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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批判彭德怀影响延续至庐山会议

2016-05-30

党史天地 2016年22期
关键词:百团大战王明彭德怀

彭德怀受到了批评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2月1日至7月25日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华北座谈会本来安排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在2月1日的报告中,如对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认为其“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 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作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除军事之外,彭德怀还检讨了1940年黎城会议(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高干会议)“有正确与错误的两个方面”、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提‘互相帮助,互相发展,未分析具体对象”以及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等;“百团大战”之后“对敌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性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未结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阴谋,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冷静”等;1943年彭德怀在太行高干会讲话的错误,等等。

但是,后来这个座谈会却发展为对彭德怀的过火批评,这主要是康生参加会议后所导致的。“康生首先打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讨论、批评的内容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等等。

其实,除了康生这个因素,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评还受到当时中共整风中出现的左倾影响,以及由于彭德怀在党内树敌过多等所导致。

彭德怀和王明的“经验主义”

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与延安整风这一背景有关。当时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外,还有就是所谓经验主义,涉及到周恩来和彭德懷等人。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指不从书本出发,但是却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且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往往与教条主义合伙,成为其助手和附庸。

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周)和华北军分会(彭)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的。1937年12月,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宣称“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也就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这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但是彭德怀表示,在“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受了,但未执行。”他还提到,“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其实,不止彭德怀一人对王明路线认识不清。毛泽东后来在提到“十二月会议”时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有分歧。王明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全会上,仍然认为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政策太“左”,并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与国民党妥协。他还认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不能最后的解决问题,国际常告诉我们要注意城市工作、工人运动与军事工业。即此,现恐怕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还要进一步”。

后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中得到清算时,周恩来等也作了检讨,比如“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等,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彭德怀身上。

还在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保证共产党对其的绝对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华北军分会”,它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

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许多老债在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被翻出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进行批评,对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结论,但影响是深远的。这影响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上纲上线、全面否定。罗瑞卿在庐山会议上就对彭德怀说:“华北会议你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

从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来看,许多内容早在华北座谈会上就已提出了,比如关于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虚伪的生活朴素(所谓“在生活上学冯玉祥”)、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闹独立性等。

华北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一再作检查。然而,他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是有着抵触情绪的。他把这种抵触情绪带到了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说出几句过头的话。

毛泽东曾当众说:“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骂娘,不服。”毛泽东震怒,与会者基本站在毛泽东一边,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摘自《湘潮》、《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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