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玉

摘要：选用2003—2013年中国企业OFDI的面板数据，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考察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海外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展开OFDI活动；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产生正向作用，企业更倾向于高层次伙伴关系的东道国OFDI。此外，研究发现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是造成我国OFDI企业外来者劣势的重要因素，在OFDI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距离因素的负向影响。实证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格局。

关键词：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 OFDI；“一路一带”；零膨胀负二项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116-1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虽然“一带一路”提出时间只有一年多，却已获得包括欧洲、中亚和亚太国家的广泛认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高度重视，逐渐掀起研究“一带一路”的热潮。“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是国际贸易合作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探索性阶段，现有的相关文献大都局限于从定性角度进行理论分析，更多关注政策建议和战略层面，而少有学者进行定量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地理空间分布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特色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实证研究样本；采用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数据库”来测量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投资水平，利用企

收稿日期：2016-04-18业层面OFDI微观数据有助于我们剖析中国企业OFDI的最终投资地，即地理空间格局；以海外华人网络和双边伙伴关系作为自变量来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视角相对新颖；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一文献回顾、研究假设

（一）海外华人网络与OFDI研究

当前，海外华人网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引进来”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研究领域。阎大颖阎大颖、孙黎：《海外华人网络如何影响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经验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43页。指出海外华人网络是由海外华人依据亲密的血缘关系（同一祖籍地）建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网络，是全球众多移民网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孙黎孙黎：《家族经营：海外华商创富之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的研究表明海外华人依赖祖籍和血缘等多层次的纽带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商业网络，并依靠此商业网络进行商业交易；同时，WeidenbaumWeidenbaum M L and S HughesThe Bamboo network：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Free Press，1996证明海外华人通过非正式网络来传播和共享信息，促进了商业交易的完成；GaoGao T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14（4），pp611-29研究了68个东道国对中国的投资，结果表明海外华人网络可以克服非正式壁垒，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建红张建红：《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第16-21页。通过研究45个国家对我国的投资数据，表明海外华人人口比例对吸引其对我国的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勇林勇：《海外华人网络与FDI 流入中国大陆的实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25-30页。用统计方法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与FDI流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其在中国大陆吸引、利用FDI的过程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Murat和PistoresiMurat M and B PistoresiEmigrant and Immigrant Networks in FDI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9， 16（12），pp61-64以意大利的境外侨民为例，研究结果发现：通过降低非正式投资壁垒，海外华人网络显著促进了意大利的流入和流出直接投资；BaghdadiBaghdadi L and A ChepteaMigrant Associations， Trade and FDI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98），pp71-101的研究表明在传播和共享商业信息时，一个系统的族群网络的效率更高，因此，其在增进资本来源国和东道国间的双边投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中国“引进”FDI，同理，海外华人网络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即OFDI。海外华人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市场运作、海外文化及社区等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是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最好桥梁和纽带。因此，海外华人网络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代理成本，从而有助于中国“走出去”企业克服OFDI中非正式贸易壁垒的非市场机制安排蒙英华：《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证据》，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08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ODFI空间格局形成受东道国的海外华人网络的影响。海外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华人网络活动强度越大，越会促进中国企业对该国OFDI空间布局。

（二）双边伙伴关系与OFDI研究

学术界围绕双边伙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伙伴关系战略进行宏观层面分析。国内外学者基于外交、政治、军事等视角，对中国伙伴国双边伙伴关系的研究文献多是阐述分析各种伙伴关系战略的建立背景、演进、意义、问题及建议等。

理论层面，苏浩苏浩：《中国外交中的"伙伴关系"框架》，《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第11-12页。对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进行了界定与说明；宁骚宁骚：《选择伙伴战略—营造伙伴关系——跨入21世纪的中国外交》，《新视野》2000年第2期，第4-7页。研究突出阐释了“伙伴关系”外交的特点，总结归纳为“平等”“合作”“互利”“依存”；Avery GoldsteinAvery Goldstein.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 168，pp 835-864.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因为与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战略联盟而失去灵活性，从而增进和其他大国之间的联系；刘振兴刘振兴：《论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战略》，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2008年。从国际战略理论角度对伙伴关系战略的理论属性和层次进行剖析，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推行伙伴关系战略的原因、效用、前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姜成姜成：《冷战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2009年。在将伙伴关系战略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相结合论述中肯定了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贡献；门洪华和刘笑阳门洪华、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2期，第65-95页。对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进行展望时提出优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进而建立伙伴关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等战略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实证层面，Grosse与Trevino通过实证发现东道国与母国间密切的双边关系会对OFDI产生正向影响；段斐然段斐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实证研究》，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0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越密切，对中国企业的OFDI越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企业越来越分散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张煜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2012年。对中美“伙伴关系”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构建“伙伴关系”外交的分析模型，从自变量、因变量和干预变量三个角度，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体系构成和功能效应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美两国“伙伴关系”的相互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根本目标是通过“伙伴关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充分保障其“霸权地位”，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充分发挥了聚合功能，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张建红和姜建刚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12期，第 133-155页。利用中国对131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分别从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城市两方面实证分析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企业的OFDI影响。结果显示：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能够有效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尤其是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能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之间的双边伙伴关系越密切，伙伴关系层级越高，越会促进中国企业对该国家的OFDI空间布局。

（三）“一带一路”与OFDI研究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海内外人文、社科、经济、海洋技术方面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了广泛研讨并建言。由于对该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的相关文献大都局限于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发展历程、建设思路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国际贸易、OFDI等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献相对匮乏。

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区域稳定和繁荣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目标。赵晋平赵晋平：《“一带一路”建设：贸易投资合作是关键》，《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第12期，第1-3页。认为“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具有长期持续较快增长潜力，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张勇张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新经济》2014年第31期，第47-53页。指出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功能、构建国际新秩序功能和文化软实力功能的发挥作用；鞠华莹和李光辉鞠华莹、李光辉：《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9期，第55-58页。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从宏观角度提出加强政府间的战略互信，扩大友好往来，增进国家间沟通了解和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等建议；陈万灵和何传添陈万灵、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改革》2014年第3期，第74-83页。通过分析美国、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博弈，并基于中国视角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经贸定位；周方冶周方冶：《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7-22页。基于“一带一路”的分析视角，肯定了中泰关系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且有利于促进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许正和乌东峰许正，乌山峰：《“一带一路”塑就新经贸关系与三个新常态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 38-43页。指出“一带一路”将使中国有效参与区域性和国际性资本博弈并开启OFDI“投资立国”新常态。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为更好地防范国际贸易摩擦，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董红和林慧慧董红、林慧慧：《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变化及贸易摩擦防范》，《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5期，第119-123页。提议我国企业必须加大有效的OFDI，享受生产国国民待遇；基于“一带一路”企业OFDI空间区位选择，罗莉罗莉：《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商场现代化》 2015年第7期，第10页。认为亚洲国家和周边地区将成为我国企业OFDI的重要区域，新兴经济体市场将成为投资主要战略要地；刘华芹刘华芹：《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经济与贸易》2015年第2期，第8-12页。从财务角度论述如何防范“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包括安全风险、经营风险和制度风险，同时实现我国财税、审计体制与国际互联互通。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企业OFDI在“一带一路”空间布局主要从经济增长水平、技术差异、基础设施、贸易总量等“硬变量”进行定量探讨，而海外华人网络、国家间双边伙伴关系、文化距离等极其重要的“软变量”则容易被研究忽视，仅有的关注“软变量”的文献也只局限于对“海外华人网络”“双边贸易协定”“文化距离”的定性分析。那么这些“软变量”会影响我国OFDI空间格局吗？如果有，其影响程度与方向如何？这些都是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课题研究使我们得以突破已有研究聚焦于“硬变量”的局限性，极大地充实已有OFDI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理解“海外华商网络”“双边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战略与对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数据样本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样本

本文选用的中国企业OFDI境外企业数量、东道国空间格局分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库”，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企业核准信息，主要包括东道国国家（地区）、境内投资主体、所属省市、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经营范围、核准日期等相关信息。现有关于中国企业OFDI的研究数据主要使用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金额数据，而该公报的金额数据均是按中国企业OFDI的第一目的地统计的，第一目的地不一定就是最终目的地张吉鹏、李凝：《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策与战略》，2014年第1期，第93-95页。，也有可能是“返程投资”跳板或者投资中转地，如投资到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等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此外，金额数据也会受到个别大型海外投资项目影响（如国有企业资源类海外投资项目金额巨大），故公报公布的中国OFDI金额数据存在流向扭曲问题。因此，本文选用境外企业项目数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企业OFDI的真实投资动机与最终投资地（地理空间分布），使得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据统计，2003年至2013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共有6466家境外投资企业。为了避免样本自选择，考虑投资连续性及个别国家在某些年份相应数据的缺失等因素，OFDI的代理变量选用2003-2013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境外投资的企业数为研究样本样本国包含：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所选样本企业数达4840家，占7485%，具有代表性。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本文使用中国企业2003—2013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投资企业项目数作为OFDI的代理变量。本文的OFDI是一个过离散且部分为零值的计数变量。

2自变量

（1）海外华人网络（CHI）。“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网络数据，本文沿用Gao和Singer等方法，用各国华裔人口占该国总人口比例作为海外华人网络的代理变量。东道国的华人华侨比例越大，则该国的华人商业网络营商活动相对也会更活跃，我国企业对该国的OFDI空间地理分布也会越多。作者依据暨南大学华侨所《世界华侨华人概况》和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还有《世界华侨华人人口分布》《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各国华人人口专辑》《华人经济年鉴》《国际统计年鉴》和中国侨网等相关统计数据测算。

（2）双边伙伴关系（TR）。中国一直沿用“伙伴关系”定位双边关系，现有研究双边关系的文献主要以与我国建交时间、双边签订的双边协议、双边经贸关系或双边文化教育合作等作为代理变量。本文则创新性地从双边伙伴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双边关系对中国ODFI空间地理分布的影响程度，并按合作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无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七个不同层次。该变量的取值本文分别用1-7代表其合作程度深浅，7表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外交文件整理获得。

3控制变量

（1）文化距离（CD）。本文采用HofstedeGeert H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Sage， 2001提出的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放纵和约束六个维度来区分各国文化特征。采用Kought和Singh提出计算各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的公式KSI：

CDj=∑6i=1（Iij-Iic）/Vi/6（2-1）

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j个东道国的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Iic表示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Vi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28]。

（2）贸易开放度（ROI）。本文采用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提出的贸易开放度，即一国（地区）进出口总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

ROIij=IMij+XEijGDPij（2-2）

公式中ROIij为i国第j年的贸易开放度，IMij为i国第j年的进口总额，XEij为i国第j年的出口总额，GDPij为i国第j年的GDP总值。该测量方法简单、直观， 成为众多学者分析贸易开放度的常用方法。从经验上来看，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对我国OFDI空间布局就越有吸引力，故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3）经济稳定性（INF）。本文选用东道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作为东道国经济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东道国的经济形势的波动性将给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带来不确定性，故预期该变量系数为负。

（4）东道国技术水平（TEL）。本文沿用Ramasamy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pp17-25.的研究方法，以东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制成品出口额的比例作为东道国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5）经济距离（LnED）。本文借鉴EdwardEdward C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EuropeWiiwWorking Paper，2003， 24（01）的做法，采用东道国与母国的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来测量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水平相似度和需求水平差异度，并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此变量能检验中国是倾向于水平型投资还是垂直型投资。

（6）地理距离（LnGD）。本文的地理距离是指北京与各东道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公里为单位，并取对数处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根据Tinbergen的经典引力模型，双边贸易、投资流量与地理距离负相关FranklinR Root and Ahmed A Ahmed.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9， 27 （04），pp217-248，所以该变量的预期符号为负。

（7）东道国市场规模（LnGDP）。本文采用东道国的GDP来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美元为单位，并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预期该指标系数为正的。

（8）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LnENG）。东道国自然资源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以东道国每年的产生能源量作为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取对数避免异方差的影响。

（9）东道国劳动力成本（LnWAGE）。本文以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并取对数避免异方差的影响，以美元为单位。

（三）数据来源

表2-1是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的数据或资料来源。

表2-1各变量数据来源

变量名数据来源OFDI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库CHI《世界华侨华人概况》《华侨华人研究报告》《世界华侨华人人口分布》《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各国华人人口专辑》《华人经济年鉴》《国际统计年鉴》和中国侨网等相关统计数据测算TR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外交文件整理获得CDHofstede的文化距离数据库LnGDCEPII_BACI的距离数据库LnGDP国际统计年鉴ROI、INF、TEL、LnED、

LnENG、LnWAGE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本文借鉴AndersonAnderson J E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69）：106-116引力模型来解释投资空间地理分布问题，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基础模型1：

（二）计量方法

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时间序列和截面两个维度，不仅能反映个体、企业或者国家之间存在的异质性，而且面板数据模型还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本文选取2003—2013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地理空间分布面板数据。首先，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法（Unit-root test，UR）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Likelihood-ratio test，LR）和方差膨胀因子法（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对已建模型分别进行了面板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考虑到本文因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值，即存在“过度分散”，并且由于因变量中的零值比例较大（占观测值总个数的3223%），为避免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运用stata130的面板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ero 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ZINB）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三）结果分析

在模型回归验证之前，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表3-1的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各面板序列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对本文所有变量的VIF值进行测算，从表3-2中发现所有变量的最大VIF值都远小于10的临界值，即各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模型拟合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张吉鹏、衣长军：《东道国技术禀赋与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工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4期第90-97页。。最后对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括号内的数据为相应系数的t统计；

②所有模型的对数变异量参数 （lnalpha）系数不等于0，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用ZINB模型；

③所有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og likelihood）绝对值均在100以上，且均在1%水平显著全部通过检验。

表3-3给出了面板ZINB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海外华人网络（CHI）变量的回归。而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双边伙伴关系（TR）变量的回归。模型4是将两个自变量CHI和TR都纳入模型1的综合回归。

1对自变量的检验

在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CHI的回归系数与预期符号一致为正，且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中国越倾向于对其OFDI。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一架桥梁，能够让中国企业克服投资中非正式贸易壁垒，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得到了有力验证。

模型3中，TR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伙伴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中国对其展开直接投资活动，即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与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塔以及东盟各国的高层次伙伴关系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得到了有力验证。

模型4对这两个自变量的综合回归发现，CHI和TR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正向地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空间格局形成。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那些海外华人网络关系发达且与中国建立更高层伙伴关系的国家，也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假设2。

2对控制变量的检验

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文化距离（CD）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说明在“一带一路”沿线这一特定群体里，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产生隐性成本将会使中国企业的OFDI偏离选择该国的积极性；在基础模型1中贸易开放度（ROI）和自然资源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空间分布具有贸易促进作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TEL）系数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是技术优势发挥型OFDI，而不是学习型OFDI；东道国的地理距离（LnGD）在模型4中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因为地理距离会带来显性成本，中国OFDI空间布局上更倾向选择与母国距离更近的国家投资。同样，东道国市场规模（LnGDP）也都在1%水平显著，说明中国的OFDI仍然具有寻求市场动机。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LnWAG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越低，中国企业越倾向于该国直接投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企业面板数据，利用ZINB模型实证考察了海外华人网络和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OFDI空间格局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企业OFDI地理空间分布更倾向于在那些海外华人网络关系发达且与我国建立高层次双边伙伴关系的东道国展开直接投资活动。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能够让中国企业克服投资中非正式贸易壁垒，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两国伙伴关系和政治互信，还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的OFDI。此外，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故在企业OFDI决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关键因素，尽量全面地权衡各影响因素，做出更优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为了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联络，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网络这一重要资源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应进一步放宽华侨华人多次往返签证和居留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推广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的工作等；2为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营造互信、稳定的政治环境，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方向发展已有的双边伙伴关系，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步伐，如波黑、克罗地亚、立陶宛、捷克、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等国；3建立完备有效的“一带一路”OFDI投资环境数据库。进入海外市场前做好前期投资环境调查，如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国家文化、贸易投资政策、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并时时更新反映国际投资最新动态，为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Two-way Relationship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FDIYI Chang-jun，XU Xue-yu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FDI in 2003-2013，this paper employs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on the spatial patt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OFDI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trade openness and mor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in the host countries are more helpful to attract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its expansionThe two-wa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nese OFDI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and enterprises are more inclined to the host country with high level partnershipIn addition，the paper discovers cultural distance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the host country and China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cause outsiders disadvantage of foreign enterprisesSo，OFDI activities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ese negative impact factorsThe conclusion may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FDI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network，two-way relationship，OFDI，One Belt and One Road，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责任编辑吴应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