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问，为何她一个韩国姑娘，会起个外语名叫拉斐尔。每次都是事后想起“忘了问”，见面时好奇心又被礼貌压抑了。何况，拉斐尔并不喜欢说话。

直到，再也没机会问了。

拉斐尔来自仁川，头发染成橘色，扎着马尾，表情常显得天真中带惊异，衣服常是白底配各色花纹。她在巴黎，似乎学各色稀奇古怪的功课。每次教授们讲到偏门别类的科目，其他人听得兴味索然，她便睁着惊异的眼睛，眼镜快滑落到鼻尖了，抱着笔记本狂记，俨然抱着橡果的松鼠。我看过一次她的笔记：秩序井然，色彩纷呈，一目了然，我只好叹为观止。我夸过一次，拉斐尔一声不吭地抿嘴笑一笑。

我很怀疑拉斐尔的爱好是逛街。因为我在歌剧院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晃荡时，都遇到过她。巴黎虽然不大，但也不小。以我逛街的频率，还能遇到她两次，很可能她总是在到处奔走。细想来，的确：她很少穿宽大的裤裙，总是瘦腿裤和球鞋，仿佛随时预备着冲出室外，开始在街上暴走。

某个秋天的阴雨黄昏，教授的讲座来人寥寥，确切地说，只有我和拉斐尔去了。教授倒也没怎么不开心，就走下来与我们聊。教授说，他年少时是电影迷，于是来巴黎疯狂地看电影；某天，他与邻座的英国姑娘看对了眼。“所以我们结婚了。”我和拉斐尔鼓起掌来，教授不好意思地起身一鞠躬，仿佛歌剧演员谢幕。

“那么，说说你们。”

说完我的，教授回头看拉斐尔。拉斐尔眨了眨眼睛，抿了抿嘴。现在想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天的室内格外幽暗。本来，十月份，巴黎也起码到八点才天黑，但那个黄昏，黑云压天，仿佛夜晚了。

拉斐尔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先是几句熟练的自我简单介绍，之后，开始一个个往外蹦词：

来巴黎，是为了，待在巴黎；但在巴黎的时间，不长了，来年夏天就要回去了；韩国，职场，婚姻，韩国女性的压力很大，韩国的女性权利跟巴黎的不同……

她说着，教授听着，偶尔帮她说出她想表达但不知道如何念的法语词，拉斐尔就点头嗯一声，然后继续说下去，到后来法语夹杂着英语，以及韩语。

她喜欢巴黎的春夏，因为有阳光；她梦想过做芭蕾舞演员，被爸爸阻断了；仁川有海，但是到了冬天就很少出太阳；她喜欢K-Mart超市里的五花碎肉和年糕……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拉斐尔。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样的拉斐尔。

转过年的春天，我偶然听人说起，拉斐尔去世了。四个朋友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说法。当然，也很快过去了。

后来，我与那位教授再次相遇，自然说到拉斐尔去世。教授沉默了一会儿。“ （车祸，还是自杀）我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更糟。”教授说。我说，我也不知道。虽然，一个人出车祸过世，似乎比起自杀者要少一些绝望，但我们谁都不是当事人。谁都无法为她安排命运。

我偶尔还是想得起她那天在幽暗的室内，滔滔不绝，仿佛独白似的，说着自己的事。我能够从她描绘的词句里想象出一些片段，但我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要去想。

某个周日，我在体育场下车，看见一大批学生闹嚷嚷地上车，灿然欢笑，其中一个女孩子，拿着笔记本，梳着橘色的马尾，穿着白底红花的毛衣。我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车门已经关上了。我下意识跟着车走了两步。旁边的黑人小伙子诧异地看着我。

应该是看错了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