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惟

摘 要：共产主义“宗教论”有不同类型，国内学界对它们的认识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错误倾向，认为它们都是在丑化与妖魔化共产主义。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就是一例，共产主义“宗教”是他为解决人类文明危机而引荐的精神药方，他并没有妖魔化共产主义的本意，反而具有敬仰共产主义的明显气息，具有为人类文明指明通往未来之路之意。但共产主义毕竟不是宗教，它与宗教具有本质的区别；把共产主义比作宗教终究是贬低了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不过，他的这一论说，对于拓宽人们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的认识、启迪人类走向未来以及正确理解宗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关键词：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第四种犹太教；妖魔化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2-0028-09

共产主义“宗教论”是当代西方一股强大的思潮，而在国内学界存在着对其一概进行抨击的倾向，代表性观点有二：一认为把共产主义比作一种新宗教是“一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不容忽视的反动思潮”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7页。；二认为这是“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两种极端表现”任洁：《共产主义“妖魔化”与回归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之一。在这里，反动与妖魔化是近义词，都含有怀着敌意而对某物进行丑化之意。其实，西方真有不少学者认为共产主义是宗教，然而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都怀着妖魔化共产主义的目的，对其一概进行抨击是错误的。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共产主义“宗教论”的一个著名代表，对他这一论说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共产主义“宗教论”以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一 共产主义“宗教论”的类型

早在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把共产主义当作宗教并依靠宗教来支撑他们的学说及运动，但是共产主义“宗教论”作为一种思潮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西方一些学者惊呼发现了“另一个马克思”——伦理道德家的马克思，从而开始盛行将马克思思想与宗教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论证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宗教。本文所论述的就是马克思之后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或称马克思主义“宗教论”。西方众

多著名学者卷入此一思潮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世界上各大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全是虚假而有害的”。[英]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沈海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蒂利希（Paul Tillich）认为，“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的所有神学家思想中最为成功的一种神学，即马克思的思想。”[美]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年，第477页。宾克莱（L. J. Binkley）认为，“马克思主义往往被描绘成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翻版，而且他所梦想的一个无阶级社会曾被称为没有上帝的‘天国”[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汤因比认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第四种犹太教”[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 荀春生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219-220页。

同一种类别的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之间的性质往往相距甚殊。共产主义“宗教论”正是如此，它有不同的类型。若从政治立场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划分，可分为：一直持反共立场（罗素、拉斯基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拥共（汤因比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后来转变立场（别尔嘉耶夫、悉尼·胡克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无明显立场（蒂利希、洛维特、宾克莱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既然共产主义“宗教论”有不同的类型，那么，一概而论，断定所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都怀着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企图，这就不对了。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在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史，欧洲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骨子里都浸透了宗教的欧洲，大多数欧洲人对宗教怀有较深的感情，宗教在他们的心目中并非邪恶的化身，反而是美好神圣的代名词，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二 共产主义“宗教”是汤因比为人类文明危机而引荐的精神药方

在汤因比看来，近代以来人类文明面临到了三大危机：心灵空虚的危机、阶级对立的危机以及毁灭性世界大战的危机，而共产主义“宗教”则是他为人类文明危机而引荐的精神药方。首先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人类却陷入心灵空虚的危机陈庆超：《“发展”的伦理内蕴与可能生活的展开》，《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6页。中世纪之后，欧洲社会的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是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传统宗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批判宗教的最为著名的代表当属伏尔泰，他认为教皇简直就是“两足禽兽”，并提出了“消灭败类”这一著名的战斗口号。当人文主义的兴起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滔滔大势时，汤因比认为，宗教教会不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由于自我中心化而变得极不宽容”[英]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页。，最终导致教会被人们所抛弃，因此造成了人们的精神营养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文艺复兴之后，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化学等学科都先后出现并得到蓬勃的发展，新机器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地心说的提出等重大科学成就在巨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地动摇了教会的根基。他认为，17世纪后，西方世界的精英人物的兴趣发生了从宗教向技术的革命性转变，西方的财富和实力以以前任何文明历史上都未曾有过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长。至此，自然的传统神圣性已被褫夺，它已由上帝的杰作转变为人类的俘虏。正是目睹了科技学术的巨大贡献，他认为，技术被神圣化了，西方精英们“不等上帝退位就废黜了他；在因此造成的精神空虚里，他们以一位女神代替了上帝的崇拜……这位女神不是圣母，而是技术。”[英]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251页。于是，技术取代了宗教，技术专家取代了宗教圣徒，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恺撒。

然而，汤因比认为，西方的技术专家根本不能胜任他的拥戴者们派给他的恺撒这个角色。因为技术只是一种中性的力量，它不仅可以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表现为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它不仅可以被用在善的方面，也可以被用在恶的方面。他认为，“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9页。1945年一场格外惊人的突如其来的“不幸的灾难”——长崎、广岛受到原子弹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技术专家终于彻底地“发现自己又非份地被诅咒为邪恶的天才，从瓶子里释放出可能捣毁地球上人类生命的魔鬼。”[英]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258页。汤因比认为，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英]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260页。他认为，此刻人类认识到了技术取代不了宗教，技术专家取代不了宗教圣徒，人类精神空虚的困境并没能得以缓解，反而更趋于恶化。为了走出此困境，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宗教，而共产主义“宗教”就是三种新宗教之一。

其次是阶级对立的危机。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北美等地得到巩固与发展；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汤因比认为，虽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这一切却是以牺牲产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他说：“产业工人成为一个疏离于社会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04页。于是阶级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阶级斗争又是阶级分裂的必然结果，它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产业工人同资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但“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1页。，他们惟一用以自卫的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然而，资产阶级政权却处处阻挠工人们的联合，甚至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的镇压。比如，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通过《列沙白里哀法案》、在拿破仑时期制订《刑法典》，禁止工人建立联合会和组织罢工。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先后走上了政治革命和武装起义的反抗道路，尤其是法国巴黎的无产者，先后于1795年、1848年和1871年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在资产阶级政权的残酷镇压之下，工人们所进行的所有武装起义最后都被他们自己的血泊所淹没。汤因比认为，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产业工人过着苦难的生活而中产阶级却依靠剥削产业工人而过上糜烂的生活——引起马克思的愤慨，从而“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共产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在汤因比的眼中，共产主义“宗教”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社会不公正是产生这一“宗教”的根源，他本人与马克思一样，是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若难的产业工人的。

再次是毁灭性世界大战的危机。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战争却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残酷。在冷兵器时代，一刀最多只能杀死一个敌人，而现在一颗原子弹瞬间就可以把数以万计的人变成灰烬。汤因比所处的时代是战乱不堪的时代，他本人不仅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作为英国的谈判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显然是深有体会的，他认为战争是文明所具有的先天弊病，他说：“战争成了人类主要的习惯之一，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类几乎把剩余生产品的大部分都消耗于战争。”[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47页。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深深地触动了汤因比，他终生都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深感忧虑——人类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制造杀戮武器，尤其是制造出来的原子武器已足以把地球的所有生命抹去好几次。为此，他用尽后半生的时间来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探索以世界精神的统一促进世界政府的形成，从而最终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发展，从而最终避免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集体自杀之路”。

针对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上述危机，汤因比认为宗教决定文明，要解决人类文明的危机必须有赖于宗教，而共产主义“宗教”则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条路子。首先，他说：“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 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69页。意思是说，宗教是文明的源泉，宗教的兴起决定着文明的兴起，宗教的衰败注定了文明的衰败。其次，他认为，“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还有，使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也在宗教。”[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63页。在他心目中，宗教的性质决定着文明的性质，宗教的兴衰变迁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变迁，不同文明就是按不同的宗教而得以划分的。从纵向看，自然崇拜、人崇拜、高级宗教就分别对应着人类的第一、二、三代文明；从横向看，按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把同一时期的人类文明分别划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也就是说，人类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宗教来反映它和维护它。再次，宗教是文明发展进步的载体与拯救者。他说：“如果说宗教是一驾四轮马车，那么，看来它凭以奔向天堂的轮子也许就是地上文明的周期性兴衰。文明的运动看来似乎是呈周期性循环，而宗教运动可能是一根单向连续上升的曲线。宗教的连续向上运动是由文明按照生、死、再生这一循环的周期运动来提供服务和加以促进的。”[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意思是说，文明是推动宗教这一四轮马车奔向天堂的轮子，而人类创造的种种文明可能会周期性兴衰、覆灭，但它们的精神却因宗教的存在而得以被后一文明所传承和发展。因为有了宗教，所以人类文明不致于低水平地周期性地生生灭灭。由此可以推知，在汤因比心目中，作为一种“新宗教”的共产主义“宗教”，它的产生是由新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决定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也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条路子。虽然他并没有明说共产主义将会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世界精神，但从他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中，至少可以肯定他心目中的未来的世界宗教就应具有一些共产主义“宗教”的精神。因此，他的共产主义“宗教论”体现了他针对人类文明弊病而开出的一剂精神药方，他的这一宗教论无疑深怀着对人类未来的关切。

三 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与妖魔化共产主义

宗教在汤因比的心目中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虽然汤因比并不是一个宗教教徒，但他非常重视宗教的作用，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宗教神学家还神学家的人。首先，他认为宗教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改变人类的心灵，使其克服人类本性机能中的自我……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40页。在汤因比心中，宗教是人类的高级意识，是人类对所遇到的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的必然反应；战争和不公平是伴随着各种文明而产生的两种社会弊病，这两种弊病对于社会来说是致命的且难以避免的，它们有可能使文明社会走向毁灭，而宗教是使人们获得心灵寄托从而战胜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困苦，从而使社会获得维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其次，他认为宗教是人类的拯救者。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失去信仰时，他们的文明就会因内乱和外部敌人的入侵而终致崩溃。而且，他还认为，一切生物都有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而人类更为甚。自我中心主义必然会导致种种矛盾和争斗，人类中心主义无疑会威胁到大自然母亲的生存，甚至会招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只有遵守宗教规戒——自我克制——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再次，人类的和平统一离不开宗教。汤因比认为，中世纪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全球在技术上的一体化如今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技术上的一体化距离全球真正的一体化还很远。技术上的一体化不会带来世界的和平，不会带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爱”，反而由于技术广泛应用于杀戮武器上而致使世界更为不安宁，更为互相残杀，并因此而走上了“集体自杀”的毁灭之路。因此，技术辜负了人们对它的崇拜，世界在技术上的一体化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必须实现在精神上的一体化，即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以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一部分。我们在精神上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代表宇宙和地球上人类大家庭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和睦”[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152页。也就是说，宗教是解救人类危机的必然出路，在未来，全人类的和平与统一必须要靠世界精神的统一——世界宗教的形成来完成。总之，宗教在汤因比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不难推知，既然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新宗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他心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事实是，他无疑是在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指明一条出路。

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是一种泛宗教论。他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不是一名宗教神学家，甚至连一名宗教教徒都不曾是。因此，他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这是不难理解的。他是从宗教的功能上来定义宗教的，他认为宗教是指“对人生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鼓舞人们战胜人生中各种艰难险阻信念。这也就是，宗教对于有关宇宙的神秘性和人在中间发挥作用的艰难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的精神上的满意答案；并在人类生存中给予实际的教训规戒，由此鼓舞人们去战胜人生征途上的困难”[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63-364页。他还说到：“宗教是人性的本质机能之一。当人们感到宗教饥渴时，他们因此而陷入的绝望的精神苦境会激发他们从最无希望的矿砂中提炼出些少的宗教慰藉。”[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凤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汤因比眼里，宗教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的教训规戒和精神慰藉。教训规戒有自我克制以战胜困难之意，汤因比非常强调人类的自我克制，他认为这是宗教最重要的本质；精神慰藉等同于心灵寄托，或者说是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切”。由此看来，汤因比是从宗教的功能上来定义宗教的，他把凡是具有宗教类似的功能——教训规戒或精神慰藉——的事物都定义为宗教了，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它必然会导致泛宗教论的结论。正因为他这一泛宗教论的思维，所以他才会认为“技术进步的信仰、国家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三种为填补十七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人类出现精神空虚而新兴的宗教。这显然是泛宗教论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共产主义“宗教”是汤因比眼中的世界和平与统一的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宗教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然崇拜、人崇拜和高级宗教三个阶段，人类至少有七种高级宗教，其中有三种佛教型的宗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有三种犹太型的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17世纪之后，由于人文主义和技术的兴起，以基督教为代表的高级宗教由于其“不宽容性”而衰退并被人们所抛弃。但是人们在抛弃高级宗教之后，一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新的宗教以填补抛弃基督教之后心灵上的空缺。于是人类社会就形成了三种新的宗教：科学技术的信仰、国家主义及共产主义，并且认为未来人类必然走向统一，而且人类世界的统一不可能是以武力方式进行的，只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因为“武力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05页。，因此世界的统一只能从精神上的统一开始，在未来的世界宗教的领导下进行。未来的世界宗教是什么样的？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宗教并不一定是全新的，应该是恢复犹太——基督教的一些优良传统基础之上形成的宗教。至于世界宗教具体应是怎样的呢？他并没有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有关论述上来分析还是可以窥其一二的。他认为近代出现的三种新宗教是技术进步的信仰、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者中哪一个具有成为世界宗教的潜质呢？前两者已明显地被他排除了。他认为，科学技术的信仰是从1661年英国设立研究院开始的，技术迅速地征服了众多民众，并取替了基督教的地位，但是它并无法胜任人们对它的期望。因为技术可以应用于恶的方面，尤其是它“在1945年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第二种新宗教——国家主义是“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主要宗教”。[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13页。他认为它是古代宗教的复活，因为它是基督教以前在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城市国家宗教，这种新宗教在汤因比的眼中对人类有害的一面更大一些，因为它更会招致人类之间的争斗。于是，在残酷的二战结束之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他认为人类终将放弃各种地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并服从于世界政府的主权。因此，国家主义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宗教的，因为世界宗教——世界政府正是要反对并消灭对地方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至于第三种新宗教——共产主义“宗教”，在汤因比的心中，虽然它因“过分集中力量消灭社会的不公正而陷入了基督教所惯有的不宽容性和所有犹太系宗教所特有的排他性”，但它“有改变全人类宗教信仰的使命”。[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74页。而且它对于想“吸收和同化其他文明并必须获得成功的社会来说”是“有用的宗教”，更重要的是汤因比所设想的未来——“人类必然走向统一，地方国家主权必然会消亡，世界政府必然形成”，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确有不少相像之处。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汤因比没有明说共产主义将会发展成为未来的世界宗教，或者也许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会成为未来的世界宗教，但至少它比前两种“新宗教”更具世界宗教的潜质，至少它具有一些世界宗教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因素，至少它负有“改变全人类宗教信仰的使命”。可见，共产主义“宗教”在汤因比的心目中是人类未来的一条出路，是世界精神统一的希望所在。

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是对共产主义的敬仰而不是妖魔化。汤因比是怀着对产业工人浓厚的情感而认定共产主义是宗教的，他同情产业工人的苦难，愤慨社会的不公。在这个方面，他无疑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是马克思看到了产业工人的苦难以及资产阶级政权放任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而感到愤慨从而创立了“第四种犹太教”——共产主义，显然，他无疑与马克思一样同情“苦难的产业工人”。他说：“17世纪以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动。”[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74页。他认为，是社会的不公正导致了共产主义的产生；反过来共产主义的产生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公正。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就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否定，共产主义的产生是正义的与合理的。不仅如此，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直接地肯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效，认为它是“有用的宗教”。一方面他肯定了池田大作的观点——中国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政治稳定且似乎完全铺设好了自己重建的轨道；另一方面他认为落后国家想要赶上西欧就不得不进行“强行军”，“强行军要求军队式的纪律。共产主义恰好提供了这种纪律。因此对一个想要尝试吸收和同化其他文明并必须获得成功的社会来说，共产主义便是有用的宗教”。[6]p220从中可以看出，汤因比本人肯定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正走在正确的而且“必须获得成功”的道路之上。更为难得的是，他还认为伊斯兰教地区——作为落后地区想要赶上西欧——本来也应接受共产主义，并为这些地区没有接受共产主义而感到难以理解。他说：“伊斯兰地区这种不接受共产主义的现象，我实在感到不可理解。”[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21页。言意之下，伊斯兰地区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是个错误，是难以赶上发达地区的。由此可见他对共产主义的推崇实非一般。

四 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的局限性

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虽然并无妖魔化共产主义的本意，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是一种泛宗教论，它把共产主义与宗教混为一谈。汤因比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定义宗教，自然会做出泛宗教论的结论，所以他做出共产主义是宗教的结论并不是件很意外的事情。他认为：“共产主义，像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代替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的选择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符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1页。由上可以看出，汤因比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宗教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具有两个类似宗教的功能：一是信仰“历史必然性”，相信无产阶级这一“选民”最终能通过奋斗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愿望；二是具有“安慰处于困境中的无产者”的作用。

汤因比的共产主义是宗教这一泛宗教论结论自然是不科学的，共产主义不是宗教，它与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共产主义与宗教的区别就是普通信仰与超自然物崇拜之间的区别。宗教最本质的特征无疑就是对超自然物的崇拜。超自然物，借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无法证伪的，人类无法证明上帝、神灵、来世、天国等事物是否存在。与超自然物不同，信仰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它是建立在人类科学理论论证及实践认识基础之上的，是能够被科学理论证伪的。汤因比认定共产主义是宗教的依据主要在于共产主义学说信仰“历史必然性”和具有“安慰无产者”的功能，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宗教的特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人类生产关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最终将会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发展史已证实，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生产力发展——阶级分裂——阶级斗争这一过程，并且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逐步由阶级分裂走向阶级和解与消亡，由残酷剥削走向自由与平等，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历史必然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性。因此“历史必然性”是可以验证的自然事物，也就说它是可以证伪的，而不像宗教里的“上帝”“神”之类无法证伪的超自然物。此外，“历史必然性”的“选民”——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承担解放全人类这一历史任务，是由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并非马克思凭空臆断，它与上帝的主观臆断的选民——犹太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与宗教的上帝、天国等超自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汤因比认为共产主义理想起到了“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的作用，这同样是混淆了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精神慰藉”的本质区别。共产主义不是人类的精神慰藉，它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必须靠而且能够靠人类的双手努力去实现的，而宗教的精神慰藉则是规诫信徒要安于现状、遵守戒律、认真修行以换取进入天堂的门票，或者换取美好的来世。可见，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不是为了“慰藉”无产者，而是激励无产者为美好的未来而去努力奋斗；宗教的“天堂”“来世”则是超验的精神安慰——超自然物的崇拜，是无法证伪的，实质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共产主义不是宗教，它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虽没有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企图，但在客观上贬低了共产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发展，而人类社会同样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理想社会，是人们奋斗的目标，是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时代，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进行艰辛的探索研究才发现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共产主义理论给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激励人类为美好的未来而去努力奋斗。反过来，宗教在本质上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的意识，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把未来寄托于天国或来世，对人们起到了精神麻醉的作用，起到了阻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共产主义“宗教论”把共产主义比作宗教，从而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从宗教理论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得出来的。可见，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怀着什么目的的共产主义“宗教论”，都客观上造成了贬低共产主义理论的客观事实。共产主义不仅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两者还是天生的死对头。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作为回应，1846年罗马新教皇一上任就向所有教廷管辖的教会发出一张诏书，斥责共产主义为罪恶的学说。而两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责“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而教皇就名列旧欧洲势力的第一位，其后跟着的是沙皇、梅特涅、基佐等。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血海深仇由此可见一斑。无论如何，把激励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共产主义等同于把幸福寄托于天国和来世的宗教，都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体现。汤因比把共产主义与宗教混为一谈，显然也造成了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后果，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同样是有害的，尽管他本人是发自内心的对共产主义的敬崇，尽管他并无妖魔化共产主义的本意。

五 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的启迪

虽然汤因比的共产主义“宗教论”具有显明的局限性，但是它还是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启迪。首先，拓展人们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的认识。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属于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最灿烂的成果，而西方文明无疑是一种宗教文明，共产主义理论如果脱离了西方的宗教文明，无疑成为了无源之水。由此看来，国内学界一直认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三大来源，这个论断在如今看来是可以再商榷的。我们应该承认出生于宗教世家的马克思受到一些宗教思想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承认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确实是建立在扬弃宗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与宗教是绝然对立的世界观、要完全否定并抛弃宗教的观点是有害的和错误的。

其次，人类必须关注自己的未来。在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人类仍然面临着一些当年汤因比所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物质文明得到了巨大的丰富，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母亲——地球却遭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依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面临能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的威胁，世界的军备竞赛从未停止过，尖端科学技术时刻在推动着杀戮武器的更新换代；人类依然存在着压迫、贫富分化等不公正现象。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类未来和对人类文明的关注与担忧在今天仍然很具学术研究价值，研究人类精神的统一、研究世界的和平永不会过时。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简单地抛弃宗教。虽然汤因比对宗教的作用是言过其实了，但宗教确实在传承人类文明、给予人类精神安慰、规范人们的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小的作用。相对于无限的宇宙以及无限发展的人类文明来说，每一时期的人类的认识水平总是有限的，每一时期的人们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总是渺小的，人类永远无法完全解释清楚无限的宇宙，也永远难以做到绝对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无限的宇宙面前，人类具有一定的精神慰藉还是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汤因比是出于内心对宗教的敬仰而提出共产主义“宗教论”的，他并没有妖魔化共产主义之本意，但共产主义不是宗教，它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汤因比共产主义“宗教论”并非科学的理论，但它还是具有一些启发性意义的，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启迪。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