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随着网络语言的兴起，我国的语言生活，特别是公共话语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必须站在语言战略的高度，看待其中出现的正面或负面的语用现象，从而完善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明确统一的权威管理机构，鼓励语言工作者多做社会语用规范的指引者；容许群众的语言与时俱进，丰富汉语表达，适应国际交流。

关键词 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公共话语；语言纯洁性

Public Discourse and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He Zir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bring forward some reflections and proposals for China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ies through examining the pragmatics of language use in public discourse. With the ubiquity of the rife netspeak， language use is bound to undergo great changes in public discourse， for which we should be well prepared in order to have a proper attitude towards either the positive or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various emerging language phenomena， thus to further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commitment. Having illustrated the actual language situation by citing a number of creative language use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on the one hand， nowadays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effective policies and a long term plan through establishing a unified and authoritative leadership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to encourage language professionals to serve as the prestigious model in guiding good language behavior of the public. This includes allowing the creative use of language by the masses and enriching expressions to meet the need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we must vigorously adhere to pragmatic maxims of Chinese rhetoric， and promote appropriate language use in a given context. Finally， this paper expresses the authors expectations for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Key word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public discourse； purity of language

一、引 言

2010年国际学术刊物《语用学与社会》（Pragmatics and Society）创刊，该刊的创刊词强调研究公共话语的重要性，指出该刊主旨在于研究与社会语境有关的语用学，研究社会中语境化了的话语以及社会话语如何语境化，研究公共话语的使用者如何解决因受其他学科影响而产生的诸如话语多元化、全球化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一系列语用问题（Mey et al. 2010：1—8）。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语言的兴起，我国的语言生活，特别是公共话语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新词、新语、新义、新表达方式层出不穷，形成语言模因现象①。广大语言使用者喜闻乐道的语言模因得到广泛的接受并迅速流传于社会交往及公共生活话语之中，其中也有一些不良的表达方式和带有低俗含义的词语，不过它们属弱势模因，很快就被人们弃用，直至隐退而被遗忘。这种模因现象正是公共话语的语用特点，国家的语言政策应对此有足够的关注，引导公共话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笔者拟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就公共话语中的语言模因变体、方言及外来词、社会称谓方式等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

二、公共话语中的语言模因变体

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一些成语、谚语的模因变体值得我们关注并正确看待。汉语成语大都由四个字组成，有出处，人们经常在适切的语境中引用，属强势语言模因，往往在语用中通过谐音模仿而产生同构异义的模因变体。例如，山西省旅游局巧妙地利用成语“尽善尽美”的谐音创造出一个四字词组——“晋善晋美”——作为旅游广告语，宣传山西好、山西美。利用人们熟悉的成语，以它的谐音组成新的词组，印证和加深人们对美好山西的印象。再如电动车广告“上班上学，骑乐无穷；旅行游览，骑乐无穷；探亲访友，骑乐无穷”，此“骑乐无穷”非彼“其乐无穷”，后者是成语，而前者只是一个颇具创意的以谐音构成的四字词组。我们不应将上述通过谐音方式模仿成语的四字词组看成是对成语的歪曲，或斥之为伪成语。

就成语、谚语仿拟而言，汉语如此，英语亦然。英语谚语（proverb）的结构经常被仿造，而产生不同的语言模因变体。（卢思源 2012；何自然 2013，2014）例如，从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失败乃成功之母）仿造出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需要是发明之母），Want is the mother of industry（需要是勤奋之母），Experience is the mother of wisdom（经验是智慧之母）。一些与英语谚语结构相似的模因变体，甚至会像谚语一样广为流传。例如，从Where there is a will ，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仿造出一系列后来也算是谚语的结构：Where there is a question， there is an answer（有问必有答），Wherever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is resistance（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Where there is whispering， there is lying（有耳语必有谎言）。但是，下面的这个相似结构：Where there is a road，there is a Toyota（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当然就不是 proverb了。它只是一个广告语，却不失为一个很有宣传效应的语言模因变体。

关于谐音仿拟，歇后语的引子和注释两部分之间用得很多，例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按着电铃不离手——老是想（响）”；“白菜叶子炒大葱——亲（青）上加亲（青）”；“棒槌敲竹筒——空想（响）”；“墙上挂帘子——不像话（画）”；等等。这样的歇后语不断地被复制、创造出来。我们不应说它们“不规范”，更不应说成是对汉语的“歪曲”。

除谐音仿拟成语、谐音会意歇后语之外，也有一些以谐音仿拟家喻户晓的词文俗话，目的是让受众既感熟悉，又能悟出新意：“千里江铃（陵）一日还”（江铃牌汽车广告）；“以盒（和）为贵，高贵不贵”（出售盒装荔枝广告）；“生活羊（阳）光灿烂”（羊年祝词）；“年年有鱼（余）”（喻丰衣足食、财源广进）；“醉（罪）大恶极撞死人”（媒体报道酒驾惹祸）；“不务政（正）业”（讥讽官员不作为）。

总之，利用成语的谐音创造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四字词组，或者根据成语、谚语的结构，创造出同构变体，在当今的汉语或英语公共话语中十分常见。这些模因变体多用于商业或公益广告，目的是通过仿拟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汉语的使用与发展，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三、公共话语中的方言及外来词语

近年来公共话语中方言以及外来词语的使用，引发了关于汉语纯洁性的争论。有人认为，方言及外来词语的使用会威胁到汉语的纯洁性；笔者则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汉语普通话中或多或少都夹杂了一些方言，有些是直接引自方言，有些则是将方言加以改造，成为汉语通用语的一部分。汉语方言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了重要的语用功能，丰富了汉语通用语，为汉语标准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营养”（李宇明 2008）。下面是粤方言词语进入汉语标准语的几个例子：粤方言“唱衰”（不看好，用言论使名声受损，如唱衰某人、唱衰某名牌）、“高企”（居高不下，如失业率高企）进入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又如粤方言“埋单”（将账单数目累加。常用于广东酒楼、茶肆结账付款的场合。“埋单”还可转义为“经济上负责”“赔付”“承担后果”）。不了解粤方言“埋单”的将它讹传为“买单”，误用的人多了，如今竟双双收进《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实“买单”最先只有“买入凭证单据的意思（如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同胞在生活上支援内地亲友，当地商铺就出现过“香港买单，内地提货”的经营方式）。现在该词除本意之外，却多了一个源自广东方言“埋单”（结账、付款）的意思。将“埋单”说成“买单”，意思不尽相同，只是因发音接近而“歪打正着”了。

除了汉语方言，外来词语能否进入汉语通用语也是汉语纯洁性的争论焦点。学者们对外来词语的定义并不统一。我们这里采纳一个宽泛的说法：凡外来词语借用到本语言中，不论是形借、音借、音译、意译，还是音意兼译的词语，也不管是否已归化为本族语词，均为外来词语。遗憾的是，来自英语等外语的形借词语，凡照搬到汉语中来的，往往被看成是“破坏汉语纯洁性的元凶”。实际上，随着科学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语用中，人们很难将遇到的外来词语迅速汉化，意译或音译，而常以“零翻译”的方式直接引用。例如：在公共话语中一些形借词语（如拉丁字母缩略词，即字母词：MTV，CD，VCD，ADSL，WIFI，APP，CEO，WTO，CPI，GDP等），大可不必强求一律汉化。此外，一些语码混用的外来词语（中文或数字与英文混形，如AA制，APEC会议，3D，4G等），一旦进入汉语，似亦无须刻意禁止，也不必强求意译或音译成冗长的中文。不能滥用字母词并非禁止使用字母词。中央电视台的缩写是CCTV，老百姓上医院照B超、查CT，空气中有PM2.5，即使它们已有中文译名，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因其表达简便而直接使用这些字母词。此外，汉语中夹杂拉丁字母缩略词语或其他方式的语码混用，在当前的公共话语中十分普遍。作为话语交际中的谈话策略，它们的功能是多样的，如可以用来显示身份、角色的转变，表现说话人的双语能力，改善人际关系和谈话气氛等（于国栋 2000），因此，这类现象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四、公共话语中的社会称谓方式

新华社在《新闻阅评动态》第315期曾发表《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第一批）》，明文规定了媒体报道中的禁用词，其中列在首位的是，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不久前，我们也曾对此类称呼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何自然 2015），不过似乎更为严格：用“盲”“聋”“哑”等字去称呼身体有缺陷的人士可能会使他们黯然与无奈。如果我们能据语境给他们更多的尊重，视缺失情况改称他们为肢障、视障、语障、失聪人士等，是否会更文明一些？同样，为尊重这些人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是否能给“聋哑学校”“盲人学校”改个称呼呢？事实上国内已有不少地区注意到这个问题，将这类学校改名为“培智学校”“育智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了。前些年我们取消了劳教制度，从尊重失足青少年的角度看，这也是一项正确的措施。当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甚至说，“以前叫卖淫女的，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②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直至现在，新闻报道还是沿用习惯的称呼。

另一个与此相类似的例子是对老年人尊重和称谓的问题。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华文化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各地对老年人提供了很多方便与优惠。但是，从社会语用的角度看，还有一些可待改进的余地。例如，公共交通工具通常都为某些有需要人士辟有专座，上面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从社会语用的角度看，如果将这些标识为“长者、妇幼及有需要人士专座”是不是更文明一些呢？同样，如果将“老人优待证”“老人通道”等分别改为“长者优待证”“长者通道”，是不是显得更多一些人情味，更温馨一些呢？在类似的场合下，英语使用者常用的是有尊重含意的senior或elderly，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地区也常用“长者”“耆英”来尊称老年人。如果能通过语言政策在社会语用方面树立一些良好的尊老示范，自然是值得提倡的。

据上所述，在公共话语中应如何尊重人们的社会身份、给予什么样的社会称谓等问题，国家的语言政策应有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这些对创建一个文明、和谐社会，弘扬我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风范具有积极意义。

五、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上面公共话语中语言现象的思考，笔者拟从语言战略的高度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制定提几点建议。

（一）多做社会语用规范的指引者，少做左右语言使用的“警察”

对待公共话语，我们的语言政策需要正面引导语言模因及其变体的复制传播，使之合乎社会语用规范。用“警察”的手段左右语用的复制传播往往不会成功。正面引导可以是示范、鼓励和提倡。只要社会大众的认识提高，形成正确的语用习惯，一些粗俗词语就会没有市场，不良的用法及其变体就会成为弱势模因而最终消失。

（二）容许群众语言与时俱进，丰富汉语表达，适应国际交流

当今社会，国际国内的语言交流十分频繁，方言借用、外来语借用都在所难免。以英语为例，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已不是纯英国英语，也不是纯美国英语，而是夹杂着非英语民族使用英语交际时使用的英语。同样，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外来语与汉语标准语出现交叉融合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追求汉语的纯洁性必将阻碍汉语的发展。只有海纳百川，才会有语言的多样性，才能不断丰富汉语的表达。讲语言纯洁并非要完全排斥外来词语，也不是要求外来词语绝对汉化。只要有需要，能在使用中正确引导，外来词语不仅不会影响本族语言的纯洁性，反而有助于中国文化和汉语言走向现代化、国际化。

（三）讲究得体性，恪守“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语用修辞原则

在公共话语交际中，以恰当的社会称谓来说话，尊重双方的社会身份，即所谓“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一条必须恪守的语用修辞原则。笔者曾经说过，“从社会语用的角度看，在大学庄严的毕业典礼上，校领导的讲演竟会充斥着好坏未分的社会流行语、民俗的口头语、网络语，这会使我们奉为圭臬的文体学、修辞学失去了光彩，让听众失去衡量适切话语的准绳了”。（何自然 2015）我们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有所指引，强调庄严的场合要说端庄得体的话，在特定的山上须唱出特定、合适的歌！

六、余 论

我国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十年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理论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Li 2015）的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李宇明和李嵬（Li & Li 2013-2015）主编的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Vols 1-3；宁夏大学周玉忠、王辉于2004、2015年先后主编和续编的两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这些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李宇明（2008）还提出要从语言功能出发去研究语言规划，2015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展开研究，从他们的项目简报中，我们看到学者、专家以及语言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

研究国家语言战略，须将语言地位与语言本体的研究相结合、语言的使用与语言的指导相配合。人们要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指引下健康、合理地使用语言，让语言在多元化的氛围中进一步得到发展。为此我们祈望：

（一）明确统一的权威指导机构。我们有国家语委全面负责研究规划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的现状及未来。但是，本应由国家语委统筹的工作，却常常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参与其事，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等发表一些非专业的、争议颇大的“指导性”意见，让语言工作者不知所措。包括记者在内的广大语言使用者总是小心翼翼、踌躇不前、无所适从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完善的制度，由权威机构从具体的语言政策着手，制定宏观的语言规划，研究如何做健康语言生活的引导者，不做左右语言使用的“警察”；研究如何在语用上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国际社会同步；研究如何维护公共话语的多元化，使汉语既能得到传承，又能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健康发展。

（二）建立公共话语的监测、激励机制。语言监测工作主要是记录、分析、跟踪词语使用的最新趋势以及探讨它们如何受各种文化的影响。公共话语的监测可以让我们了解媒体及社会各阶层的语言运作和语言传播现状，了解强势语言现象得到广泛传播的缘由，了解哪些语言现象会日渐演变成弱势，直至出局、消失。因此，希望国家有一个官方的监测机构，像 “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④那样，定期公布语言生活中的状况，提供给广大的语言工作者，为语用提供参考。语言监测机制在公共话语方面要提倡：多点语言描写（descriptions），少点语言规定（prescriptions）。

总之，我们期待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和合理的语言规划。它们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的社会及公共语言生活，促进语言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 模因（meme）是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信息表征单位。那些不断模仿、复制和传播的语言现象就是一种语言模因现象，详见何自然（2005，2012：157—171）。

② 见《新京报》2010年12月12日。

③ 2014年11月国务院复函教育部调整并确立了“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其职能似为“统筹协调外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工作”，远未囊括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工作（参见“外语中文译写规范网”：zwyxgf.cn）。我们希望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部际联席会议能在国家语委统筹召集下，各成员单位加强沟通，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步调一致地在国家语言战略方面做出贡献。

④ 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obal Language Monitor，简称GLM），2003年建立，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该机构旨在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当今的语言不断发展变化的大数据时代进行监测和关注，并以全球的视角对英语的变化进行揭示。

参考文献

何自然 2005 《语言中的模因》，《语言科学》第6期。

何自然 2012 《语用学探索》（增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何自然 2013 《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中国外语》第5期。

何自然 2014 《流行语流行的模因论解读》，《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

何自然 2015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社会语用身份建构与认同》，《外国语文研究》第1期。

何自然主编，谢朝群、陈新仁编著 2007 《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 2008 《语言功能规划刍议》，《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卢思源、姚昆群 2012 《英语一日一谚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 辉、周玉忠 2015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于国栋 2000 《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外国语》第6期。

周玉忠、王 辉 2004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Li Yuming. 2015.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Berlin/ Beijing： De Gruyter Mout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 Yuming and Li Wei （eds.）. 2013-2015.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Vols 1-3. Berlin / Beijing： De Gruyter Mouton/The Commercial Press.

Mey， Jacob， Hartmut Haberland， and Kerstin Fischer （eds.）. 2010. Pragmatics and Society 1（1）， 1.

责任编辑：陈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