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心

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一开始主要不是为社会普遍沟通而存在，而恰恰与权力和等级有关，是维持社会区隔的显著符号。与之相比，语言尤其是方言口语，被认为保存了某种“不受文明干扰”的地方社会甚至人类社会的本原特征。受这个观念影响，人类学在20世纪初以来，一直偏重于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的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相信，口头语言比文字记述的东西更为可信，尤其是“原始人淳朴的原貌”以口头语言为特征，这是比文字更为直接而真诚的交流工具。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及其结构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极大受惠于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确立以及音位学理论的发展，以此推进对文化之间的翻译问题的解释——思维结构的对立关联成为不同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转译的原初模板。

但面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无论是否来自本土，几乎都不会直接从列维-斯特劳斯出发，而往往从其反面开始。原因无它，就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有极为悠久文字历史文明的预先判断。列维-斯特劳斯否定文字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认为文字的历史，总是与城镇和帝国的历史相关，本身是国家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作为早期国家统合社会、划分阶级的工具，书写文字是“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文字“用作智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是次要的结果”。但是这淡忘了一个事实：若说文字的记述有其虚假面，那么，这个“虚假面”也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表达中。历史学家往往不把口头表达当回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字记述的东西才是“证据”，而近期亦有专攻口述史的人类学家指出，口述者常常会为了自身叙事的权威性，而不顾事实依据。正如敏斯（Sir Ellis Minns）所指出的，学者指责文字的不公正，但他们为了表达这个观点，却还得用文字去书写。笔者倾向于认为，对文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应该是认识中国文明主要特征的主要方面，而对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原始思维”的讨论亦不应该忽视。两者虽有主次，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应是相互配合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谈到“文字不下乡”，认为乡村熟人社会的交流不需要借助文字；文字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士大夫阶层使用的。费先生的观点与列维-斯特劳斯对文字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但是我们在闽南的田野发现，乡间社会还是有文字的。比如在仪式中燃烧的画着符号的符箓、巫医给人治病时画在病人身上的符箓。这些符号就是一些特殊的文字，人们相信它们当中蕴藏着神秘的灵力，能沟通另外一个世界。这种思维特点，也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原始思维”的一种。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考察过早期中国文字的流变。他指出，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带符号刻画，这些刻画常被识别为数字和作坊的徽记，其实，它们中的相当大部分，是“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族徽。“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表明，“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来显示于后人”。这种古老的知识观持续影响了商周王朝，其时，“有一批人掌握了死者的知识，因而能够汲取过去的经验，预言行动的后果”。由此，出现了知识阶级的前身——巫师。巫师们通常是占卜的专家，服务于王，这在商代最突出。

不少文字学家承认，在世界众多文字体系中，汉字是与原始“胚胎文字”（尤其是“图画文字”）最有继承关系的一种。张光直的研究则补充指出，汉字的延续性与中国文明整体的延续性是两相映照的。他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中，这个转变是世界性的，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西方式的文明是断裂性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种方式（主要包括亚洲与美洲方式）则是延续性的，前者的特点是文化与自然的割裂，而后者则建立于二者的巫术式联系关系之上。他指出，萨满巫术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在原始时代，萨满巫术为任何人所用，人们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国家兴起之后，为了“攫取权力”，统治者割断了百姓与天地交通的渠道，自身控制了沟通天地的手段，通过握有统治的知识，来掌握权力。因此，巫成为宫廷中的成员。

与费孝通“文字不下乡”的意象相比，张光直的文字学论述有其优点。他能够集中探究这个文明体系中文字的功用。虽则如此，他的解释却依旧有一个地方与费孝通的看法相近，即文字本源于巫术，且为一般人民所运用，但到了上古国家兴起之时，它便被抽离出原本的土壤，而成为宫廷与术士的政治工具。这个进化论考古学的演化理论，绘出了一幅知识与权力合并的文字史图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字与它的巫术力量一旦被当权者垄断之后，就会离开“乡土原野”，即使是尚存知识阶级的独立性，也无以恢复其远古时代的淳朴身份了。无论是费孝通的“文字下乡”，还是张光直的“文字离乡”，都将文字形容成乡土之外的文明，一种治理手段，而非有“能动性”的存在。

可是如此一来，又该如何解释我们之前所说的乡间流传的符箓、扶乩的存在呢？在扶乩的书写仪式中，身内和身外的合一，是书写的前提，而沙盘上不可理喻的纹样被认为是天书或神谕，虽然出自人身的自发抖动，却不是人单独的创造。正是书写的过程，身体与精神的配合，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语法全体”。也就是说，文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意系统，仅从语法逻辑的角度是无法充分理解的。

汉字起源的早期，是通神明、类万物，这一点即使在后来它逐渐进入一个逻辑严密的表述系统时，也并未被完全否定。

今天，扶乩或者占卜这一类巫术还依然存在，虽然它们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相应的，文字在知识分子那里也逐渐失去神秘主义的光彩，失去了方士、士大夫赖以维持其“道统”的灵性，成为逻辑化语言的表征。但即便如此，对这种灵性的怀念和渴望却延续了下来。比如面对王羲之父子的伟大作品，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文字流动的气韵生动，勾起我们对那种天人浑然的精神世界的感知。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语言还是文字的人类学研究均属殊途同归。

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学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渠敬东

由于晚期的涂尔干丢弃了《社会分工论》的二分法，而转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象征系统的研究，即reality and its representation的研究，致使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语言学的转向，或可谓以语言学为实质的人类学转向。索绪尔总是诚恳地承认，他学术上的父亲是涂尔干；而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的开篇也敏锐地提出了这个转向的实质意义，他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中说：

由于亲属制度属于象征系统，所以它们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在这里，他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跟社会科学中最先进的学科即语言学的努力会聚起来。我们可以期待双方这一场相遇能够产生有关人的最好的知识，但条件是永远不能忘记，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语言学研究，我们都是在跟象征的手段打交道。

显然，借用语言学的办法，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有关社会实在问题的新的解释，即亲属制度研究，不过，这种努力还不是他的贡献的全部。而他有关人类思维的神话学研究，更是语言学转向的结果，这与黑格尔有极大的关系。

挑动20世纪思想革命的先人是黑格尔。而起来造反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海德格尔最著名，他们都从语言学那里拿来了武器。在《图腾制度》这本小册子中，列维-斯特劳斯直率地说，他要挑战的就是卢梭以降的有关人的思维结构的看法，换言之，他的神话学要考察人的思维结构的笛卡儿方式。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思维是笛卡儿理性思维或黑格尔历史目的论所隐蔽的东西，它不能通过理性逻辑上的“文明史”来观察，只能通过ethnographie来观察，它的方法也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而是由举隅法（synecdoche）或对偶法（antithesis），由隐喻、转喻或换喻构成的“曲折光学”意义上的语言学分析，这是一种介于“美感和逻辑思维之间的中间途径的研究”。（《神话学》第23页）因此，神话思维是生成性的，是在音乐中进行的分析，“音乐所以同神话相像，是因为神话克服了历史的、周期性的时间和永久的恒常之间的amtimonie”。（《神话学》第25页）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分析打破了理性科学的归纳演绎结构，所以也打破了历史分析周期性的时间结构，因为它不再从心物的形而上原则出发来确立它们的秩序，而是直接将“神明”和“万物”纳入不同神话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如此理解的历史也自然是复调的历史，巫术的东西、宗教的东西或者说科学的东西也都纳入“曲折光学”的反射和断折过程中，从而交织在人类的思维结构里。

相比而言，海德格尔的叛逆虽然取径不同，却也相当奇谲。他将科学思维的根源究上至苏格拉底以降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传统，基本上按照直线演进的方式来考察基本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学问题（《存在与时间》序言），相反，存在永远为当下的存在，并永远为世界之中的存在，它的照面，是以未来的时间向度为本质的，是未来投射于现在而敞开。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根本，并不是自然的秩序化，而是自然的敞开，因此，存在论的实质不是苏格拉底哲学上的，而是诗，是语言（langue）对于物（thing）的敞开，是神性的calling（What is Called Thinking？），这也是前苏格拉底之思为何以断片或对话的形式加以呈现的原因，即在说出的刹那，物、神以及思都在语言的解放中共同在场 （Early Greek Thinking）。海德格尔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学，只是其中的时间性并非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呈现为一种转换和生成性的结构，而是更切近于存在论的本质，切近于“通灵”状态下的生命人类学。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西方的这种语言学转向，是因为语言进入基本本体论哲学，而去实现一种别样的人类学世界（当然这不是学科上的人类学），乃是20世纪的一种最富有开创性的哲学精神。虽然这种思想并没有直接触到所谓字母文字或非字母文字的具体研究，却已经破解了有关以文字形态为核心勾勒的文明史进程的历史逻辑学。换句话说，在这种革命里，原始的巫术、艺术乃至算术的本质都不再是有关其历史逻辑序列中的本质规定，也不再是各自分立的区域，神明与万物、信仰与知识都是在相互转化的总体中得以呈现。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原始问题，也就是现在问题。

当然，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虽然走进了语言的内部，但并没有走进文字的内部；不过，有关什么样的文字演化得高、什么样的文字演化得低的那种历史逻辑，却被他们打破了。因此，是字母文字，还是非字母文字，看来在书写历史中并不是一个主导性的问题，因为语言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理性程度或分析性的程度。由此看来，民国时期中国文字的字母化问题，多少是基于所谓二分法和进化论的逻辑提出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技术化历史的思路，当然与中国人的生命结构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反过来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字的改革，也都会在大的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生命结构。

不过，若要与中国人的生命结构有关，还真不能就语言学的问题泛泛而谈。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学的编码过程，即通过寻找神话的最小单位（神话素）和搭建神话系统的沟通原则（神话丛），来确立元素之间、符码之间、同一神话的各个情节片段之间以及神话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主义以来》第31页），可以说是一种神话的“语言学模型”。而海德格尔对于前苏格拉底残篇的解释，则着重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词的判源，通常都通过分析词源学意义上的构成来考察内部的logos、moria和aletheia，免不了在希腊字母字词的构造上做文章。

关于“文字”，唐兰曾经在《中国文字学》中说：

Etymology是语源学，Pal?ography是古文字学，Hieroglyph是象形文字学，没有一个字，能相当于中国的文字学。因为中国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在最古的时候，中国文字本也是图画文字……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第2—3页）

因此，中国士大夫的义理、考据、注疏之学，均离不开“说文解字”的功夫，当然，从文字的起源和构成来看，若从宽泛的字符和图形的功能性分析出发，我们还可发现文字与巫术、占卜等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就连帝王的起居、医疗、膳食和墓葬，都绕不过文字的意味。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字的独特构造、音韵和组合，却有别于西方的字母文字或其他文明体的文字结构，因而若按照萨皮尔“任何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的看法，单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与其他文明体的宇宙观有所差别。而且，由此形成的姓氏制度、亲属制度、封建制度、思想形态乃至老百姓生活中的精神与物质安排，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理解，自然也会大有不同。

不过，这样的理解还较为粗泛，因为中国文字所产生的从宇宙观到家国秩序、从宗教观到民间生态的总体而具体的影响，还应该在历史不同阶段的变化中做纵向的考察，在构成文明总体的各层级及其相互关系上做理论上的考察。比如，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第250—251页）指出，古代中国“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文字称为“文”；第二个时期，文字称为“名”；第三个时期，文字称为“字”。他还指出，“文”“名”“字”分别代表“象形”“音读”与“形声相益”。陈梦家还引用仓颉造字等传说，呈现了汉字萌芽时文字与占卜、农工之事及社会分工、祭祀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在文字起源于图画及早期文字的用途两个方面，陈梦家持有与迪令格尔同样的观点。不过，唐兰在一本同样标题的书中也说，古人把“图”与“书”分开，“河出图，洛出书”，就是明证。《吕氏春秋·勿躬篇》中说：

大挠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因此，史皇作图与仓颉造字还不能说是一回事。只是《淮南子·修务训》说“史皇产而能书”，就把“图”变成“书”了。当然，这里观点的不同很有可能与经学史中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图”与“书”能否分开，或者结绳契券能否当成文字来看，都是史学似小实大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既与文明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密切相关，也与学术史的辩说焦点有关。其实，这两者不是分离的两个问题，史皇仓颉的考证与史家有关中国上古文明的奠基性形态有关，也与学术史的基本立场的争辩有关，还与围绕疑古派的治史观有关。

确实，我们不应因文字学家对文字与“非文字”有严格界分，而轻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可以导引出从甲骨或鼎文出发来考察巫术在中国上古文明中的作用，就是相当有前途的研究，这一研究还必须与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譬如，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的说法，是说巫术是殷商的主宰，这不仅与殷商人的自然观念有关，也与其政治秩序有关，但巫术活动与文字之间的关联如何呢，能否与氏族的构成、地望的形态有合逻辑关联的解释呢？这些都应该是人类学应努力解释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展出有关中国文明构成和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问题来讨论。20世纪西方思想界已经拓展出与文字有关的各种哲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方向，我们也可以努力摆脱旧有的学科分化和范式，来讨论更为基本的问题，譬如：

1.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由文字构造和形态的演变，是否可以进入文明构成之演化的实质问题上，如文字体现出来的商与周、巫术与礼制之关系的转折性变化；

2.文字变革中的阶级变化状况，如“巫”或“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联系；

3.文字学意义上的巫官与史官的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构成；在具体历史中两者呈现出何种不同的关系和变化；

4.中国文字字形意义上的构造和书写，造成了字画合体的精神形态，其实与字母文字以hearing为主体的神话和神学形态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致使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及其信仰形态也形成了独特之处，这是破解文字形态下的世界观的重要问题；

5.士人形态的书写与庶人形态的书写的差别和关联，以及由此形成了精神世界的构成，都是连通艺术史和社会史的关键之处。

诸如此类，都是由中国文字学能够拓展出来的研究领域，其中，学术史的研究在此也有着大有可为的工作。

中西方语言观之起源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覃方明

中西方对语言所持的态度有根本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语言观”（linguistic viewpoint）。语言与世界（对象）之关系的元假设构成了该文化之语言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文化对元假设三个层面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在认知的层面上，语言能否从根本上传达关于世界（对象）的真理？在实践的层面上，语言能否成为人在世界中（相对于对象）活动时可以最终依赖的工具？在语言命题的形成、修正与反驳的过程中，人们是否承认、尊重与发挥语言自身所禀赋的理性论证（逻辑）的功能？从整体上看来，西方文化对于这些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而中国文化则恰恰相反。

如何理解不同文化脉络中的语言观呢？语言观作为集体的无意识植根并体现于普通大众的日常语言实践之中，而“道”与“言”正是刻画上述分歧的关键概念。在西方的脉络里，“言”是可以言说的；而在中国的情境下，“道”却是不可言说的。

从字源学上看，作为宇宙原理的“道”，也像来袭之敌的“道”一样，必然存在、无比重要却又隐而未彰；作为逻各斯（logos）的“言”，则在形式上将语言与对真理的探索结合在一起，语言成为真理的唯一载体，成为“理性”的同义词。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由于语言的差异、语言文字的不同，导致中国思想有着迥异于西方思想的另一种逻辑；与西方思想一样，中国思想对于语言的主要观念或态度也是理性的探索、论证与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根本上由语言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易经》表达了中国先哲们对于世界之运动特质的深湛领悟，为中国文化的“道”之语言观奠下了最初的基石。不过，《易经》仅仅为“道”之语言观提供了一种运动的模糊意象，它的最终确立还是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期由道家完成，老子与庄子为“道”之语言观奠定了根本基础。

由于没有类似希腊思想之中发源于数学知识的那种纯粹观念性真理的滋养，老子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思考转向了对知识进行神秘主义解释的方向，从而导致在语言观层面上彻底否定了语言有能力作为知识载体的命题。庄子对于“道”之语言观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对人类认识之局限的深刻领悟，特别是对于个体之主观立场对于认识之无远弗届的影响的领悟；二是从语言之表达功能与表象及再现功能上断定语言存在着根本的欠缺。

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就为“道”之语言观的三个方面奠定了基础。其一，因为运动与无限的缘故，老子从根本上否认宇宙的根本原理可以言说；而庄子同样认为，语言在表达和表象或再现上都存在着根本缺陷，重要而精微的东西不可言说。其二，庄子从主观立场之相对性出发，否认任何个人可以达致真正的知识，人人都是在陈述自己的意见。因此，人际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无法借助语言得到解决，于是语言不能成为构筑人际关系所依赖的主要工具。其三，对于老子，由于相互矛盾对立的统一是构成宇宙本原的基本要素；而对于庄子，由于相互对立的立场无法区分孰是孰非，所以语言层面上的理性论证从根本上丧失了意义。如是，“道”之语言观的所有重要元素在道家的论述中都已经到场。

“言”之语言观的诞生更多依赖人对语言的自觉而深入的思考。在古希腊，这始于赫拉克里特对“言”的思考。赫氏区分了我（所说的话）与我的言，“言”也指赫氏自己的宇宙观，即万物流变、对立统一的思想。在语言观上，赫氏却没有像老子一样，达到不可言说的“道”的自我扬弃的结论，这就必定是“言”的功劳。

希腊思想把握住了纯粹观念数学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语言对于世界占有上风，从而使得希腊人对语言的思考与其他文明迥然不同。这中间的关键枢纽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这个定理而导致的无理数的发现，希腊数学从算术转向几何，从计算转向证明，更从根本上塑造了未来一般希腊思想的关注、逻辑与学理。而希腊哲学（本体论）的这种完全异于其他文明的特别“数学的”取向主要是通过柏拉图才成为可能的。

从来源上说，除了受到苏格拉底学说的影响之外，柏拉图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从内容上说，恰恰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感性事物与理念之间占据中间地位的数学对象，才是理念论的真正来源，而且“分有”这个概念根本就是对毕氏“模仿”概念的模仿。柏拉图追溯理念（形式）概念的逻辑起源，显然，无理数是纯粹观念的产物，用柏拉图的话说，是只有用思想才能“看到”的实在，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能找到它们。所以，在数学领域，概念对于现实世界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柏拉图将这一思想非逻辑地外推到其他所有认识领域，用它来描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理念（相）论。

此外，柏拉图理念论思想的另一来源是巴门尼德。语言作为符号的意义不变性，引导着巴门尼德借由逻辑推导达到其最终的结论：是（存在）者在空间上固定不动，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它连续而不可分，它完满而无缺陷，它是一而不是多。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巴门尼德赋予是（存在）者的这些逻辑前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无一不与语言符号的特征若合符节。

从语言观的角度看，首先，在认知层面上，理念论通过上述观点为语言成为真理的表述者奠定了基础。由此，语言在西方思想里占据了与理性不可须臾分离的关键地位。其次，在实践层面上，由于城邦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法律与契约获得了普遍应用，而论辩术作为民主政治制度之语言工具在政治场合的重要应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语言成为人际关系所主要依赖的工具。再次，从智者到苏格拉底，特别是经过柏拉图，论辩术发展成为普适的理性论证工具——辩证法，这是希腊哲学所提供的所有古代世界中最高的范例。由此，理性论证成为西方思想锤炼砥砺学说、教义和理论的首要手段。

社会学中语言何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吴小英

跟语言学家或者分析哲学家不同，社会学家眼里的语言，远不是那么阳春白雪高大上，而是地地道道的下里巴人，因为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普普通通的日常语言。台湾学者叶启政认为，生活在人群中的人们有着各自的生活经验感受以及对社会的特定看法，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社会学家”。而所谓专业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是在纷乱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到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并非是命定的事实，而是人们从谜团中选择的一条道路或者一种说法，是他们“编织出来的一篇具有情节的故事而已”。因此社会学家只是作为“说故事者”编织着一个社会的图像，并据此达到一种“未预期结果”。

如此说来，语言对于作为故事讲述者的社会学家来说便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何为语言？在社会学家眼里，至少代表了两种功能：一是用来说故事的工具，比如专业的社会学概念、方法、模型等，也就是社会学故事的表述方式和修辞技巧；二是据以编织故事的文本道具，比如某一事件过程中观察到的所有行动者的言行记录、被访者的口述文字或声音影像、作为社会背景的日常语言等。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学科语言或规范，自学科成立以降逐渐形成一种传统，并随着时代变迁、学界风尚的变化而变化，有传承、有更新甚至有变革。但这不是本文想谈的，后者才是笔者感兴趣的，即作为社会学家故事建构来源的文本语言。

在社会学主流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分离一向被视为一个天然条件，成为确保研究结果的中立与客观的前提。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客观主义之风在整个知识界遭到质疑和批判，所谓事实和价值的两分法不再流行，反而被当作一个充满稚气的笑话。后实证主义的兴起伴随着知识论中文化的滥觞，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不排斥研究者的先见，关注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强调研究过程的历史性和情境性，并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检视它们如何进入知识建构的过程，认定纯粹的、价值中立的语言的虚妄，等等。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细心探讨的是：作为研究文本的日常语言在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者说语言何为？

语言作为一种公共传播符号，其迷人而又纠结之处，就在于跟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一方面它包含着某种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确定性和普遍性，其背后受到流行的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另一方面语言又因其所处的不同历史、社会和事件情境而呈现出不同意涵，因而有“语境”之说。也就是说，语言承载着文化，但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还有语言符号本身的公共传播性质。除此之外，语言不仅仅是内容的表征和呈现，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讲述者的愿望期待或潜在意图，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既是说者心声和预期的表达，也是言外之意的流露或遮蔽。因此在公共舞台上，我们总能看到既有喧嚣的发言者，又有沉默的大多数，而社会学家正是从这些喧嚣和沉默的不同表现类型中探知其背后所隐藏的结构和权力关系。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研究越来越强调情境性、反身性、实践性和过程性在方法论中的意义，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理解和解释，而失去这些动态和反身的关注，就会离题千里而浑然不觉。

语言的另一个迷人而又纠结之处，是它跟常识之间的关联性。女性主义和常人方法学等流派都重视社会学中的常识研究，主张重返日常生活和语言。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社会学和常识之间由于共享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语言，因此存在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回归日常生活，并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性思维和语言进行重新检视和评定，这样一种“陌生化”过程，才是社会学带给我们的批判力量和自由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变迁不仅仅代表着常识的变化，也昭示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迁轨迹。女性主义尤其重视在庙堂之外、市井之间人们“非标准”的日常语言表达方式，因此那些村头大槐树下、河边洗衣嬉闹时、炕上针线唠嗑间流传的八卦故事和言论，是研究者探究底层社会最珍爱的语言文本之一。女性主义强调让被访者成为研究的参与者，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让这些声音被听到而不是被主流话语所掩埋。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访谈称为“谈话”和“倾听”的过程，并强调让女人倾听女人，通过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交谈互动，编织出一个超越标准词汇的社会学的故事逻辑。

然而最能体现语言的方法论魅力的还是话语分析。这一分析模式可以将语言、性别、权力这些似乎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通过魔术式的手法，自然而然拼接出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例如针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流行文化中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称呼以及相关说法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就不难发现一个错综复杂不过线条大致清晰的性别结构权力关系变迁框架图。在这个框架图中，阶级、阶层的痕迹清晰可见，从先生、女士、太太、小姐到高富帅（白富美）、屌丝、单身狗、打工仔（妹）等；国家、市场或传统文化主宰下的意识形态也无所不在，从同志、妇女到男生、女生，从男子汉、贤妻良母到老板、美女，从男神、女神到暖男、女汉子，直至小鲜肉、直男癌……这些来自日常生活、民间流传甚至网民生创的词汇和说法，描画了一幅与性别意识相关的常识变迁图，提供了观察社会整体变迁的独特窗口。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从《人民日报》语言词汇看

中国社会变迁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陆晓文

语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历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者可以从已有文本的词语概念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结构、风气、特征甚至冲突，并可从词语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影响社会变化的原因。

从社会学角度看近二十年（1986—2005年）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变化的语言现象，不失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语言及其使用，因其对社会变化的敏感性，变化尤为明显。可以说，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中的剧烈变化，在语言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官方主流媒体语言的变化，同样如此。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与“评论员文章”栏目为研究对象，以此透视这一阶段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整体变化特征，从最权威、最主流、最稳定和最具代表性的媒体及固定栏目的语言现象中去勾画社会发展的轨迹，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政策的变动。这个工作从1996年开始，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收集整理1986—1995年期间《人民日报》两个栏目的词语，并探索关键词选择和归类的方法，同时进行有关的统计工作，这个工作的结果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之后开始了第二阶段，即收集1996—2005年期间《人民日版》两个栏目的有关词语，并根据第一阶段的分类体例进行有关词语分类和统计。目前，涉及二十年的有关统计分析正在进行中。如何将这二十年的词汇类型适当分类并进行统计，依然是一个艰巨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对官方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进行整体分析以揭示社会变化的特点

从1949年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社会语言使用的剧烈变化时期，基于语言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终极表现的假设，可以有如下社会学观察：

1.语言变化体现政治变化的特征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如从1982年修改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对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修正和确定，从提倡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到今天的公务员制度，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部分权力的下放，从干部终身制到干部任期制的变化，等等。在发生以上诸多变化的同时，不仅伴有一系列党政文件、文章，而且官方在主流媒介上进行宣传，并伴有理论界的论证和讨论。从中可以了解和认识这段时间中国政治的变化及其特征。

2.语言变化体现经济变化的特征和趋势

经济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运行结构、经济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从“全面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国有混合经济制度”与“市场决定性作用”；从全民、集体单一经济组织到多种经济组织共存；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面小康”“发展成果共享”，中国的经济行为方式、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文件和文章，累积了难以计数可供分析的宝贵资料。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变化可以在这些资料的分析中得到完整的展现。

3.语言变化体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而且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变，由此，有人把当前称之为“社会转型期”，以此概括中国社会当前变化的深刻性、全面性和复杂性。众多以往没有或过去使用具有局限性的概念纷纷出现或再现，如“第三者”“万元户”“大户”“社会保障制度”“追星族”“民工潮”“东西差距”“腐败”“城乡两元结构”“官二代”“富二代”“留守儿童”等，还有一些过去只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如“失业”“最低工资制度”“贫困人口”“劳资关系”等。把各种概念出现的时间顺序和运用的频率进行排序和统计，就能追溯、了解中国社会各种变化出现的时间顺序和社会事件发生变化时的社会影响程度，如从“下岗”一词的出现到“失业”一词的重新运用，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职业制度的本质变化。这样的实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4.语言变化体现文化和价值观念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除了以上实体性的变化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文化和精神价值观念的隐性变化。例如，出版物“软性”的内容逐渐增多；艺术界的某些艺术形式和内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越来越相似，或者说越来越世俗化、平民化；大众媒介的商业性质和世俗气氛亦越来越浓，流行成了人们追逐的永久主题。对此，有人赞成，有人迷惑，有人反对。如面对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有人惊呼“道德的溃退和滑坡”，有人则欢呼是“道德的新生和爬坡”。又如“个人意识”“人文精神”“主体”成为众多文人墨客议论的主题；从“诗言志”到“侃文学”，文学以“文以载道”为职责的传统形式变为一些人手中调侃生活和社会的工具。今天“核心价值观”的强调与“文化自信”“软实力”等概念的兴起，“公共知识分子”和“大V”被“拍砖”的出现，又显示了这方面情况的本质变化。将各种讨论归纳并类，了解剖析讨论之中心议题，解析阐释讨论中种种概念之意义，便能整理出一条文化和精神价值系统变化的线索和走向。

5.语言变化体现民众生活变化的实际与状态

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一系列巨大变化，涉及家庭结构、男女关系、婚姻结构、子女教育、衣着打扮、谈吐言论等，如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男女关系的开放和社会对离婚问题认可度的增加，化妆打扮、时尚靓倩、少妻老夫、少男老女、黄昏恋、单身贵族、老年人合法权益、中国大妈、广场舞等以前社会不使用的词汇成为大众媒体专题讨论的内容，众多以前不曾存在的现象开始出现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这部分语言词汇的变化可以准确而生动地把握这些社会现象。

二、1986—1995年官方主流媒体词语类型特点与社会变化举例

从《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所用词汇的类型看，“政法”和“经济”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1986—1995年间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是1986年在全国实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后的最重要的议论对象。从政治、经济、科教三者在语言上的表现看，“科教”方面的词语数量处于一个比较低且起伏平缓的变化状态，而“政法”和“经济”的变化较大，两者还有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类词汇数量下降的时候，正是政治类词汇上升的时候。对此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和关注问题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以至《人民日报》采用的词语内容和频数也相应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图1可以看到，政治类语言的上升点和经济类语言的下降点在1989年和1990年，而政治类语言的下降点和经济类语言的上升点在1992年。在此期间，1989年中国发生了波及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讲话。从这两大事件来理解，图中所显现的变化就非常容易解释了。

图1 1986—1995年《人民日报》经济、

科教和政法三类词汇的频数变化

此外，还可以从“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所涉及的词汇类型来分析中国官方主流媒体语言系统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人民日报》“社论”与“评论员文章”相比较，前者具有原则指导性的特点而后者具有具体指导性的特点。因此，“社论”涉及政法类语词的比例在历年中都是最高的，而在经济类型的词汇使用中，以上这种现象恰恰相反。这既反映经济工作的具体性和实际性特征，也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原则性和指导性特点。同时也应该注意到，1992年之后，涉及经济类词汇的“社论”有一个相当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了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和关心的程度提高。

图2 “社论”“评论员文章”中经济、

政法词汇类型的十年分布

虽然就词条的绝对数而言，政法类的词条数目远远高于经济类的词条数目，但政法类词条的细类分布所包含的内容要比经济类广泛，从经济类所包含的细类看，它所包含的内容集中在所谓的“经济”范围以内，如农业经济、金融、企业改革等，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对待，而政法类的细类词语呈现出独立的特征，如外交、价值观、社会工作等，表达的均是较为独立的内容和现象。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这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工作重点。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