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 孙斐

[摘要]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影响的讨论，主要涉及到受灾居民的生理、心理、生计等方面，或多或少疏漏了灾后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在鲁甸地震H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表明，由于安置情境的不同，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异化的关系样态。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除了针对不同安置类型开展专业服务，进而协助建立互助关系网络与支持系统之外，还应当重视社区干预的方法，提升社区的整合性、综融性发展能力。

[关 键 词]安置情境 社区社会关系网络 灾害社会工作 社区干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社区及其治理研究”（14CSH002）、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城市化背景下转型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WE1424001）等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锐（1985-），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鲁甸地震社会工作服务团上海社工服务队首批队员，研究方向：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孙斐（1989-），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鲁甸地震社会工作服务团上海社工服务队首批队员，研究方向：灾害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管理与评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1-0056-06

长期以来，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影响的讨论，涉及到受灾居民的生理、心理、生计等方面，尤以深度分析灾害情境下的恐惧、焦虑、忧郁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为主。①而对于震后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并不多见，大多从社会秩序解体的视角出发，①以宏观论述为主，或多或少疏漏了震后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并且，这些研究大多围绕个人或群体展开，而忽视了社会因素，②尤其是缺乏对承载着有机性联接的共同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关注。本文基于笔者在鲁甸地震H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通过对安置情境的具体分析，深入考察震后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样态，进而指出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社区作为居民的心理文化单位，维系着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而H社区作为一个灾后安置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样态，其空间结构、成员类型、权力模式等均与一般社区不同，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和过渡性等特点。

一、 安置情境下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化：基于四种安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8·03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波及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和曲靖市会泽县等，约617人死亡，112人失踪，民政部紧急反应、迅速启动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计划，旨在统筹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为灾区居民提供心理援助与社会支持服务。上海社会工作服务队积极响应号召，对口鲁甸地震灾区龙头山镇H安置社区，主要是为丧亲家庭、老年人、青少年儿童、残疾人、因灾致贫人群等提供心理抚慰、生命教育、关系修复、互助网络建设、社区发展等方面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10名首批队员到达H安置社区之后，为了能够及时而且有效地回应受灾居民的服务需求，采取“边服务边评估，边服务边计划”的策略，着手开展以需求评估为依托的社区介入服务。

龙头山镇是鲁甸地震的震中，损失最重、死伤人数最多、房屋倒塌也最为严重，遇难者人数为506人，失踪109人。H安置社区是鲁甸地震最大的集中安置社区，主要安置龙泉社区2个社（组）和八宝村6个社（组）的村民，共518户2156人（其中，龙泉社区约540人，八宝村约1616人，两者比例约为1：3）。在挨家挨户的家庭探访与需求调查中发现，许多居民因地震造成身体伤残（比如骨折、肢体残疾、脑部受伤等），并且由于安置条件而影响其康健。在心理方面，因家属遇难、房屋毁损，以及赖以生计的花椒减收30%-50%等，导致H安置社区居民遭遇巨大的丧失感和强烈的无力感，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焦虑、茫然等。并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置过程中因利益和资源分配可能引发复杂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原有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始发生质性变迁，而一种新的社会联接与互动形态也潜在地集结和涌现。

在地震之前，龙泉社区位于龙头山镇的老街，八宝村则地处龙头山镇以南，其各社距龙头山镇政府所在地约5-10公里不等。震后，H安置社区居民以户为单位，居住在12平方米的救灾帐篷之中，大约2/3居民以社（组）为基本单元聚居在当地政府划定的A、B、C区域内，而1/3居民是插花散居。由此，H安置社区存在四种安置情境，即街镇聚居型、街镇插花型、远镇聚居型、远镇插花型，各自所占比例分别为1/6、1/12、1/2、1/4。

在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方面，聚居型安置情境下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以村社为单位，多与原有社区居民往来。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无论是龙泉社区还是八宝村，像全国其他地方的基层社区那样，具有共同体的内聚性特质，即“明确而稳定的边界、很强的熟人社会的封闭性、对共同体产生较高的、内部具有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存在集体的行动和仪式、道义作为权威中心”。③第二，两者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于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分析，即以龙头山镇作为基层市场区域建构地域社会。具体而言，“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所住的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它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①并且，“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②对于插花型安置情境下的散户居民而言，其社会关系网络往往限于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③

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方面，位于龙头山镇老街的龙泉社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与市场逻辑的不断渗透，其居民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集中安置这一特殊的社区情境中，邻里关系更因受灾损失、异地安置等导致其相互支持力度减弱。距离龙头山镇较远的八宝村，受到市场化的影响较小，并且由于安置点居住密度高、受灾程度重等原因，其居民之间容易形成互助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相较于龙泉社区而言，八宝村符合宗族裂变与“祭祀圈”/“信仰圈”概念。弗里德曼在分析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时发现，“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④而台湾学者林美容以“祭祀圈”/“信仰圈”检讨汉人社会的结合方式，即“不论祭祀圈或信仰圈，都是代表汉人以神明信仰来结合人的方式，也就是藉宗教的形式来形成地缘性的社会组织。”⑤八宝村由6个不同姓氏自然村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既体现出“继嗣与地方社区的重叠”，也意味着一种以“祭祀圈”/“信仰圈”为核心的地域社会构成。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居住在H安置社区的居民在灾前已非孤立的人群，而是已经融入了全国的整体经济社会秩序之中。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像是“齿轮”，是有规律的、均匀的与外界建立联系；而后者与外部的关系更像是“触须”，是无规则地散布伸向外部世界。

由此，震后H安置社区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安置情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的关系样态。在街镇聚居型安置情境下，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大（以村社为单位），但支持力度较弱；在街镇插花型安置情境下，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小（限于邻里之间），支持力度较弱；在远镇聚居型安置情境下，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大（以村社为单位），支持力度也较强；在远镇插花型安置情境下，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小（限于邻里之间），支持力度较强。

二、 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从邻里关系到社区发展

灾害社会工作旨在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促进受灾居民的自助能力建设，进而推动社区发展。在不少的已有研究中，也已经注意到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区重建的意义、⑥目的⑦与功能，⑧并且对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阶段、①实务模式②以及社会工作者扮演的角色③等议题进行分析。这些无疑对于灾害社会工作介入H安置社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必须针对具体的服务场域和服务情境而展开。在对H安置社区的灾害社会工作介入中，尤其应当关注四种安置类型的具体情况。

针对街镇插花型安置情境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以邻里为主且支持力度较弱的状况，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重心是增进邻里关系，并辅之提升社区意识。邻里关系是由于物理空间上的接近而形成的一种群体关系纽带，是最为基本的社区社会关系。④可以说，邻里关系不仅是对人们彼此邻近居住状态的一种特殊描述，而且还是对互助、合作关系的表达。服务队在街镇插花型安置点的入户访谈中发现，地震灾害对儿童的生理、心理带来损伤，家庭关系和环境被打乱，亲子关系更趋紧张，但家长从内心渴望与自己的孩子沟通，而儿童也期待父母的陪伴与交流，因此确定社会工作服务从家庭的沟通与互助开始，逐渐向邻里关系与社区意识延伸。在“上海糖果乐园”项目中，建立亲子互动平台，以“气球爆爆”、“蒙眼画画”、“运乒乓球”等活动，每个参与的家庭不断地学习、分配与合作，增强亲子间的沟通和情感交流，提升家庭间的互助、友爱能力，进而增进社区邻里关系。同时，以小手拉大手“共绘家园”，完成一幅绚彩的家园蓝图，促进家庭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进而提高社区意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部分家长上山采摘花椒或核桃不能参加，面对那些露出期盼眼神的孩子，服务队现场即时招募社区居民组成临时家庭。对于这些临时组成的家庭而言，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面对的皆是非血缘关系的人，但他们通过沟通、学习、磨合以及合作等，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与身边环境的良性互动，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团结及友爱意识的发展。

针对远镇插花型安置情境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以邻里为主但支持力度较强的状况，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重心是提升社区意识与认同。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不仅是一个地理边界的概念，更为强调成员资格（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等因素，作为一种心理动力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⑤服务队在远镇插花型安置点走访时耳闻目睹了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许多感人故事和人物，也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在灾后重建中的精神和力量，不仅有广大党员干部、解放军、武警官兵、医务人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的顽强奋斗，而且还有受灾居民的坚强不息。为了进一步弘扬安置点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顽强不屈的精神，服务队向安置点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发出收集“感动灰街子的人物与故事”倡议书，并且与当地临时党支部联合编辑出版《灰街子快讯》，传递社区正能量，营造互帮互爱、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灰街子快讯》以国情民意要闻，增强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以感动灰街子的人物与故事，倡导社区自助与互助网络；以服务项目的活动剪影，增进受灾居民的社区意识。此外，服务队将这些感人的小故事拍成社区微电影，在安置点循环播放，在激发居民坚强不息精神的同时，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社区各项活动，从邻里关系走向社区，增强社区凝聚力。在居民的互动过程中，不仅逐渐建立一种情感、心理联系，而且其作为社区成员的资格与身份也得以确立，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共同身份不断被形塑的过程。

针对街镇聚居型安置情境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以村社为主但支持力度较弱的状况，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重心是社区增能。服务队在街镇聚居型安置点开展需求调查时候发现，安置点居民并不熟悉社区资源，原有的老年协会等社区组织遭到破坏。并且，震后白天小孩读书，青壮年上山采花椒和核桃，老人只能留在帐篷里，孤独而又无助。为此，服务队以参与观察的方式一方面与安置点居民及志愿者，分批、分类、分区走访社区内的政府及相关部门、部队、公益组织、企业、居民等，深入了解社区资源，绘制资源地图，促进居民与社区资源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利用为老人服务的机会，着手推进当地社区组织建设，引导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服务队因地制宜利用比较集中的公共食堂，建立“上海胖哥老年活动点”，在午饭后开始为老年人提供茶水、棋牌和团康服务，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无力感，让他们以一个平稳健康的心态共同渡过安置期。几天下来，上海胖哥老年活动点不仅创造出良好的交流环境（人数多达200余人），而且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社区支持网络。还有一位热心的老人主动担当志愿者，负责上海胖哥老年活动点的各种联络工作，引导老年服务点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此外，服务队携手当地公益组织，通过合作参与、社工培训等方式提升社工的专业技巧，增强其专业服务能力。

针对远镇插花型安置情境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以村社为主且支持力度较强的状况，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重心是实现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即鼓励社区居民发现、评估和调动社区内所有资源，解决社区存在的现实问题，促进社区组织的发育，推动居民间伙伴关系的建立，进而建构一种协调、稳定的社区秩序。①服务队立足于村落共同体的特质一进安置点，立即着手发掘小志愿者资源，动员、招募和培训了二十余名志愿者，组成了一支致力于服务H安置点的志愿者队伍，即“草莓志愿者队”。随着草莓志愿者团队的不断建设与安置点服务的开展，大部分草莓小志愿者们渐渐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打破了最初的胆小与羞涩，带着服务队的活动宣传单分成小组走进居民的帐篷，耐心地向居民进行活动及环保宣传、发放《灰街子快讯》。这些穿梭于帐篷间的小小身影们，带动中学生志愿者，并向家庭延伸，不仅为安置点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与活力，而且也提升了居民自助和互助的能力，增加彼此的信任，让居民在心灵上有更大的空间关切社区发展。在此过程中，安置点居民更为深入地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并且掌握更多的安置点资源、信息和技术，不仅达到社区“增权”的目的，而且也时刻推动着社区发展。随着时间的延续，一种居民能够参与其中并能切身感受和认同的文化将生产出来，而且不断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进而最终建构出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文化治理力量。

三、 简短的总结与讨论

经过为期一月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服务队取得良好的服务效果。为此，灾害社会工作介入首先应当针对不同安置类型而开展服务，进而协助建立互助关系网络与支持系统。不过，还应当重视社区干预的方法，提升社区的整合性、综融性发展能力。申言之，以H安置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即以社区为平台，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链接与发掘社区资源、增进与发展社区关系、推进与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助力与提升社区认同的过程。遗憾的是，限于服务时间，接下去的服务只能由后续团队完成。并且，随着安置情境的不断变化，将呈现出不同样态的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而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也将随之而拓展。比如，出于地震安置的紧急性，H安置社区场地简陋，并且部分帐篷并没有按照原有的“村社”建制而搭建，而是一种“插花式”安置。但是，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深入推进，许多当地居民将陆续返回，而安置点也由此成为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社区。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灾害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与此相关问题的讨论将成为进一步考察灾害社会工作与灾后社区重建的关键议题。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