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虚传世作品仅存《春江花月夜》和一首泯而不闻的《代答闺梦还》，但这并不影响张若虚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更不能泯灭《春江花月夜》难以逾越的艺术价值。

《春江花月夜》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闻一多甚至不吝言辞地称它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向后……清除了盛唐的路”[1]。如水般诗意流淌的词句，如水般轻灵跃动的意象，如临目前的意境营造……这些足以摇荡人心，但这些能否支撑其成为“诗中的诗”呢？是否有其他深蕴之处成就它如此的高度？

现在多个版本中学教材、教参多围绕意象、线索等一些枝节，将此诗线性地划分为四部分：春江夜景、江畔玄思、思妇怀远、游子思乡，并以时间为线索加以串联。这种做法看似直接明了，某种程度上是回避了实质问题。顺着这样的时间线索，学生可以走马观花地浏览，却很难走进诗的深层，走进张若虚的内心，把握他的思路与情感。面对如此宏大的作品，这样按照时间切割，往往让学生画地为牢，盲人摸象，对此诗的感受自然也就如在雾中。

事件在時间上形成某种缀合，按照时间流程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就是诱发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任何偶然地呈现于时间的事件，背后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要真正地理解认识这些事件，必须穿越时间线的遮蔽，发现诱发它的必然所在。这样的认识即使具体到一首诗，也是成立的。春江夜景、江畔玄思、思妇怀远、游子思乡这样时间线性结构切分有其合理之处，但这种合理性只存在于逻辑的表层。要读懂《春江花月夜》，读懂张若虚，就必须穿越文字层面时间思维的阻隔，寻找更为深层的逻辑动因，把握作品更有意味的结构形式。诗以春江夜景入笔，事实上却并未依照传统由景入情的写作模式展开，而是由春、江、花、月、夜，写自己之于这一切的无尽思考与感悟——江畔玄思。在此之后，还身于景，接着由春江夜景再次宕开一笔，由目前景致推及览景触及的游离之情——月下思人。在“月下思人”一节，作者并未拘泥于个人的小情绪，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思妇闺怨与游子思乡平行而出，有其卓然之处。张若虚在一首诗中不仅是由景及情，也不仅是由景及理，而是将景（春江夜景）、理（江畔玄思）、情（月下思人）以“品”字形结构（见下图）合理有机地链接在一起，可谓浑然一体，巧夺天工。

“品”字型结构使诗作时间线性结构走向更为深层的逻辑层理。它彰显的既是张若虚当时当刻的情感发生状态，也是此时此刻引导学生理解诗作承载情绪感悟的通幽曲径。

张若虚笔下的春江夜景读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恬静悠然之感。而这些初读的感受多与作者的意象选用息息相关。春江夜景中春、江、花、月、夜为其主脑，诸多意象由此牵涉而来。基于种种原因，作者对意象的用力并不均衡，即使“春江花月夜”这些主脑意象亦有偏颇。清人诗评家王尧衢看到了这一点：“春字四见，江字十二见，花字只二见，月字十五见，夜字亦只二见（参见粤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中《春江花月夜》课文收录的“资料信息”）”，特别是“春”与“夜”，主要是作为标示时间、季节的修饰性意象，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核心意象提供发生场域。相应的，“江”与“月”则是激发和联络整首诗的主脑。由“江”“月”而出，诗中众多意象与它们遥相呼应。“于江则用海、潮、波、流、汀、沙……以为陪；于月则用天、空、霰、霜、云……以为映”（同上）。这些意象除了给人以静与美的感觉外，大都呈现出另一共同特点：绵延不绝。所述江月海潮天空霰霜，甚至春夜，都是宏阔恒久之物，个体之人难以把玩于股掌之间。除此以外，意象间的很多联系词汇也都指向这一点：连、千万里、何处……无、皆似、江天一色、皎皎等，都写出的是一种绵绵无际的弥漫之感。而这些共同呈现的广大之象无不与个人的有限性形成对比。意象的绵延不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时间的永恒与空间的庞大。这或许就是闻一多先生称这首诗具有“迥绝的宇宙意识”[2]的原因。这些庞大、永恒到绵延不绝的意象呈现的都是个体有限性对应的无限性，而这会带给江畔的张若虚怎样的感受刺激呢？除了人之为人都会有的唯美感受外，时间上短暂与空间上的渺小总会时时现身。

人对天地永恒的慨叹古已有之，如曹植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送应氏》），阮籍的“人生若朝露，大道邈悠悠”（《咏怀》）。在曹植与阮籍们的眼里，天地是永恒的、绝对的，这种永恒和绝对既是时间上的又是空间上的，相对而言，个人生命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层面都是渺小短暂易逝。在这种对立对比中，个体存在的悲剧性于无形中外溢。自然，张若虚也看到了这种天地的永恒，也发出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慨叹。如果由此而往，《春江花月夜》也不过是平平的感怀之作。不过，张若虚并未延续传统的悲观情绪。站立在江畔的他不再以个人之姿对抗辽阔永恒的大自然，他在文字间投身整个人类史。从这个角度，他可以从整个人类高度与天地万物开展对话，这种对话不再是有限对无限的悲剧性崇慕、感伤，而是无限对无限的平等对话。个人确实无法摆脱渺小、有限的悲剧事实，但由个体构成的整个人类文明却是伟大、顽强、悠久的——“人生代代无穷已”。张若虚使这种代际与个体关系和谐地统一一处，由此窥破个体存在的意义——寻找个体有限性与精神无限性之间的契合，继而勇敢地担起人生的悲剧性，并实现对它的昂首超越。在这个层面上，人拥有与江月自然一般的永恒性。这里不仅有了个体的觉醒，还有对魏晋以来人之觉醒后悲观基调的超越；这里不仅有对渺小个体的发现，更有对它的超越。这一认识不能不说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刻！在张若虚的笔下，人性的伟大，人的独特意义被一笔道明。同时，亦将面对永恒天地时，充盈前人诗句中的悲剧性基调一扫而光，代之以轻快睿智之笔。李泽厚赞其“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3]，大约亦是由此。

除了时间层面的短暂，空间层面的渺小也是人之为人从不曾摆脱的的悲剧命运。无处不在的春、江、花、月、夜相对于渺小的人之个体而言，是多么的绵延不尽。它们耗尽人的毕生来跋涉，它们收纳着人的喜怒哀乐，它们将亲人、友人、爱人隔绝在遥远的他乡。宋人苏轼提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长久存在的悲剧性问题，而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作答竟与几百年前张若虚给出的答案不谋而合：精神的沟通使渺小的个体得以超越横亘的空间。

精神的沟通，如别离亲人间的嘘寒问暖，天各一方的友人间的凭书问候，两地相隔的爱人间的山盟海誓，可以超越高山大海的阻隔，可以超越一切空间的距离。张若虚没有以自己的小情绪来应对这种大悲情，个人的情绪毕竟是个人的情绪，应对这种人的大悲情总是力不从心。他选择了不具名姓的爱人作为例子，从思妇游子的角度，张若虚再次从个人上升到人类这一高度，由此来谈爱的超越，对空间的超越，这本身就是一次大的超越。春、江、花、月、夜无一不是横亘其间的障碍，而且它们都在地理空间上庞大到无法超越。那恼人的、无处不在的月华，那阻碍鸿雁鱼龙的绵绵江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春半落花无不嘲弄着游子思妇的渺小与无奈。在张若虚的笔下，我们感受到游子思妇间爱情的缠绵、无奈、感伤。但是即使有春、江、花、月、夜的阻隔，游子思妇依然能借月华、借落花传递彼此的情思——“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同一轮月，同一江水，同一片夜色，因为有情人的同时瞩目而富于了独特意义。月、夜、江等成了牵连二人的媒介，虽不能相见，却因情感注入这些媒介，而有如相见一般。如此，游子思妇便于悄然间实现了对广阔宇宙距离的超越，发现了“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4]。这种自我意识使游子思妇的感伤思念化为一种希望与自信，是包含有爱的希望与自信，有作为渺小个人超越时空限制的希望与自信。因为内心的爱，远方的游子能感受到月光中流溢的浓烈相思；因为内心的爱，寡居的思妇能体味到游子那满江满树柔情蜜意。因为这种精神上的自信与希望，虽然人只能“千里共婵娟”，虽然相隔千山万水，总有“乘月几人归”。即使不能翻山越水的团聚，既然有月华传情，又何必在乎朝朝暮暮呢？

张若虚发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悲剧性，但他又从另外的角度超越了这种悲剧性，他让人乐观坦然的面对接受并超越这一切。这是一位大师应有的手笔和境界。

而文学也本应如此。

参考文献：

[1][2]闻一多，傅璇琮：《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4]李泽厚：《美的历程（插图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袁海锋，教师，现居广东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