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芬 刘晗 田林

摘要：伊尼斯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理论奠基者，其传播理论主要由传播偏向论、媒介决定论、西方文明危机论等核心观念构成。这些传播观念是在继承前辈理论家传播思想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本文揭示了这些理论观念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谱系，认为：伊尼斯传播偏向论源出于人类学大师克罗伯和经济学研究；媒介决定论源出于凡勃伦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西方文明危机论则很大程度上受到柯克雷因、欧文、施本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影响。

关键词：伊尼斯；传播偏向论；媒介决定论；西方文明危机论；学术渊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传播学界，哈罗德·亚当斯·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是著名的媒介环境学派理论创始人。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60余年了，但他撰写的《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等著作对传播学发展影响深远，迄今仍被人称颂。历史地看，伊尼斯在传播学领域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绝非偶然，除了他本人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和大胆创新外，还与他善于博采众长，批判性地继承前辈理论家的思想有关。伊尼斯早期热衷于研究加拿大经济学史，其研究方法独树一帜，为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代表作有《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等，推动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伊尼斯将目光转向了传播学，聚焦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问题。1946年，他公开发表《报纸在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一文，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道路。伊尼斯传播理论主要由传播偏向论、媒介决定论、西方文明危机论等构成。这些观念是在前辈传播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弄清楚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谱系，对于进一步理解伊尼斯的传播理论，给予其合理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地位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传播偏向论的学术渊源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里继承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坚持一种泛媒介观念。在他看来，媒介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广播、报纸、电报等公认的媒介之外，还包括了牛皮纸、石头、莎草纸，甚至把交通系统等也囊括在内。他将媒介分成两种，一种偏向时间，一种偏向空间。他认为，社会所盛行的传播媒介的性质，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它所在的文明，使其具有不同的时空偏向。偏向时间的媒介如石刻文字等，以它们作为载体，文字虽然难以传播，但是却可以永久存在，便于知识对时间跨度的纵向控制，有利于建立权威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偏向空间的媒介，如纸张以及早期的莎草纸等，虽然难以保存，但是却方便轻巧，易于运输和传播，便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延伸，有利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也可以在远距离内加以传播和控制，从而巩固政权，建立中央集权社会。

因此，伊尼斯认为，不管是“偏向时间的媒介”还是“偏向空间的媒介”，都有自己的弱点，如果其中一类媒介得到片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结构就会被打破，社会文化就会出问题。只有通过平衡来打破这种偏向，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伊尼斯从世界文化史和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待“传播偏向”，反映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也表现了他对国家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来说，偏向空间的文化扩张、世俗制度的发达、科学技术的发展飞速、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等，这些价值观念和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巩固都存在一定的隐患。

在传播偏向论形成的过程中，伊尼斯先后受到很多学者的影响。从伊尼斯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在论述传播的同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汇聚了传播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经济学等在内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和文化图景。在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他表示，传播的偏向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1]27而伊尼斯关注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就是人类学大师克罗伯，这一点，伊尼斯曾在《传播的偏向》的绪论中提到过。克罗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他认为文化不仅仅具有本身独特的内涵和发展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事物，它同自然区域与社会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克罗伯把社会出现的文化模式，看作为一种外在环境，这种社会环境会影响文化的衰败和兴盛，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变迁。在伊尼斯看来，克罗伯描绘了西方各个阶段的文化现象，而对于文化成分的相对优势和劣势虽然做了些暗示，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伊尼斯打算就这一点做出自己的补充，他认为，文化都是具有一定的偏向的，而这种偏向，与这些文明所使用的媒介的性质息息相关。伊尼斯指出，传播在西方文明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也毫不隐藏地表明了他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热爱。由此，也确定了他“界面”的研究方法，以生成洞见。在伊尼斯的书里，他用大量的篇幅，通过描述媒介的变迁，追踪了帝国的兴衰。尼罗河特性对埃及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莎草纸作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新媒介，对石头等文字载体所带来的知识垄断发起了挑战……他力图说明，帝国通过媒介对知识的垄断，将最终致使其无力应对一些边缘化的力量，从而崩溃解体。基于这样的认识，伊尼斯着手研究传播对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意义，并探求解决西方文明危机的途径。

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还直接受启发于经济学研究，“在早期研究加拿大经济贸易史的过程中，（伊尼斯）发现交通运输方式和载体的不同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 [2]9，在此基础上，他将经济学领域中的“偏向”等范畴应用到传播学领域，发现事物本身的物理特征会带来传播的偏向与差异。这种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有关。凡勃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人类的性质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规范，从而也会衍生出具有不同偏向的社会制度，而伊尼斯则以此延伸到传播学领域，认为媒介也是带有不同偏向的，并举证了很多的事实来论证，从而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关心的是“传播的形式可能会对传播内容产生的影响” [3]112，而伊尼斯的这种认知和观念跟当时在文学研究领域盛行的英美新批评不无关系。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共事五年，因为对媒介研究的共同兴趣而聚集在一起，是一种互为师友关系，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上也相互影响。麦克卢汉从文学批评领域转向传播学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深受新批评的影响，“麦克卢汉将新批评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横移过来， 研究传播学此前关注甚少的媒介问题” [4]84，尤其重视媒介形式的差异给传播内容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启迪了伊尼斯对传播学问题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传播媒介本身的特点和差异对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性。在新批评的视野中，文学形式本身并不是以前众多文学批评流派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而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学文本的意义生产和信息的传达，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就此而言，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经由麦克卢汉的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关注媒介本身物理特征的差异给文化、社会组织带来的影响与差异。

二、媒介决定论的学术渊源

伊尼斯认为，各个历史阶段所盛行的不同媒介，都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思想。他甚至认为媒介的产生会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在他看来，如果一种新的媒介产生了，或者媒介形态改变了，社会关系也会跟着变化。如纸张的产生与应用，推翻了和羊皮纸有关的知识垄断，但是媒介的变革和发展不一定会带来文明的兴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由于媒介本身，或者媒介使用者所具有的传播偏向，可能会使文明内在的生命活力大幅衰退。如广播等媒介的出现与大幅运用传播，助推了希特勒上台；印刷工业的出现与扩张则进一步促进了垄断和民族主义情绪。

伊尼斯将媒介的偏向与发展，作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的传播思想，被称之为媒介决定论。这种思想认为“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 [5]58，在一定程度上，媒介技术具有本体性意义。很多资料表明，伊尼斯“媒介决定论”的出世，从理论到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凡勃伦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如库利、米德、帕克、杜威等等。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在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中有着重要地位。伊尼斯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经济学，而后转向传播学，也建筑在其经济学之上。凡勃伦的相关研究方法与视野，不仅影响到了伊尼斯的经济学研究，也渗透到了伊尼斯的传播研究里，伊尼斯自己公开表示过，他对凡勃伦的相关理论非常感兴趣。

凡勃伦跳出经济和市场领域，在广阔的社会变迁图景中分析心理、习俗、制度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变化。[6]91。在凡勃伦的启发下，伊尼斯把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思辨研究，应用于媒介环境学，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麦克卢汉的高度赞扬与肯定，对媒介环境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凡勃伦指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技术创新，这一点对伊尼斯的传播研究影响也很大。伊尼斯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次田野实地考察后，发现交通运输系统对经贸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凡勃伦认为价格体系对文化和习俗方面有重要影响，受此影响，伊尼斯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研究，他发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了价格体系的推动，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可是价格体系的影响会因为传播媒介的强弱而有所变化，在传播媒介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信息的受众到达率以及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都比较大，价格体系的作用也会随之增大。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有一个人不能忽视，那就是帕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伊尼斯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帕克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学界的主帅，还可以称作是媒介技术主义的先驱者，他认为传媒的发展对社会变迁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在佩恩基金研究中对媒体效果评估，以及他所著的《侨民报刊及其管理》，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大众媒体对公众意见的作用等等。这些学术思想，在之后的研究学派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芝加哥大学时，伊尼斯对帕克的思想非常感兴趣。今天，我们可以在帕克的很多言论中分析出伊尼斯传播理论的雏形，如“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等等。从帕克那里，伊尼斯还学会了怎么去确定异质社区的控制机制，这些控制机制在安排社区的相关事务时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伊尼斯在传播学的道路上，比帕克走得更深入更远，坚信媒介技术发展决定着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存在形态。

库利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的一些传播思想理论，如“初级群体”、“镜中我”等等，对美国乃至世界的传播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库利的传播思想的论述对象主要为传播、社会发展、媒介发展、人类本性、现代传播。他曾指出，传播技术的意义重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心智。他分析说：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四处传播信息，也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更迅捷的讨论，同时，这些机制很明显使得解释生活和对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的被组织起来的智能得到提高。[7]303由此可以看出，库利关于传播技术的一些观点对伊尼斯媒介决定理论的形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西方文明危机论的学术渊源

伊尼斯曾把人类文明分为以下几个时期：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时期文明；中国纸笔时期文明；印刷术初期文明；启蒙时期文明；机器印刷时期文明；电影时期文明；广播时期文明。[1]5 在古代文明中，伊尼斯最推崇的是保持了空间与时间平衡的希腊-罗马文明，他认为当时社会对印刷业的自我吹捧和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让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不能够及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西方文明相对于停滞的中世纪时期文明，并不是实实在在的进步，而是从关注时间的控制转为关注空间的控制。

在1948年的“英联邦大学研讨会”中，伊尼斯曾表示，应将西方文明作为整体对象来研究，而不是仅仅研究其中一部分。知识的分割，导致各个学科失去平衡，不能共享同样的观点，严重破坏了西方文明的一致性问题。如很多的会议活动，与会者都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来表达与探索问题，而忽略了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来解决问题，与会成员的行业与地位等，也反映西方文明出现了问题。

伊尼斯实际上揭示的是文明在传播扩散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媒介的集中化倾向也加剧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失衡，时间垄断的损害甚至消失加剧了国家控制的扩张，如政府在保护自然资源、治理洪水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都是用来解决当前紧迫的问题，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规划是令人怀疑的，而把这种解决紧急事务的手段上升到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原理，也是存在危险的。在伊尼斯的研究著作中，他脉络清晰地探讨了埃及、巴比伦王国、希腊、罗马帝国等国复杂的文明史，并详细说明了贯穿其中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试图在宏大的历史文明背景中，通过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唤醒现代西方文明所拥有的错误优越意识，找到真正的自我。

伊尼斯在其著作《帝国与传播》的绪论中表示，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帝国经济史，关怀各种文明和帝国。当代大部分人都在执着地评估帝国兴衰的经济因素，然而，这种研究恰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表明了知识垄断的危险性。在伊尼斯看来，约翰·密尔和马克·帕提森等人都对这点进行了说明和警示，只有研究文明和制度的局限性，西方的文明才会绵延不绝。诚然，不管是何种思想、理论，几乎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大多建立在对前人成果的再创造之上。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柯克雷因、欧文、施本格勒、汤因比、克罗伯等人对文明研究的关怀的影响。

仔细阅读伊尼斯的著作，不难发现，他用很大的篇幅文章，记录了古今文明的发展及媒介传播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这对读者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因为透过他的著作，不仅可以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可以了解媒介传播的发展历程。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恰恰也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浩瀚渊博的学术思想，再加上伊尼斯本身相对晦涩的文风，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底蕴，以及潜心研究的耐心，要想理解伊尼斯的著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要提到的两个人物，柯克雷因和欧文，他们对伊尼斯转向传播学研究，探讨西方文明的危机是非常重要的。柯克雷因和欧文都是古典学的代表人物，同伊尼斯一起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尤其是柯克雷因，出版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他总是试图把自己的知识分享给别人，以便使相关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正是同事间的相互交流，耳濡目染，才进一步激发和坚定了伊尼斯透过古今人类文明背景来研究媒介传播的兴趣。虽然国内现在关于柯克雷因和欧文的研究文献几乎很难找到，但是他们对伊尼斯的影响是肯定的，这一点在《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已经亲口佐证。

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写有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伊尼斯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忧患与研究，受到汤因比对文明和文明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他尝试通过比较研究人类历史，来探讨人类的文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寻找出现代文明的发展出路，为人类未来的文明发展提供蓝图。这与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从汤因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宗教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他对文明的研究处处都带有宗教的影子。而伊尼斯更多的是关注比较中的政治因素，他把文明的发展过程与传播媒介和传播形态结合起来，每一种文明的产生，都是来源于新的传播媒介的使用，而一种文明的繁荣，则是建立在各种传播媒介的平衡之上。因此，伊尼斯批评汤因比太多地关注了宗教而忽略了空间和政治等因素，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中，伊尼斯还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做出了深刻批判与揭示，给深陷危机的西方文明作出了警告。

施本格勒比汤因比成名更早，汤因比自己也曾经承认他对文明史进行系统思考，确实受到了施本格勒思想的强烈启发。那么，施本格勒的思想对伊尼斯是否也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施本格勒是文化形态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关于西方文明没落的著名预言家，他于1917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西方的没落》的出版，给了当时的西方社会当头一棒，这本著作把文明的兴衰作为专门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各种文明都是有着各自的兴衰模式的实体，文明由盛到衰的过程是世界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的。当时的西方文明成为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强大推动力，与此同时，西方人也膨胀着推崇自然科技并狂妄自大的心态。伊尼斯和他一样对自己文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强烈的兴趣，注重对世界历史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并对西方文明充满悲观失望和忧患意识，尖锐地指出了西方社会繁华背后所潜伏的危机，只是伊尼斯在吸取了他的相关观点之后，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切入，来研究西方文明的兴衰，并提出了西方文明危机论等观念。

四、结语

纵观伊尼斯的传播理论，可以看出他跨越门户偏见，批判性地接受了众多前辈学者和同代思想家的众多思想和观念，他将各学科交叉渗透，形成了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新的研究模式。伊尼斯将芝加哥学派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发扬，弥补了芝加哥经验学派社区研究的不足之处，开拓了着眼媒介来研究传播学问题，构建传播学理论的学术新路径，形成一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立足二十一世纪，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伊尼斯的传播理论的思想谱系，挖掘其学术渊源，并不是要评说他的短长，而是要宏观地综合把握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第一代理论家伊尼斯传播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给予其客观合理的学术评价与恰当的学术地位，进而有利于我们整体认知和理解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从而探索出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范式。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彭丽琴.新媒体的传播偏向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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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晗，田林.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媒介技术态度观探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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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omas Krogh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M].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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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明伟.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10）.

[7]（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0.

作者简介：梁艳芬，女，湖南涟源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星辰在线总编室职员，主要从事文艺传播学研究。

刘晗，男，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理论与媒介文化研究。

田林，女，湖南保靖人，土家族，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860008）；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11YBB3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04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