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光 董媛

摘 要： 鄞县历代文武进士及状元、榜眼等巍科人数在全国及浙江地区位居前列；进士家族兴盛；进士入仕后，在京城担任高官人数浩繁，系宁波鄞县科举人才兴盛的表现。宋朝以来鄞县地区农贸商品、地方官府赋税收入增加；明朝以后宁波鄞县地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相对发达，为科举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物质与经济条件；港口、造船业发达及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图书资料丰富，是鄞县科举人才兴盛的交通与文化原因。

关键词： 宁波； 鄞县； 科举； 进士； 人才； 成因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6）02-0073-04

宁波帮中实业成就辉煌者，不少为鄞县籍出生。例如，张尊三、余芝卿、王宽诚、胡嘉烈、卢绪章等。研究宁波帮的各种论文，特别是经济方面论文，非常多。但专题从古代科举制度及人才角度的论文不多见。因此，本文对此做一探讨，希望从传统文化视角，创新对宁波帮文化背景的研究。

一、宁波鄞县科举人才兴盛的表现

宋朝以后，鄞县科举人才比奉化、慈溪、象山等县旺盛，有以下三方面具体表现。

（一）鄞县历代文武进士及状元、榜眼人数在浙江地区位居前列

从科举考试成果分析，文武进士与状元、榜眼数量，用量化形式说明了宁波鄞县科举人才的兴盛发达。

1. 鄞县历代文武进士人数在浙江地区位居前列

据我国学者统计，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至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鄞县历代文武进士共计1205人，其中文科进士1174人，武科进士31人。鄞县进士占宁波地区进士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占浙江省进士总数14126名的百分之七。各朝代中，宋朝进士人数最多。为730人（文科进士720位，武科进士10位）；明朝全国录取进士24595人，鄞县进士人数为306人（文科进士297位，武科进士9位），位居浙江省第二。清朝鄞县进士人数为162人（文科进士150位，武科进士12位）；最少为元朝，文科进士7位。以上数据表明，鄞县历代文武进士人数在浙江地区位居前列。[1]1-2

2. 状元、榜眼人数在全国、浙江地区位居前列

第一，宋朝鄞县文科状元位居全国、两浙东路前列。宋朝鄞县有四位文科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甲戌科状元张孝祥；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状元姚颖；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状元傅行简；嘉定七年（1214）甲戌科袁甫。

苏州是我国古代科举状元人数多的地方。学者李嘉球认为宋朝苏州吴县出了四位状元，但其中三位为武科状元，文科状元仅有黄由一位。由此可见，宋朝鄞县文科状元人数位居全国名列前茅。

同时，在宋朝两浙东路八府中，以县行政单位而言，有钱塘县、永嘉县涌现了文科状元，他们是宣和六年（1124）甲辰科状元钱塘县人沈晦、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状元钱塘县人张九成；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状元永嘉县人木待问、嘉熙二年（1238）戊戌科状元永嘉县人周坦，两县文科状元均为两人，数量也比不上鄞县状元多。[2]

第二，明朝鄞县文科榜眼人数在浙江省名列第一。明朝，鄞县文科榜眼有五人：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榜眼杨守阯[3]1145；弘治十二年（1499）已未科榜眼丰熙；德六年辛未科（1511）榜眼余本[4]5072-5073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榜眼陆釴[5]崇祯十三年庚辰科榜眼葛世振。[6]浙江大学著名学者龚延明等人统计，明朝浙江省文科榜眼共计二十人，鄞县出现五人，占四分之一。[1]1-2

（二）宁波鄞县进士家族兴盛

从科举考试文化传承角度分析，进士家族的出现，证明科举考试在宁波鄞县地方作为一种儒家文化渗透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获取功名已经是几代人的理想延续及家庭传统与梦想。

1. 杨氏进士家族

宁波鄞县杨氏进士家族从宋朝发端。例如，杨正权，宋朝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杨正功，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7]3571-3576

明朝出现了杨守陈（景泰二年进士），杨守随（成化二年）、杨守阯（成化十四年）、杨守隅（成化二十年）、杨茂元（成化十一年）、杨茂仁（成化二十三年）等六个进士，嘉靖至南明间，又陆续出了杨美益（嘉靖二十六年）、杨承闵（嘉靖三十五年）、杨德政（万历五年）、等三个进士，共九个进士。《明史·杨守陈传》：“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维立……（成化）十四年，进士及第。”[4]4875-4877以上杨氏进士血缘关系，除《明史》外，还有《明朝登科录》史料证明。[8]2354

2. 范氏进士家族

以修建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创建人范钦为代表的范氏进士家族，在宁波鄞县也是突出的文化家族。范钦、范钫兄弟，分别考中嘉靖十一年、万历二十三年进士。[8]2578范钦曾孙范光文、范光遇同为顺治六年进士。范光文从子范廷元，亦顺治六年进士；儿子范廷魁，顺治十二年进士。[7]3612-3623

（三）宁波鄞县进士入仕后，官至宰相、尚书人数众多

从朝廷行政官品的等级分析，鄞县进士入仕官至宰相、尚书等高级官员人数多，有力说明了宁波鄞县参加科举人员的能力及才华的优秀。

宁波鄞县进士入仕后，到朝廷任高级官员，从朝代上划分，集中在南宋与明朝。

南宋在朝廷任丞相官职的鄞县进士有六人。魏杞，据马泽修，袁桷撰《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记载，魏杞入朝廷后，任参知政事（右丞相）。史浩，参知政事（右宰相）。[9]1538-1595楼钥，《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楼钥传》记载，嘉定初年，同知枢密院事，升参知政事（右宰相）。史浩之子史弥远，据宋人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记载，史嵩之入仕后，任宋宁宗右丞相兼枢密使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史嵩之，史浩之孙。《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史嵩之传》记载，嘉熙四年三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端平二年（1235）任宋朝左丞相。生平载《宋史·郑清之传》。按照一些学者统计，南宋理宗一朝，有丞相16人，其中3人为鄞县进士，占百分之18.75。[10]357-367

明朝，有十五人先后任南北两京尚书。陆瑜，天顺年间任刑部尚书；[3]1827杨守随，弘治年间任工部尚书；屠滽，成化十一年任吏部尚书；杨守阯，正德年间任吏部尚书；张邦奇，终仕南京兵部尚书；闻渊，刑部尚书；屠侨正，嘉靖年间任南京刑部尚书、刑部尚书；[11]3203-3996张时彻，嘉靖年间，任南京兵部尚书；[4]5317汪镗孙，吏部尚书；余有丁，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11]4492-4592 沈一贯，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后成为当朝首辅。[4]5755赵参鲁，万历南京刑部尚书；[11]5003周应宾，南京礼部尚书；王佐，官至工部尚书。[11]153-202李康先，崇祯年间任礼部尚书。[12]

二、宁波鄞县科举人才兴盛的成因

原因分析，运用发散思维，需要思维视野广阔，涉及物质、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

（一）宋朝以来鄞县地区农贸商品、地方官府赋税收入增加，为科举人才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

北宋元丰时期，鄞县小溪镇集市贸易开始发达。南宋宝庆时期，除小溪镇外，涌现出下庄、林村、韩岭、横溪、雨东、小白、下水、东吴等八个贸易集市。明朝，经济繁荣时期，鄞县商品贸易场所，扩大到小溪镇及农村十六个集市（南郭、西郭、东津、石塘、四九、凤番市、雨东市等）。清代康熙年间，商品集散地又比明朝增加了一倍，多达二十余处。例如，清道镇、黄姑林、横溪、陈婆渡、凤香市、韩岭市等，都是清朝鄞县经济繁荣后出现的乡一级商品市场。部分市场，除本地商人聚集从事贸易之外，还云集了浙江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例如，每逢农历一、六，鄞县横溪商品市场，就成为象山、奉化、镇海、杭州等地商人聚集贸易的地方。商品及农贸市场数量增多，推动了地方税收。例如，《宝庆四明志》卷五，《商税》记载：鄞县横溪集市、小溪镇、奉化县的白杜集市、公塘镇市场商品买卖活跃，南宋官府在两县设了税收机关，对各地商人征收赋商品市场税。仅这四个镇市税场，每年征收商税达五千六百余贯铜钱。[13]

（二）明朝以后宁波鄞县地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相对发达，为科举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经济条件

鄞县地区钱庄业在明朝已见开端，宁波府各县票号与钱庄与外地日升昌票号、宏晋银号、晋恒银号均有金融业务往来。清朝咸丰、道光时期，鄞县地区钱庄业更加繁荣。金融业务范围主要有：白银的估价、兑现，黄金、银元与铜钱的互换及保存、运输、汇付等。宁波（治所在鄞县）的三江口有钱肆、钱庄一条街，为各地到宁波贸易的商人提供金融服务，以获取不同货币之间的差价利润，交易十分红火。随着金融及商品经济范围扩大，鄞县地区不少富商到省外开办钱庄。如北京著名的钱庄“四大恒”，即恒源、恒和、恒利、恒兴，就有宁波商人投资。[14]5341清末民国初期，宁波的钱庄业日趋发达。据地方志记载，资本在六万块银币以上的钱庄有三十余家，资本规模小的钱庄及交易商店数量巨大，民间存在“钱庄多过米店”之说。宁波曾经成为浙江省金融交易中心。钱庄大多设在鄞县江厦街，钱币划拨，银钱出纳，兴旺状况，可以与上海外滩相比。光绪《鄞县志》：鄞县商贾兴盛，滨江一带“皆钱肆矣”。民国年间，鄞县的钱庄，形成宁波街市的风光一景。

（三）唐宋以后明州地区港口、造船业发达，为科举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交通便利

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参加人员必须流动，这与地方的陆地、水路交通密切相关。

唐宋以后，宁波鄞县地区海上、水路交通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国际与国内两方面。

国际方面，唐宋时期，鄞县地区为明州（治今宁波市鄞州区）。唐朝的明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开埠之港，东海航运中心。伴随着港口的日益繁荣，明州的对外交流与贸易也日益繁荣。该港是宋朝唯一对高丽、日本等亚洲及阿拉伯国家开放经济贸易口岸。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封建王朝有三艘遣唐使船舶停靠明州。这是宁波历史上首次停泊遣唐使船舶。以后至开成三年（838年）总共有七艘日本遣唐使船舶停靠明州港。会昌二年（842年）初，商人、航海家李邻德带领国内贸易商人，自明州港驾大型商船赴日本。这是最早的赴日贸易的记载。北宋咸平二年（999年），作为海关管理机关的明州市舶司成立，证实明州在宋朝已经具有国际贸易港口地位。[15]

国内方面，明清两朝，鄞县民间与地方政府造船及海洋运输业比宋朝有了较大发展。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封建官府运输管理部门对民间运输业收税数量增多。以河泊所所收税额为例。明朝嘉靖年间，宁波官府河泊所规定鄞县渔民及海洋运输业人员征收的银票为：有闰课钞一千二百六十八锭四贯六百六十文；无闰课钞课钞一千一百七十一锭一贯六百一十文，数量比元朝多了一倍以上。[16]（2）清朝，民间海运航线比明朝扩大。首先，北洋航线（从长江口到山东、辽东沿海一带），宋、元时期已经通畅的，到明中叶一度湮没，康熙年间以后又兴旺畅通。例如，鄞县商人杨坊与慈溪人张斯臧等人合伙投资购得外籍商人一艘轮船，装修后取名“宝顺”号，主要业务是把浙江省生产的丝绸、布匹、瓷器运往辽东，再将东北出产的大豆和粮食运回浙江。其次，东北牛庄运输线。牛庄是东北古老的港口之一。鄞县地区商人通过轮船，将浙江省食用酒、纸张、药材运输到牛庄。同时，牛庄四周的大豆、豆油商品成为鄞县商船返程物品。[17]（3）造船与船队的规模在清朝，比较明朝得到发展迅速。首先，造船数量。鄞县民间资金雄厚的海洋运输商，除拥有自己数量繁多的船只外，还造船出租盈利。《鄞县通志》记载，建造小船，耗资“数十金”，鄞镇沿海富家，一家建造几只，或者数十只船只，出租给本地平穷渔民，穷困渔民也乐于接受。其次，船队规模。清中叶，居住在宁波、上海、天津等港鄞县的吴氏、秦氏等家族海洋运输富商，曾经帮助清朝廷运输官粮。船队以六十艘船为一队，有时几十队船往来于宁波、厦门、天津、上海等国内主要港口之间，获利甚巨。[14]254-357

鄞县地区国内海洋运输业的发达，为明清科举人员从水路到南京与北京参加会试，提供了交通方便。

（四）鄞县地区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图书资料丰富，为科举考试人员，提供了文化便利

宁波除天一阁世界著名之外，从宋朝开始，涌现出大批私人藏书名人。

首先，从宏观分析，鄞县籍私人藏书建筑有：陈朝辅“四香居”、陆宝“南轩”、余有丁“五柳庄”、朱勋“五岳轩”、谢三宾“博雅堂”、丰坊“万卷楼”等，鄞县藏书家，大大小小，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其次，以个案为例，如鄞县进士楼钥的祖父楼郁，于宋朝年间，在鄞县月湖边修藏书楼，取名“东楼”。各种藏书从儒家经书、诸子人物传记到音训考据诸书，均涉及，各种图书多达万卷。从版本分析，凡各种抄本、刻本都收入其中。对抄本，除家中男子外，还动用奴婢参加校书。由于校对认真，故楼家藏书善本颇多。楼家藏书，经常不惜金钱，以购买善本为第一要务。例如，为购买《春秋繁露》一书善本，仍转辗访求，费去重金，得之而快，此书成为传世的唯一之本，“东楼”除收藏外人图书外，还收藏楼家自己人著作。例如，楼钥撰《北行日录》及名著《攻媿集》一百二十卷。据光绪《鄞县志》记载，“东楼”热情接待外来读者，经常客有愿传者，辄欣然“启帙以授。”[14]2354又，卢址，鄞县籍人。因科举失利，转而藏书，模仿范氏天一阁，投资修建“抱经楼”藏书。以祖先遗藏几千卷为根基，重金寻善本，对于异书，不惜余力，宛转借抄，高金收藏。除收购全氏“双韭山房”藏书外，还购买“文端楼”、“千项堂”、“菉竹堂”、“汲古阁”、“万卷楼”等私人藏书。为寻求《图书集成》一书，命令家丁入京城购求，书到即出门相迎。历经数十年多方寻求，“抱经楼”藏书有十万卷之巨，与宁波郑氏“二老阁”、范氏“天一阁”藏书数量媲美。乾隆时期，鄞县令钱维乔等人纂修《鄞县志》，曾派人到“抱经楼”收集图书资料。[18]2358

鄞县地区一些科举进士，家中曾藏书丰富。例如，全祖望，乾隆元年（1736）考中进士，是清朝著名藏书家。曾修建“平淡斋”藏书楼。由此可见，鄞县地区私家藏书浩繁，图书丰富，的确成为该地科举获取功名人数比其它县多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原因之外，鄞县籍科举举人、进士入仕途后，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也是人为主观因素。

总之，宁波帮商人实业的成功，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密切联系。许多成功宁波帮人员虽无机会进入正规大学攻读，但不少人利用各种机会，刻苦自学，其对文化的执着之心，可见一斑。例如，卢绪章十四岁离开鄞县家乡，赴上海一家轮船公司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赴总商会商业补习班夜校，学习英语、国文、会计等课程，为日后对外贸易事业成就，奠定了文化基础。实业家王宽诚八岁入私塾读书，赴上海创业之前，在鄞县家乡完成了小学学业，为成年后在上海、香港及欧美各地实业的辉煌，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根基。因此，我们认为，成功商帮、商人，肯定具有一定的先进文化与科学知识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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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