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丁玲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著名的作家。其实，早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她就已经成为运动的打击对象了。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把她和陈企霞编成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加以打击。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写了一篇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说明了此案的始末。他说：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月30日是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 《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 呈报党中央。……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去“闭门思过”。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要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这个大气候之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也不得不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的“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了。其实对于这一件冤案，群众看在眼里，早就有意见了。据当时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5月20日起连续召开四次党外作家座谈会的 《内部参考》透露：座谈会上“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意见。从他们的意见看来协会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开展，主要原因有：没有接触主要问题。例如周扬同志的教条主义，给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影响;外人不得而知的党内宗派主义（人们最关心的是：‘丁（玲）陈 （企霞） 事件，希望向社会上公开这一事件的始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思仲（即陈涌）1957年7月25日在文学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的发言中也说：“唐达成谈他对作协党组批评陈企霞、丁玲很反感，觉得很多材料都不确实，还说他曾在党组织会议上放过一炮，作协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他的看法。”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这是为什么？》，宣告反右派斗争开始。于是一切又都颠倒了过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就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7月25日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实际就是对右派分子丁玲等人的斗争会。这一天开会的情形，李之琏在他题为 《不该发生的故事》 的另一篇回忆文中说得要详细一点，他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六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

……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

周扬在7月25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说：他是以两种身份参加这个会的：一是1955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是代表中宣部。他说，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质问。好像1955年的会有阴谋，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于是他讲了三点：第一点是，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他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周扬说：丁玲的错误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党曾经把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责任都交给了丁玲同志，但丁玲同志却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完全辜负了党的信托。丁玲的错误是严重的，不斗争不行，对丁玲同志自己也没有好处。

第二点是强调“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

第三点“专门说一说丁玲同志的错误”，着重谈丁玲的历史问题。周扬说，对党忠诚的问题对丁玲来说，是关键问题。接着，他列举了丁玲在南京被捕的问题，在延安刊登了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以及自己发表 《三八节有感》 的问题，“国民党正好把 《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 等三篇文章加以介绍推荐，印成专册，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西安特务机关还把 《三八节有感》 编成戏上演。一个党员写了反党的文章被敌人当作文件印发，这能说是对党忠诚吗”？接着，周扬说：“全国解放了，丁玲同志身负文艺界领导的责任，作品得到了斯大林奖金，是最顺利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不满了吧。但这时候丁玲骄傲自满起来，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和陈企霞又结合在一起，把 《文艺报》 当作了他们的独立王国。 51年文艺界整风动员会上丁玲说了些什么话？她说《文艺报》 是他们几个人办的，领导上从没有过问，实际就是说党和文联的领导糟糕得不行。她的作品中也常常表现出她的个人突出。好些读者问为什么丁玲写文章总离不开一个‘我，把个人突出得那么厉害？对他们的工作只能讲好话，不能有一句批评。《文艺报》 可以任意批评人，但人家却不能批评 《文艺报》。因此一到检查 《文艺报》，他们就恼羞成怒了。”

这一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是休会一个多月以后复会的第一次开会。周扬的这个主题发言，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从7月25日开始，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实际是对丁玲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说丁玲骄傲，把自己的像片挂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

还要批判丁玲的作品。不但她本人的作品，就是在她主编的延安 《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上的一些文章，也要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1958年第2期刊出了一个“再批判”专辑，这时毛泽东正在南宁开会，也抽时间审阅了一部分稿子。他在给 《文艺报》 主编张光年、副主编侯金镜、陈笑雨的信中说：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又说：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改写和加写了一些文字。他在这按语中说，这一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受到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后，丁陈反党集团扩大成了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和李又然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其中几次谈到丁玲一案，他说：“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谈到处理右派的方针的时候，毛泽东说，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具体到人，毛泽东也作了一些考虑，他说：“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毛泽东说了这话之后，丁玲果然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丁玲被划为右派分子了，陈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58年夏天，他们就在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安家了。 1970年他们被捕，关押到秦城监狱。1975年他们被安置在山西长治。这时丁玲的头上不但有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增加了一顶叛徒的帽子。在山西，他们一直呆到中共中央通盘解决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

（选自《武陵学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