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地,杨　雪,胡园园,李艳佳

(1. 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四川 成都　610064)



“供给侧改革”解读及其政策影响下的企业实践

王元地1,杨雪1,胡园园2,李艳佳1

(1. 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2.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四川 成都610064)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基于“需求侧”视角的需求管理已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的必然选择,是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供给侧改革关键是放松政府管制，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有效性，确保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更是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企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角，其转型升级是否成功，能否提高生产和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益，直接影响到此次改革的成效。因而，对于企业而言，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相关政策，既是新的挑战又是新的机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需求；企业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了“供给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此基础上，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供给侧改革”并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可见，“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的必然选择，是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文章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背景出发，深入分析我国推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然后根据现行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要点展开分析；最后探讨此次改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实践的路径。

一、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背景来看：在经济学领域，与“供给侧改革”相关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供给侧”(Supply-side)经济学派的开端，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萨伊(Jean B. Say)提出并发展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的论述，“一般来讲，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之后，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其原本的价值，于是总是急于将产品出售；同时，他也同样急于把出售产品所得到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是极易流失的。由于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买东西，因此，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1]换句话说，“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本身就创造了需求，因此，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不会发生购买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且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从而达到充分就业”[2]。这一定律启发式地赋予了经济学研究中关于“生产和消费以及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影响决定市场容量(产品及价格)”的思考，萨伊也因此成为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即20世纪初著名的“大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均出现了购买力不足和供给严重过剩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提出了“凯恩斯定律”，并发起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颠覆性转变的革命[3]。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货币的流动偏好需要和利率下降刚性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了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针对商品和劳务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应通过政府支出、减税和货币扩张等措施来加以解决”[4]。其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通过扩大政府职能，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Demand-side)为主要视角的凯恩斯主义在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同时，几乎全盘否定了“供给侧”的早期代表——“萨伊定律”[5]。

随着20世纪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简称，在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失业(Unemployment)以及通货膨胀(Inflation)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局面的出现，经济学界发现，这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并引发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对凯恩斯的“需求干预”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此，以罗伯特· 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亚瑟·拉弗(Arthur B. Laffer)、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并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需求侧”观点，将“供给侧”视为主要因素，主张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刺激人们多投资、多生产，从而增加社会的商品和劳务供给，以激励经济增长。供给学派认为，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将造成私人活动的被排挤，而由于私人活动的效率要远高于公共活动的效率，因此，缩减政府活动水平，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的不恰当干预是必须的[6]。在政治层面，以“减税”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以及以“私有化改革”为重点的撒切尔主义成为“供给侧”观点在国家宏观政策中实践的典型[7]。

此后，在“新经济”浪潮下，虽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倡导的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8]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复辟，但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使用的强有力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宏观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之否定”[9]。

从“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2015年刚过去的“双十一”，澳大利亚的奶粉、韩国的彩妆、日本的家居用品被海淘族大肆哄抢，而国内相类似的产品却并不被消费者认可。究其原因是消费者对国产品牌质量不信任，而产品又缺乏创意，使得民族产品销量远远比不上国外产品。同时，我国房地产处于严重库存，但又并存着大量的购房需求者。这些现象说明，市场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现在并不缺乏消费动力，而是供给的产品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现行的需求侧管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目前表面需求不足，实质供需错配的现状进行改革，以此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10]。

其一，需求侧管理并不理想。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需求侧来引导经济的发展，强调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增长，这样管理方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经济各部分在GDP中的构成以及发挥的作用，但却是从结果而不从原因来深入解析我国经济增长。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在以强调需求侧管理的框架下，中国经济在投资拉动中GDP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扩大出口和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呼声层出不穷。在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能力的扩张只取决于资本、劳动力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消费的扩张。因此，事实上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取决于投资，而且是有效的投资。在需求侧管理中依赖的三驾马车，其实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11]。

过去30年，我国主要依靠扩大投资需求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整体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政府依靠需求侧管理中国经济的发展，即所谓的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总体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老动力交替的新阶段，依靠传统的增加低成本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的增长，这条路越来越艰难，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效率和质量都不高。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扩大支出，以此填补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也在衰减。这样的管理方式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库存、银行不良资产、股市暴跌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以房地产为例，随着居民收入提高、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给稀缺、房地产市场金融化，使得中国房价多年持续居高不下[12]。一方面是百姓需要购买住房，却由于价格太高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却又是房地产库存严重，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政府政策调控多年，但效果仍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着力打压需求而非扩大房地产供给。若是从供给侧入手，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增加保障性住房，才能更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需要一个长期改革调整的过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能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过了这一阶段，各种弊端就逐渐显现，而被人为压抑的总需求就会爆发出来，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就越加突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乔布斯未推出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此并没有需求，但是一旦苹果手机上市，新的需求就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且还带动了美国相关互联网和电子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长期的需求侧管理对经济发展并不理想，要想恢复中国经济，还要从供给侧发力，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其二，表面上需求不足。“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主要包括：投资、出口和消费。对于投资要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从2009年29.95%到2014年15.16%，逐年呈下跌趋势，而且这一情况到2015年更加明显，如图1所示，增速呈逐月下降趋势。

图1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从需求侧看中国出口的情况，如图2所示，2014～2015年进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尤其是进入2015年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呈现负增长趋势。

图2　2014～2015每月进出口差额和增速

同时，从消费者满意和信心指数来看(如图3所示)，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而且呈现出较为不稳定的态势。但是从“双十一”中占据消费榜首的国外产品和中国居民疯狂的跨境扫货，表明了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和对国外产品的喜爱，而对国内产品不信任。

其三，实质供需错配。面对投资、出口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需求，2015年以来央行5次降息降准，国家发改委增加基建项目，但是仍然没有挽回经济下行的趋势。从图4可以看出，从2013～2015年GDP各季度同比增速逐渐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5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只有6.93%，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断下滑。

“供需错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医疗、住房、教育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透露出有效需求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和低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不仅不能很好满足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消费需求，更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13]。

图3　2014～2015中国消费者满意和信心指数

图4　2013～2015年各季度GDP同比增速

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摊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因此，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总靠需求来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会较为艰难，有必要转到“供给”一侧。需求方面的调控是近期可以实现的，而供给方面的调控则是中期或是长期方面的调控。正如王红茹提到的，“需求侧改革如西药，供给侧改革如中药”[1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形势和矛盾后选择的一剂经济治理药方。在经济学中，供与需是同时存在一对关系。因而，推进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完全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需要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二、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与要点

2015年“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这一词汇9天内被国家高层提到5次，荣升中国经济名词新宠儿[15-16]。从百度指数提供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进入12月份以来对这一词汇的搜索趋势持续上升，主要集中在对这一经济学词汇的定义、相关政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需求侧相关概念的搜索(如图5所示)。以下将深入分析和解读“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要点。

在微观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而供求均衡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上下时，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消费，而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需要新的供给与之相适应。在倒逼的压力下，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也需要转型，即从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为主。

在“需求侧”，传统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决定了经济的短期增长率，而“供给侧”则强调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的长期根本措施。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全要素生产率则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因素决定[17]。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用增量的改革来促进存量的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在实现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图5　“供给侧改革”百度指数搜索资料来源：百度指数。

可见，与需求侧关注刺激总需求不同，“供给侧改革”是一种立足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强调的是从供给和生产端入手，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创新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核心思想在于调整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此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中也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强调“结构”，包括优化产权结构，使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优化投融资结构，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优化分配结构，发挥消费的生产力作用；优化流通结构，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优化消费结构，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等。因此，在目前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过剩以及新兴产业供给不足的格局下，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将供给要素从产能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并提高供给要素的产出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政府高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地从需求侧管理直接转向供求侧管理，本质是政府减少对现行供给要素市场的约束，即从政府主导和管理经济彻底转向市场主导和调节经济[18]。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经济思维、政策哲学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政府，大市场”，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起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节有效供给，为经济减负松绑。逐渐放开“保护性干预”，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第二，减税让利，增加企业活力。企业和企业家是供给革命真正的主角，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实体。因此，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税费，才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活力和供给能力。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产出增长。而百姓也会有更多收入进行消费，刺激需求的产生。第三，实施创新，发掘经济发展新动力。淘汰成熟和老化的供给要素，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以科技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为导向，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以新空间发展新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第四，防范金融风险，稳定货币市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为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提供一个安全的经济环境。

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关键是放松政府管制，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有效性，确保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总之，从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实质解读来看，包括了“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三大要点，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供给侧”是改革的切入点，“结构性”是对改革方式的要求，而“改革”是核心命题[19]。但为何将“供给”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如何解读“结构”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析供给侧改革的要点。

其一，经济政策通常可分为两类，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需求管理”调控强调政策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以扩大需求为核心，如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以萨伊定律为开端的“供给管理”调控则强调政策对经济行为主体及生产要素相关活动的作用，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如私有化改革[20]。

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央行降息降准、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均通过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增加社会就业，以消费和需求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无法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税负过重、边际税收过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当等问题仍然存在，加上国内有效供给的缺乏使得民众的购买力大量流向海外，使得供给学派的观点更符合我国国情[21-23]。现有研究也表明，从“需求侧”着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我国总需求的作用已见成效[24-25]，但若不及时采用“供给侧”的改革启动并引导民间投资和消费“回流”，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将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26]。

根据供给主义的观点，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以及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基于供给端和供给需求结构变化的视角，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27]，如图6所示。

图6　基于供给需求结构变化的经济周期及其特点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一项技术或产品，最终均会进入成熟甚至衰退阶段，而随着供给的成熟和老化，产业中逐渐形成产能和产量的过剩。此时，政府采取宏观政策刺激总需求，在短期内虽能够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却会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速回落、整体陷入萧条的境况。可见，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同时，需求也会倒闭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是在“需求侧”的基础上强调“供给侧”的主导作用，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

其二，库兹涅茨曾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并将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归结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高、经济结构升级以及社会结构转变等[28]。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曾围绕“供给侧”进行供给管理，但其重点却不同。美国主要围绕减税开展调整，辅以反垄断的措施，减少政府管制；而英国则重点强调减少政府管制，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完善市场体系，以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前者的目的在于降低供给要素的成本，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数量；后者的目的则在于提高供给要素效率，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质量[29]。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结构性”的改革，包括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两个方面[30]。

在产业结构中，落后产业与先进产业的结构以及三大产业的比重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下，过剩产能及其所占据的大量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包袱，并可能会引发失业、通货紧缩、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通过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的问题，以及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加速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在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利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释放第一产业内的剩余劳动力，使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采用传统工业供给下降和新兴产业供给上升“双管齐下”的手段分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充分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使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是对供给侧改革中“结构性”的第一种解读。

在经济发展的供给要素结构中，随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限制，制度与创新的贡献度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生产要素的结构是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供给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要素的投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和环境的恶化，导致我国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加之外需减少，使得部分产业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得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对于高质、安全、差异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市场上难以得到满足[31]。因此，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需求管理政策效力的下降，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供给要素在投入数量和效率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即一方面增加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供给要素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有效地重组生产和市场，提高供给要素的产出效率，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对供给侧改革中“结构性”的第二种解读。

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增加社会的商品或劳务供给，这一概念还包含了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即一手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构性”的改革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正如乔布斯及其苹果系列产品的成功实践，更新供给结构，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消除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才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供给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也是宏观上的必然循环。

其三，从“改革”的主要内容来看。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的熊彼特认为，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因此，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32]。根据现有研究可知，鉴于在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无论采用何种具体政策组合的选择，客观上都需要以改革为基本依托，用供给管理的思路来引领[33]。换句话说，既不能使用计划经济式的产业政策来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采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方法人为扩大传统产业的总需求，而是要通过放松新产业的供给约束和解除新经济的供给抑制等方式[34]，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改善供给的结构、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引导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目前，我国政府已提出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政策手段，并将供给侧改革分解为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等四大内容。这些内容的本质在于制度的改革，即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由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了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以及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两者的提高会带来财富的增长。因此，通过放松管制、减税清费、破除垄断，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的累积风险，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减少行政干预的手段，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的活力，是放松行政管制和行政垄断等直接的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改革”核心目标。

此外，根据“供给侧”生产要素的划分，面对当前过高的人力、原材料、融资、税负成本等价格方面间接的供给约束，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针对劳动力供给，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改革。包括逐步完全放开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权交由个体行使，释放人口红利；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人口的自由流动，化解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缓解就业压力；促进扶贫与重视教育并举，提升人力资本等。

第二，针对土地等资源供给，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包括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土地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定、转让和租赁制度等；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产权优化，保证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回归土地的生产属性，实现土地的有效供给和合理定价等。

第三，针对资本供给，努力解除现有金融抑制。包括逐步放开民间信贷，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全面放开现有存贷款利率的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促进银行业的合理竞争；淘汰落后产能，防范金融风险，提升资本效率；改革融资体制，提升创新意愿；减税降费，改善资本回报等。

第四，针对技术供给，加快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支持平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相关制度，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和引进高技术人才，掌握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等。

第五，针对企业家才能供给，全面构建创新创业环境。包括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引导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创新的积极性；通过构建“有创业观念—有创业条件—有创业成功的市场—有创业失败的保障”的闭环，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创造新的需求等。

三、 “供给侧改革”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通过上文对供给侧改革实质与要点的解析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更是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企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角，其转型升级是否成功，能否提高生产和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益，直接影响到此次改革的成效。因而，对于企业而言，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相关政策，既是新的挑战又是新的机遇。

其一，去产能。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工业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工业就会长期处于困难状态。而淘汰过剩产能也是此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由图7可见，各类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利润总额增加趋势并不明显，而且远远落后于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同时,进入2015年后，各类企业的利润总额累计都呈下行趋势。中经网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同比增速达到41.9%，是同期水平的2倍之多。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也是所有企业类型中产能过剩最为严重，也是未来去产能最主要的承担者。

图7　2014～2015分类企业利润总额累计(亿元)

因此，去产能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如何妥善安排员工，实现企业有效转型和优化重组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其二，去库存。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效应最大的产业，一直承担着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功能。房地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不仅能够带动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传统产业的发展，还能够带动电器、装修材料、服务和金融业相关产业的发展。中经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8～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呈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单月增速为-2.4%。同时，房地产业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从2014年开始呈负增长。房地产业投资紧缩，交易减少，无疑对建材行业影响巨大，使得建材业过半亏损，导致全行业产能过剩。

去库存这一政策，对于房地产行业不是在鼓励房企不顾一切去建房，而是要通过降价的措施把房子卖出去。对于国家而言，是从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更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服务，让更多农民和外来务工者能在城镇定居落户。对于企业而言，顺应市场规律，制定合理的降价策略，提出更贴近消费人群的营销方案，是解决房地产库存的当务之急。

其三，去杠杆。“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中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重点任务。当资本市场利好时，企业通过“杠杆”，即借债的方式，可以较少资金获取更大的利润，适当的杠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等到出现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开始走下坡路时，风险迅速被放大，杠杆的负面效应就会凸显，杠杆率越高，债务增速就越快，导致企业巨额亏损，造成股票、债券、房地产等价格下跌，反而拖累经济的发展。

“杠杆率=债务/GDP”，这就决定了在“去杠杆”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强行削减债务，但可能造成经济下行压力更大；二是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供给需求，改善债务结构，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而后者更为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对于企业而言，“加杠杆”和“去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加杠杆”有利于企业投资和再发展，但是面临经济下行的形势，尤其是传统产业将面临更大的债务危机；而“去杠杆”能够有效地化解企业债务，尤其是对于产能过剩的产业，限制其贷款和借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导致破产。

其四，降成本。为企业减负将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企业进补的好时机。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高成本已成为供给侧改革推行的主要障碍。以工业企业为例，如图8所示，2004～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呈持续上升态势，十年间涨幅分别达到了5.64倍和6.48倍之多。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利润总额占比6.16%，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占比为4.6%，主营业务成本占比竟高达85.21%。同时，主营业务成本中还包括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大量成本，使得企业利润大大降低，也就无法实现创新和技术改革。

图8　2004～20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

因此，“供给侧改革”中央推行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减少企业税收，为实体经济让利。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不仅是降低了产品成本，增加销售利润，更重要是可以将多余的资金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生产出高质高量的市场需求产品，以此化解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的问题。

其五，补短板。供给侧改革实现的途径，一方面是运用“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另一方面是运用“加法”，从量和质增加有效供给，补足供应短板。新兴产业和现代农业是产业短板，而高质产品和生态产品是产品短板。因而，针对这些短板进行投资，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商机。

同时，国家为扩大有效供给，将投入大量的资金、政策和人力，支持和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能力，达到用增量来化解存量的效果,并对发展新兴产业、技术和产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为企业转型提供有利契机。因此，产业升级和补短板，对于企业是一种正能量显著，且能操作促进发展的改革实现路径。

四、 “供给侧改革”下企业的实践

“供给侧改革”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无疑将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相关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企业如何适应改革，把握机遇，落实政策，提升自身竞争力，成为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其一，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潜在需求。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深入分析和挖掘消费者需求提供了可能。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为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挖掘市场机会，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运营效率[35]。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真正从客户需求出发，实时掌握市场情况，先于行业和竞争对手锁定客户信息，精准提供有效供给，才能满足民众个性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36]。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若是房企能有效地从微博、论坛、新闻跟帖等时下热门的网络平台上采集关于住房话题讨论的数据，例如小区环境、孩子上学、交通情况、房屋内部设计、家居质量、个人住房偏好以及相关注册信息等，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挖掘和分析出不同性别、地区、学历、年龄段客户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以此为依据去深入了解房地产市场客户的需求，对房地产企业去库存将会大有助益。

其二，从源头开展精益化生产。

“精益生产”也称为精良生产或精益制造，是当前企业界最佳的一种生产组织体系与方式。最初“精益生产”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现在也逐渐应用到经营管理、营销采购和产品研发等各个方面[37]。其中“精”是指“精良、精确、精美”，旨在不投入多余的生产要素，只在适当的时间生产必要数量的市场急需产品；而“益”则指“利益、效益”，即指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有益有效，产生经济效益。其核心思想在于，从客户角度出发，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客户满意价值，杜绝一切可能的浪费，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实现零库存，从而获得利润源泉。“精益生产”的管理和经营模式恰好符合此次“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和宗旨。

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主要对象。钢铁、煤炭、电解铝、光伏、船舶制造等都呈现出产能过剩的现状，而这些国有企业又是政府大力扶持和补贴的产业。面对此次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通过裁剪员工、减少产量、优化重组等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的现状。而是需要从生产和管理的源头实现精益化生产，以此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第一，从客户角度定义价值，将生产全过程中的多余消耗减少至最少，不将额外的开支转嫁给用户；第二，识别价值流，从原材料到成品赋予价值的全部活动，区别和寻找出哪些是真正的增值活动，哪些是立即可以消除的非增值活动，减少生产中不必要的人、财、物的浪费；第三，实现拉动客户的价值流动，逆向倒推把满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并促使创造价值的各个活动与步骤都流动起来，以此减少库存和产品开发时间；第四，组织并激励全员参与，形成良好的精益文化氛围，持续改善，追求卓越。

以国家电网四川省供电公司为例，为应对发电成本高、电力需求结构变化大的困境，于2013年全面启动了精益转型的工作。将精益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开展精益化项目以及相关闭环运转的工作机制，以及绩效考核指标为目标，涉及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的全部9个方面业务。对企业价值的实现全过程进行了优化改善，消除了浪费，提升供电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收益[38]。

其三，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和创新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高供给质量是企业变革中的首要任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日益提高，对产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39]。消费者深受假冒伪劣商品的毒害，对制假和售假深恶痛绝，提高供给产品供给质量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在2015年“3.15”产品质量调查中，近三成(32.0%)的受访者对国产品牌留下偏负面的印象，质量安全成为困扰和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若是企业仍然依靠低价格盈利，而不重视产品质量和创新，只能陷入货品堆积、缺乏销路、产能过剩的困境。

不论是大型国企还是中小企业，都需加大科技创新推动品牌供给，在消费者心里树立国产品牌的信心。一方面，结合最新科学技术创造新的产品，提供新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例如，美国航天局将航天科技的发明应用到现代生活，产生了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便携式电脑、防划痕眼镜等，不仅改变和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更是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加快品牌培育，刺激消费需求。以国内消费者较为热衷的日本电饭煲为例，在质量和功能上与国产电饭煲相差无几，但价格却是中国产品的十倍之多。究其原因，日本电饭煲在材料方面采用了“极致羽锅”，模拟了传统炉灶煮饭的锅的结构，同时还采用了双层内盖高温，使得煮出的米饭更加香甜。因此，中国消费者不惜千里迢迢去日本，花高价电饭煲，而对国产产品不屑一顾。因而，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思维推动传统行业升级，提高产品创新水平，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贴近消费者需求，显得尤为重要。

其四，积极促进产业转型。

在我国，传统行业，如煤炭、钢铁、玻璃、水泥等都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钢铁价格还不如白菜价格，企业效益不断下降，而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对传统行业的影响逐渐减弱。实施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当前结构性过度依赖资源、产能过剩引发的困境，是传统产业重获发展的新机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势必会激发形成新的国内有效需求，传统的行业将会衍生出新的需求，逐步形成多元化、层次化和个性化的市场供给，这将会产生消化钢铁、水泥等上游产品的需求。

面临这一机遇，传统产业一方面是推动微观产品升级，做到精致生产。提高产品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提升微观产品的技术和服务水平，从而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推动产业升级，满足经济发展的高端需求。不是所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都要淘汰，有些是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消化的。以钢铁企业为例，大量钢铁过剩卖不出去，企业面临倒闭。而中国正大力发展的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航空航天都与钢铁密切相关，但是很多高端钢材却要依赖进口。传统产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具备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设施，若是能调整思路，引进先进技术，加大科学研究，不仅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五、 结语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以短期调控为主的“需求侧”管理已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先后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表明了中央政府坚持以问题为决策导向，从生产端供给入手，强调通过提高社会的供给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示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思路的转变。本文分别从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分析了供给侧改革提出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解析了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要点，并从企业的角度探讨了供给侧改革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在此次改革中实践的路径。

“供给侧改革”无疑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在实际推进中仍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40]：一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和理论上做文章，而是需要根据中国实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二是不能将供给侧改革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供给侧改革实质是放松供给的约束，让资本和财富自主发挥活力，引导和满足需求；三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完全否定需求侧管理。而是需要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配合的方式，逐步消化产能和库存，促进自主创新，提升国民经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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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3-0048-12

作者简介：王元地(1978-)，男，博士后，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技术学习;胡园园(1986-)，女，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李艳佳(1993-)，女，硕士，研究方向:能源战略与经济管理。

收稿日期：2016 - 01 - 05修回日期： 2016 - 03 - 01

杨雪(1985-)，女，管理学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创业与创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