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婧

在大多数时间，人类的生活多半是困顿的。财富积累极为缓慢，主要的动力来源是肌肉，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与两种贫困做着斗争：生物性贫困（缺乏食物），社会性贫困（缺乏机会）。在很长历史时期，人们认为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直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被广泛接受，人们逐渐确立了新的价值观：企业获利正是社会整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利己”就是“利他”。

在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太普通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遵照的也正是这样简单的逻辑：高速发展来自国有及民营企业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常识很简单，同时也很强大。

当然，限制政府权力并非是追求“弱政府强企业”的社会治理格局。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核心观点是：“有效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没错，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没有市场的经济发展和没有政府干预的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深渊。

回头来看对今日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精神也是两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现代化。这都意味着削减政府权力，彰显公司地位，意味着政府必须按照现代国家理念来高效管理管理国家，既不能管太宽，更不能管不好。

这即是常识，也是今天的全民共识，只是长久以来常识难以回归，共识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