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隽（1885-1952），寿宁县斜滩镇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校，I916年毕业于司法讲习所，1920年任京师审判厅推事，1925年升任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

192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殉难的日子，时任北京高等审判厅刑庭庭长何隽亲眼目睹了他的就义经过，在为这位革命先辈悲愤的同时，他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记录下了这一幕惨剧；1927年7月，京城一宗“鲍案”曾轰动全国乃至世界，该案的主审人也就是何隽推事，他为主持正义判鲍罗廷夫人等人无罪，这却给他带来了一场一场生与死的波折，极具传奇色彩。

1927年，是他生命中的巨变之年，他在那一年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也是在那一年，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法官。

目睹李大钊殉难经过

何隽是位热血青年，思想追求进步。在北京求学时，他熟读《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诸多典籍，尤其赞同“各尽其才，各取所需”、“工农为世界真正创造者”的学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何隽就担任京师审判厅推事。民国二至十五年，北洋政府司法部先后举行过6次法官考试，并举办司法讲习所4班（期），推事的任命概由司法部呈请大总统，以命令公布，何隽也在此期间获得任命而走上职业法官生涯。虽然是军阀统治时期的法官，可他却全力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崇拜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认为“吾国先党如李大钊诸领袖，亦崛起独树一帜，而以中国共产党名震中外”。为此，经熟人介绍，他加入了李大钊所领导的北方国民党左派。

北伐军快步向北挺进，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残局，在京城大范围搜捕共产党人。李大钊作为头号人物，成了重点对象。1927年4月9日，张作霖派兵冲进俄大使馆，逮捕了匿居俄使馆里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搜查俄使馆前一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支部书记胡鄂公听到消息后就赶赴该馆，促李大钊等速谋走避，李大钊以为“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是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当晚便有数人逃走，而李大钊仍留在馆里。搜捕时，李大钊在俄兵营第二十八号房间，与其妻赵氏、女兴华、艳华同时被捕。

4月9日被捕，4月28日就被处以绞刑，何隽亲历了整个行刑过程。作为推事，亲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受折磨，被残害，他即愤慨又无奈。为了纪念李大钊就义一周年，他撰写了《李大钊殉难目睹记》。这篇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悼念文章，现在却引发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先后被《共产党员》、《北京日报》、《党史博采》、《革命人物》等报刊争相刊用，史界认为“李大钊就义时慷慨演说”是虚构的。有位教授说：“杀害李大钊的绞架上面有个吊板，下面是个坎。一按钮，吊板落下去，人就吊死了。而过去纪念李大钊的文章说第一次没绞死，发表演说，第二次又发表演说，完了发表第三次演说。这根据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话很明白，即过去所说李大钊在绞架上发表演说是不可能的。何隽的亲眼目睹还原了一位伟人就义时的真实细节。《革命人物》1985年第一期刊登了何的目睹经过：

“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禁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指挥行刑官告之：‘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己收到判决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

史学界公认，何隽是受李大钊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其言可信。他写的“目睹记”对李大钊为主义慷慨就义的过程展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审理“鲍案”释放鲍罗廷夫人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订作战计划。对此，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鲍罗廷时任国民政府高等军事、政治顾问。1926年底，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鲍罗廷等人乘火车前往武汉，鲍罗廷的夫人法因娜·谢苗诺夫娜·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在广州团聚，遂临时决定搭乘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前往武汉。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在海关检查时，发现了鲍罗廷夫人，张宗昌如获至宝，下令将他们扣押。3月6日，鲍罗廷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国际公法对张宗昌毫无约束力，他想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正在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运动。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为此事，美国参议院议员哈兰？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中，張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以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你看作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

张作霖令京师高等警察厅以鲍妻等四人均系苏联共产党为由，据以决定“共犯内乱罪”提请预审。是时何隽为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承审此案。他认为，该四人虽是共产党员，但未参加中国军事或政治之任何行为，根本上无犯罪可言。为坚持正义，不顾个人安危，计划援救鲍妻等人。因当局监视甚严，延至7月12日，他断然裁定鲍妻等人无罪，随即签发释票，恢复鲍妻等4人自由。然后自己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避难故里又复出当律师

何隽释放鲍罗廷夫人等人激怒了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于当天下午就派军警包围了何隽的寓所，但何隽己逃避他处。1927年11月13日，张作霖授意北京《顺天日报》，诬陷何隽承办时“鲍案”受贿20万元银元，同时，派200名密探搜遍京津等地，又向全国军警机关通辑，其家属亦受到牵连而入狱。“鲍案”也为此震惊全国，轰动世界。

为了逃避军阀的迫害，何雋先在京城亲戚、朋友家藏身，因怕连累，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改名换姓投靠日侨板田家，“然终因款项支绌，难厌其欲”，11月18日以工人打扮逃往秦皇岛。这时“司法界大波澜之新闻遍传京津”，两百多名军警在日夜搜捕。逃到秦皇岛后，他坐开滦煤船，一路饥寒交迫，21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已身无分文，幸得故人相助，改乘日轮，于24日到达福建马尾。途中历尽千难万险，12月初才返回故乡寿宁。

在斜滩老家，他不敢居住在村里，隐避离斜滩3公里外的坑底八角楼。八角楼是一座土木结构的简易房子，面积约100平方米（现还残留基座），四周险峻难行，一条小溪在屋前流过，除了“土地神”与他为伴，他隔绝了与外界的接触，除了最知心的朋友，概不会客。闷时就写字作画，或是到山楼外走走，并帮助楼主做些农活。逃难时，他还把“鲍案”的判词带回，密存家兄处，可惜这些资料在“文革”中悉数焚毁。何隽在“八角楼”住到1928年6月，张学良接管东北政务时，其家属始告释放。为此，何隽也复职。1928年8月，何隽为了纪念李大钊先生就义一周年和追记审理“鲍案”，他在燕京白云精舍撰写了《李大钊烈士殉难目睹记》和《燕京避难记》等重要文献。

何隽不仅信仰共产主义，其品格和为人也受人敬仰。他精通法律，1921年至1929年还分别在北京、天津获律师任职证书。1940年在天津加入了闻名的“六律师公会”。1930年，何隽在天津律协工作24年，主要办理财产纠纷案件，是天津的名律师。他给自己立下审案原则，即“四不原则”：无理者不办，无诉讼必要者不办，欺凌孤寡贫弱者不办，事涉贪污、土劣、悸逆、奸盗、邪淫者不办。解放前的律师，能如此自律，十分难能可贵。

何隽逝世于1952年，他的坟墓在寿宁县斜滩镇后山旧公路内侧，1987年为何隽的两个女儿及何家内侄等所修。坟文刻有“清贡生”字样，没有墓志铭，与其他百姓坟墓一样极为普通。

后记：为了纪念这位在北京有重要影响力的寿宁人，我们怀着虔诚之心，认真翻阅文档，整理可靠史料，与寿宁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一起编撰此文，来追念这位胸怀大局，有民族正气，为推动民国历史向前发展作出贡献的好法官何隽先生。文中参考及引用文献：《寿宁县志》、《斜滩镇志》、《寿宁文史》第I辑、《北京日报》、《共产党员》、《军阀与北伐》王先金著、《福建省审判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