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化诗学”

2016-05-30田丽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6年1期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陶东风等一批学者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认为文艺学应进行“扩容”“跨界”，开始“文化研究”。但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偏离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不利于文艺学自身的发展，创建性的提出了“文化诗学”。

关键词：童庆炳文化诗学审美诗意

童庆炳先生在1998年的扬州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国的“文化诗学”。用童庆炳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化诗学是要求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联系起来，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追求现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1]使用“文化诗学”研究文本，可以得到新的阐发意义。这些都足以证明“文化诗学”是一种适用的，能够干预现实，揭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能完善人性的一种创新型文学研究方法。

一、“文化诗学”提出的背景

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直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进入了“消费时代”，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地变化。时尚报刊、绚烂多彩的广告刺激着我们的视觉;健身房、美容美发机构布满大街小巷。陶东风等一批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社会变化，加之80年代在西方兴起地的“文化研究”，他们提出在我国文艺界进行“跨界”“扩容”地主张，开展“日常生活审美化”。他们认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文学理论也应做出相应地改变，不断丰富、完善自身。陶东风先生在《文艺研究》2004年的第一期发表了名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一文，其中明确阐明了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当代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众传播方式迅速发展与普及，文化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转型导致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文学作品，它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一文，陶东风是这样描述的：“审美已不再是一种诗意表达（陶东风：也可以说是一种泛化了的诗意表达），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美已经从理想精神的高峰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3]童庆炳先生针对陶东风等一批学者的言论与观点，写了一篇名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文章，明确表明了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童庆炳先生反驳一批学者认为中国进入消费时代的观点，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生产平均总值，只有区区100美元，更重要的是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年平均收入仅2000多元。这样的现状，只能说明进入消费时代的只有白领阶层和高中阶级人群，这些人群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童庆炳先生主张文学最终的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文理想。普通市民、农民也应接受文化的熏陶，享受审美愉悦，只是研究高消费人群的文化，已违反了文学艺术的初衷，文学艺术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且，我们的审美应是高层次的审美，不是仅仅满足感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低层次的审美，“文化诗学”才是符合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方法。

“艺术消亡论”是“文化诗学”提出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科学技术、媒介应用的发展中，“艺术消亡论”又一次回到学者的视野中。陶东风等一批学者接受并认可“艺术消亡论”，反对“本质主义”，认为随着媒介的兴盛，影像、图画会取代传统文学艺术，电影等会成为新的艺术形式，像文学作品等“纯文学”会消失殆尽。文艺学要想避免消亡与衰败，应进行“扩容”，改变研究对象，主攻街心花园、广告、模特走步。基于陶东风先生的观点，童庆炳专门写了《文艺学边界三题》进行反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的奥秘，还在文学语言中……这时候的语言文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气势”、一种“气韵”，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觉地投入其中，经历、体验、思想、感觉、感情、联想、人格等都融化于语言中，语言已经浑化成一种整体的东西，而不再是单纯的只表达意义的语言媒介。”[4]文学作品有其自身的审美特点，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文本作品《红楼梦》与电视剧作品《红楼梦》存在本质性的差别，电视剧无法展现出小说中的深刻内涵，语境的改变，使得语言打造的审美意蕴同样无法通过媒介展现出来。文学作品等传统艺术的独特审美性，就决定了艺术是不会消亡的，因此文艺学也应坚守在文学文本这一领域。

二、“文化诗学”的内蕴

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化诗学”是要求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联系起来，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追求现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5]

（一）以诗意为核心

文化诗学以诗意为核心，“诗意”是由海德格尔提出的，在晚期，他明确地提出“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之上”。“诗意”主要指艺术作品表达了现实描绘之外的东西，从而唤起了人的超越精神。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就是诗”，不仅在于诗的语言的使用，更在于诗所蕴含的思想。“这个“思”：是对神圣者、神秘的言说，它探寻的，是整个存在本身。”[6]也就是通过对作品语言的感知与分析，得出语言背后所传达的思想和精神。这与中国的“言意之思”相像，中国也十分注重作品的诗意，中国文人欣赏一部作品，重点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表达出的无穷韵味。文化诗学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的对象仍然是文学艺术作品，旨在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对语言的分析，领悟其中隐藏着的本质性的一般认识、感情、精神，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获得审美愉悦。

在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诗意就是审美。审美是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我们评价一部作品，首先看它是否是美的，如果这部作品没有审美属性，那就没有必要研究它。审美并不仅仅是看这部作品的语言是否是美的，形式是否是美的，题材是否是美的，还要看它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感情对于人是否具有意义，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具有审美属性的作品，对于塑造人，启发人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审美只是对于人来说的，审美是把兽提升为人的过程，审美是人的天性，动物不会审美。”我们是应该选择把人退变回兽的低俗作品，还是把兽提升为人的具有美的优秀作品，我想我们心中都有了明确的答案。阅读、分析和评价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唤醒人们对人性完善的渴望，敦促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具有审美性的作品，可以让读者在阅读后，沉静下来，思考作品的内容，品味出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人文理想，在时间的磨练下，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下，加上对作品品味与揣摩的进一步深化，逐渐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内涵，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达到一种越发理想的状态。

（二）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结合

“文化诗学”仍旧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强调对文本的细读，对作品语言的细究。通过对文本语言的分析探求作品的意义。和过去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社会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来抽象地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本的语言。“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语言是一种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生活，语言与生活是同一的”。[7]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它还体现着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创作风格。鲁迅的文笔锋利，艰涩，多用反讽，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中国的爱与憎恨，对麻木百姓的痛恨和无奈，也说明了鲁迅自身是一个性格刚烈之人。而沈从文则与鲁迅相反，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乡土诗人，用字质朴，温婉，清丽，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质朴自然乡村的热爱。我们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更好，更全面的正确把握作品的内涵，得到更为深刻的意义。

我国初期文学理论的重心一直放在“外部研究”，研究作品的社会历史和作家的思想感情与生活状况，把作品作为研究其他学术的工具，这是有失偏颇的。但在这儿并不是否定外部研究的价值，外部研究的进行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当时的历史环境，用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研读作品，可以更精确地理解作品语言所传达出的意义，更准确的评判语言的使用是否恰当。另一方面，“文化诗学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的”。[8]在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用当时的历史语境去解读作品时，才能准确的理解作者的意图，和为什么使用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词语，这样的排列组合。在明白一件事情的原委后，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的弄明白了这件事，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学，只有在明白了作品产生的原委，我们才有资格可以说，真正明白了作品，准确地分析了作品。

文本的细读，要求对语言进行精细的分析，甚至是逐字逐句的研读。要想不偏离正确的研究轨道，陷入自我臆想的误区，历史语境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更为精确的解读词语，挖掘出更为深层次的内涵，从而更为理解作品，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三）现实性关怀

童庆炳先生说：“我觉得目前的文学理论存在着某种危机，需要调整、改造。

我认为主要的危机在于文学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问题，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9]文化诗学立足于现实，就是要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关怀现实是文化诗学的一种精神。

文化诗学是社会现实发展的产物，不是理论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紧紧扣住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的揭示。例如现在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盛行，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奢侈消费，荒淫无度的生活;一些电影演绎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人际关系的混乱，除了奢华、华丽的场面，奢侈品牌的商品包装，没有反映出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文化精神与人文理想。童庆炳先生说：“我认为文学就是人性的一种全面发展，或者说是人性美的全面展开。文学的价值在于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要义不容辞地对这些东西加以分析、揭露，通过这样的批评来关怀现实，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

现实性关怀，还体现在既要客观的观察现实，对客观现实做出正确的评价，也要关注客观现实下的人的精神状况，也就是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文化诗学真正赞赏的文学是有自己独特价值追求的作品，也就是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这两者之间的统一。“历史主义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主义要有历史的维度”。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是不能为其中一个维度而牺牲另一个维度的，要两者兼顾，这是作家和艺术家在价值追求上面的一种特性。《三峡好人》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两重维度的结合。三峡工程是为了国家更好地发展，为了长江流域不在洪水泛滥，能够进行水里发电，而实施浩大工程，但三峡工程的实施会导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电影用冷峻的镜头，客观冷静的表现了三峡人民不愿离开故土的心情，表达了对家园的恋恋不舍。国家的政策不能不实施，但三峡人们的心情不能不考虑，充分体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触及了现实的矛盾冲突。

三、“文化诗学”的意义及局限

文化诗学的现实性关怀和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都彰显了它的意义。文化诗学干预现实，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发现中国自身的问题，解决问题。文化诗学提倡诗意关怀和人文精神，使人文理想渗透进社会大环境中的每一个角落，把人们在物欲横流，精神颓废的现状中解救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生活变地更有意义，人生更具价值。

对于学术层面来说，文化诗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研究模式，开拓了文学研究方法。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解读更为丰富，其中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

但并不是说文化诗学是完美无缺的。文化诗学要求研究要回归到文学文本，研究的仍是精英意识形态，研究对象单一，视角狭窄。没有紧随时代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变。并不是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高层次审美，高品质的电影同样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电影与文本的不同处理方式和表达方式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文艺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改变，研究的对象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文化诗学可以学习文化研究，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充实自身，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3]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4]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5]童庆炳：《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

[6]郭文成：《论海德格尔的诗意思想》，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7]童庆炳著：《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