频繁使用的业态，亦有丧葬、婚庆等对特定需求的支撑。

图3 上海案例中居民对自发性社区商业态度统计

表1 案例（曲阳新村）社区商业业态统计表

如果说，一个时间片段上业态的多样性仅反映出自发性社区商业对日常生活支撑的全面，那么，历史上业态的变动则更体现出两者之间契合的紧密程度，即自发性社区商业紧随居民需求的细微变化而变迁。表1中新生业态的涌现突出反映了这一点，如快递收发站、学生课后“托管班”、“老人助餐点”等。结合访谈能够了解到这些业态分别是随网购需求、上班家庭需要、老龄人口增多需要在近几年出现的。与此同时，案例调研中也发现一些旧业态的消失，如煤球店、手工铁锅店等；一些业态数量的减少，如电话点、网吧等；一些存续业态的新表现形式，如结合咖啡的书店、大量的主题专卖店等。业态的更替和形式的转换，紧随日常生活需求的演变，反映出自发性社区商业对日常生活的动态适应和支撑。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任何长周期的规划或计划都难以在空间生产上紧密契合，笔者制定的标准或许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对变动尤其是目前背景下的快速变动，仍缺乏足够的适应。自发性社区商业与居民生活需求的耦合，也映射出这一空间生产方式对资源配置的高效。

2.2 社会价值：便利就业与功能混合

每种行业都有被服务方与服务方，自发性社区商业在服务居民的同时，也为社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在城市经济构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案例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自发性社区商业最初的产生多源于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需求，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周边住户逐渐加入，进而形成一定规模。如曲阳新村密云路东段，自发性社区商业密集，最初的经营者为该小区下岗居民，利用底层自宅破墙开店，仅为满足该小区居民需求服务，小本经营贴补家用。适逢当时管理比较“松弛”，周边住户在其影响下也纷纷出租开店，逐渐发展起来。而四平社区早期的小商品街（锦西路）、家具店（鞍山路/鞍山支路）、服装店（延吉路），是在20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时开始出现的，后逐渐成规模。该社区2000年后，伴随上海市“4050”工程，很多下岗职工在社区出入口附近、菜场周边亦开出很多商业和餐饮店。

上述现象表明，自发性社区商业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就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阶层解决了就近就业的问题，这在降低经营者的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同时，亦为居民提供了廉价与便捷的劳动与服务。自发性社区商业就像一个“缓冲体”，一面吸收着城市正规就业市场所析出的劳动力，一面给予着居民最为经济的服务；对城市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平衡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更在维系社会安定和社会公平方面具有特别价值，这一点被低估和忽视。

而从当代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看，从《马丘比宪章》到“新都市主义”，现代主义之后一系列的反思和研究都表明城市功能混合的合理和必要。自发性社区商业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居住和就业同时满足的经济解决方案，它以一种集约的方式在最小的城市单元协调配置了居住、就业、服务等功能，使之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城市综合体，更接近于这一功能混合的需求。这是一种现实中社区功能复合的组织模式，相较于功能分区明确的封闭社区以及“分级集中”的当代住区配套服务设施，其所促生的活力、交往和多样性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2.3 空间价值：空间集约利用与街道生活回归

自发性社区商业对住区建成空间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改变一方面体现为对公共空间的重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建成空间的集约利用。

沿街而开的小店，朝向街道打开的窗口，突出或凹进的入口，拓展到人行道上的生意摊等等，使原本平直的街道界面转变为一连串凹进或突出的空间，细分界面的同时也减小了空间的基本尺度，增加了使用空间的信息量。这些细小的空间容纳人们停留、进入或穿越其间，阳光好的日子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人们聚集在这些小区内的店铺前，一边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一边聊天，形成亲切近人的街道生活场景。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在渐次发展的过程中，重新型塑着社区的公共空间，并为其中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功能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的小规模特征，相对于集中式的社区商业中心，同样面积的空间量增加，前者带来的沿街半公共空间界面幂数级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小的街区商店和地区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步行的城市”[8]。如果说当下中国城市中门禁社区的普遍存在是“废除城市的街道，而且尽可能地降低和缩小它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和社会作用”[9]，那么自发性社区商业则从自下而上的层面形成一种社区对街道生活的回归。

图4 曲阳新村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加改建

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空间而言，自发性社区商业则体现出建成空间适应性集约利用。正如卢汉超所描述的历史情形：“开设一家店铺的步骤十分简单：店主设法租下沿马路的前排房子；接着全家搬入二楼，将一楼客堂间改作一家小的商店。由于被利用的客堂间面积不大（通常20 ～30m2），比较灵活，有时也会根据需要将两间相邻的客堂间并在一起形成一家较大的商铺。”[8]。今天的现实中，自发性社区商业再现着同样的过程。图4是曲阳新村案例中的几个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再利用图解，3.3m的开间被布置成3家不同功能的铺面，内部细分、前后的加建以及历次改建等都反映出这种随着需求或成本压力而不断适应的空间再利用过程。而这样的不断增加容量的空间再利用在自发性社区商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展现出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2.4 延伸价值：特色与集体记忆

今天中国的“千城一面”使对城市特色的寻求几乎成了所有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文化与特色并非凭空出现的，它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是日常生活的沉淀和凝练。以脱离生活的愿景、设想或他乡案例为目标的特色塑造，只能产生苍白无力、了无生气的现实空间。如果说，历史上的里弄居住区曾因其与当时背景下日常生活的紧密贴合而形成温馨的邻里关系、便捷的生活服务、特色的空间形态，进而成为上海城市的特色标志，那么今天住区中的自发性社区商业也正因同样的原因，孕育着多样而具有包容和创造性的城市空间。今日的城市游客，也总希望在城市街边小店走走坐坐，体验一下最原真的城市生活。这些自发性的小店，自下而上还原着城市生活的本来面貌，随需而变，展现着日常生活的活力和丰富性特征，产生出最直接和无法替代的空间体验，并在新的条件下建构着当下的城市特色和居民集体记忆。正如罗西所说“在不同的历史和文明时期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正视某些城市主题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确保了城市表现的相对统一”[10]，自发性社区商业正因其与真实生活的紧密贴合，而展现了城市生活映射于物质空间的永恒性。

从上文的论述中，笔者可以看到自发性社区商业在资源有效配置、社区正常运行、公共生活建构、特色塑造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贴近生活的空间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资源配置与居民生活需求的动态平衡。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其所具有的价值也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从“片面化”的负面价值出发，因其“非正规性”而一味的回避和盲目“一刀切”的做法则有可能挑战经济、社会和生活的三重底线。从多样性和包容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改进目前住区规划、管理和更新过程中的观念和政策，才能有效推进城市良性发展，乃至促生城市文化与特色。

3 反思与碰撞

正视自发性社区商业空间的价值，对照当下正统的空间生产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应对随居民生活水平快速变迁而产生的建成居住区商业空间与社会生活需求脱节的问题时，自发性社区商业的非正规性空间生产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地配置了资源，提供了一种矛盾解决方案。

这一解决方案有赖于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微观决策和快速反应机制。自发性社区商业的经营者以个人或小群体为主，经营的决策者极度微观化，其对“盈利”的期望值也处于各种类型商业决策者的底层；小规模和非正规性又使其空间生产的门槛或成本较低。微小的盈利期望值及其空间生产的低门槛，能够经由较小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予以实现，更能适应因居民日常生活的微变所带来的潜在消费需要，进而填补社区商业资源供给和日常生活需求之间狭小的差值“缝隙”。同时，这一微观化的过程对社会生活需求的变动和小群体的差异性需求能做出快速反馈，实现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动态调节。这也是自发性社区商业功能业态多样化及贴近日常生活的根源。而这种随着生活需求改变而进行的小规模空间生产，在宏观上则表现为连续渐进的空间生产过程。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是有粘性的，难以突然改变，延续的空间变迁更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需求的变迁，亦如龙元所说的“非正规空间（生产）更充满人文关怀，孕育出多样性、包容性和创造性的城市文化”[11]。

与之相对比，正统的社区商业空间生产过程，在实际操作中从委托到编制再到实施，基本上都局限于精英团队完成。一方面，居民即无法委托也难以参与规划的过程，而在使用过程中的变更则更为困难。虽然有公众参与、倡导性规划等理论，但必须承认，在实际操作中与居民差异性需求满足仍有很大的差距，更难涉及难以预判的需求变动。当然这也有其必然性，毕竟在很多时候，居住区投入使用前难以确定具体使用者。在此背景下，与其强调规划过程中的居民参与，不如更多关注如何在使用过程中为居民改变规划留有余地，加强使用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和决策权重。另一方面，目前住区建设中以长达30~50年的使用周期为目标、“一次性建设完成”的社区商业空间生产模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需求发展，尤其是在社会生活高速变迁的背景下。单纯通过配套指标的提升难以回应，即使“量体裁衣”式的指标也难应对不确定的发展可能，往往呈现僵化与滞后。与其在规划中关注静态指标确定，不如以静态指标为建构生活需求和公共利益的“底线”，建构指标和类型可变的动态阈值，深入研究居住区空间类型、建设容量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更新和有效引导的可能，结合居民自主决策，实现对需求变更的快速回应。上述公众参与和动态编制的问题，必将涉及从观念到政策再到具体执行环节的改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4 结语

目前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城市发展从“增长扩张”逐渐转向“存量更新”。前期以大拆大建为主要模式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开发、长周期的静态控制指标和以政府／开发商等宏观主体为主导的“一次性”建设，在快速增加社区商业容量、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在以更新为主的发展阶段中，面对随居住区使用年限增长而加强的更新需要、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提升的居民生活需求以及不断发展的外部城市环境，原有模式的不足也更为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一不足根源于需求动态性与空间生产确定性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自发性社区商业以多主体、小规模、渐进式的持续更新方式，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适应性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与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动态平衡。正视自发性社区商业的价值，以其发展模式为借鉴，通过适当的引导规避其负面效应，改善目前社区商业的空间生产模式，对“存量更新”阶段的住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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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煊,魏小春.城市街道空间的非正规化演变——武汉市汉正街的个案(1988-2013年)[J].城市规划,2013(4):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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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Spontaneous Community Business

It elaborated the connotation of spontaneous community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space",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ntaneous community business with Shanghai as example, analyzed the value of spontaneous community business in Chinese cit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versification, elaborated its realistic signif cance from aspects of life support, resource allocation, employment promoting, space utilization and urban features, and compared and rethought planning and update of current residential areas by concluding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spontaneous community business space.

community planning, community business, diversif ed values, self-organization, dynamic adaptation

2016-01-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08360），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20110072120061）资助。

王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博士，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住宅与规划研究所）访问学者；田峰，博士，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行政许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