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水英

[摘 要] 总集的序跋中常隐藏着文学史权力，序跋通过文学史权力的运作改变总集文学史地位的现象也常见。《文苑英华》《唐文粹》两者联系本不大，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提出“《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之说，有意密切了两者关系，使《文苑英华》成为《唐文粹》母本。这种文学权力的运用属有意而为，明显提高了《文苑英华》的价值，也改变了两总集的文学史地位。“铨择说”多为后人沿用，形成习惯看法，可见其文学史权力影响的深远。

[关键词] 序跋 文学史权力 《唐文粹》 《文苑英华》 铨择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122-05

[Abstract] The literary power is usually hidden i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anthology. Thi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hange the status of the anthology through their literary power. Tang Wencui and Wenyuan Yinghua didnt have much contact， but Zhou Bida proposed Tang Wencui selected out from Wenyuan Yinghua in preface of Wenyuan Yinghua. This view made Wenyuan Yinghua and Tang Wencui be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This use of literary powers was intentional，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value of Wenyuan Yinghua， but also changed the literary status of two anthologies. Zhou Bidas view was adopted later and became the prevailing view. It showed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power.

[Key word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Literary power Tang Wencui Wenyuan Yinghua Select

1 问题的提出

序跋是一种常见的文体。就总集的序跋而言，序通常对书籍的编纂过程、宗旨、体例等情况进行说明，并对书籍予以评价。跋重点写心得体会或发表议论，也常叙述与书籍编纂相关的内容。序跋与书籍联系紧密，有引导读者阅读、推动书籍传播之作用。序跋中还含有大量的学术观念，有些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如徐陵《玉台新咏序》提出《玉台新咏》“撰录艳歌”，从胡应麟《诗薮》所说“《玉台》但辑闺房一体”到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所言《玉台新咏》“专收歌咏妇女的作品”，都可看到徐陵的影响。又如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提出“《苑》之集始于梁”之说，其后学人如纪晓岚、穆克宏、刘永济、刘跃进等皆沿袭此说。在地方性总集的序跋中也有类似现象，如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云“先君任辑明代”，指出《黔诗纪略》所录为明诗，此后诸家论述尽承此说，《黔诗纪略》为贵州明代诗歌总集之观念至今几成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序跋中这些影响深远的观念并不都言之确凿，如《玉台新咏》中所录并非全是艳诗，其卷三李充《嘲友人》、卷四鲍照《赠故人二首》均为朋友离别之作。《文苑英华》收录文章亦非始于梁代，其所录程晓的《伏日作》、鲍令晖《自君之出矣》、吴迈远《飞来双白鹄》《阳春歌》《长离别》、释宝月《行路难》、刘绘《有所思》等作品都早于梁代，最早可推到建安徐干的《自君之出矣》。《黔诗纪略》所录也并非全为明诗，其收录可考为清代诗作的就有73首诗，收录最晚的是吴中蕃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所作《再入志局》《志成》。这说明文本接受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的历代传承就可能导致文学史认识的改变。程章灿先生指出：“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1]他将这一话语权力称为“文学史权力”。上述所列的总集序跋实际上就隐藏着这种文学史权力，那么序跋中的文学史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它又是如何影响文学史的？本文以周必大《文苑英华序》中所提的“《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之说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2 以周必大“《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为例的原由

“《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之说见于周必大《〈文苑英华〉序》，其云：“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今二书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况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2]以此为例探讨总集序跋与文学史权力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其一，“铨择”说提出者周必大地位特殊，其刊刻的《文苑英华》对后世影响大。周必大（1126—1225），江西庐陵人，历任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为孝宗时期重臣，“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宰相凡十有五人， 明良会遇，可谓盛矣。求其相为终始全德备福， 未有如益国周文忠公者”[3] ，“凡乾道、淳熙之间号令训词， 温纯典丽，焕然可述者，皆公之文也”[4]。周必大位居高位，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一生著述丰赡，门生众多，交际圈子几乎遍及整个南宋中期文坛，被誉为“一代道宗主”。清代四库馆臣评价周必大，称：“（文章）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之外，未有及之者。”[5]周必大不仅以政治家、文学家闻名，他还致力于书籍印刷活动，其刻本校勘精良，备受后人推崇，宋嘉泰元年至四年所刻《文苑英华》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周必大嘉泰刻本《文苑英华》出现后成为定本，此后几乎所有《文苑英华》版本都直接或间接源于周必大刊本，如日本静嘉堂旧抄本、明蓝格抄本、朝鲜铜活字本、隆庆元年刻本、劳权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等。 此外，与《文苑英华》有关的文学总集也以周必大刻本为底本，如南宋高似孙《文苑英华纂要》、清代宫梦仁《文苑英华选》等。

其二，《文苑英华》《唐文粹》在文学总集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文苑英华》系宋太宗命馆阁文臣编纂而成。作为一部敕修选本，《文苑英华》实际是官方文学话语的载体。它收录了两万余篇先唐及唐代的诗文，其中唐代诗文占十分之九。《文苑英华》是唐代诗文宝库，也是唐宋以来与中古文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总集之一，还是我国继《文选》之后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是研究宋初选本发展及文学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而《唐文粹》是宋初另一部重要的分体编录型总集，亦是现存最早的断代诗文总集，系姚铉一己之力编成的私修书籍。《唐文粹》专录唐代诗文，施昌言赞其“用意精博， 世尤重之”[6]。该书在宋代就流传很广， 是士子学习的必读书籍。

其三，周必大校勘《文苑英华》是奉孝宗之命而为，“铨择说”中渗透出官方话语权力强大而隐蔽。以《文苑英华》《唐文粹》现存版本对比，两者录文出入很大。就诗歌而言，《唐文粹》只有1/5的诗歌与《文苑英华》重合。郭勉愈《〈唐文粹〉铎择〈文苑英华〉说辨析》一文运用详实可信的文献材料从两书的编纂时间和过程、体例及入选作品、文字校勘三个方面详细论述，证明《唐文粹》与《文苑英华》无特别的关系[7]。据《宋史》本传记载，姚铉曾于淳化五年（994年）直史馆。此时《文苑英华》已完成编纂，姚铉有可能了解到《文苑英华》的一些情况。退一步而言，即便姚铉真的接触到了《文苑英华》，也只能说《文苑英华》对姚铉编纂《唐文粹》起到了某些借鉴作用，两书关系也远未到“铨择十一”的程度。周必大将《文苑英华》《唐文粹》两者捆绑起来，巧妙地将私修总集与官修总集两者紧密联系。这一观点又借助刻本传播，影响深远，可以说“铨择说”后面的文学史权力行使很隐蔽，但是其文学史权力的影响又极深。

3 “铨择说”背后的文学史权力运作与表现

在文学接受中，文学史权力无处不在却又形式隐蔽。有时文学史权力的行使可能是无意识而为，如总集抄本在流传中出现因误抄、漏抄而导致文学作品原貌改变，但不少时候文学史权力的运作是有意而为。如《诗经》，先秦称《诗》，汉代尊称《诗》为经，始有《诗经》的称呼；《文苑英华》中有不少诗歌为归类方便而改编诗题的行为都属此类。有意而为者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的联系就更为紧密，文学史权力的运作可能更为隐蔽。“《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亦是属于文学史权力运用的有意而为，也就是说周必大在知晓《文苑英华》《唐文粹》两集实情的情况下有意将两者紧密联系，使两集由几乎平行的关系变成了包含关系。

《文苑英华》编纂成书后，在宋代就经历了四次校勘，第一次在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第二次在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第三次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第四次是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至四年（1204），以第四次校勘最为精审。在这次校勘中，周必大不仅主持工作，亦是亲力亲为参与校勘。

周必大《二堂诗话》记载了他校勘《文苑英华》的一些情况，其中“苏颋九日侍宴应制诗”条，云：“余编校《文苑英华》，如诗中数字异同，固不足怪。至苏颋《九日侍宴应制得时字韵诗》，《颋集》与《英华》略同，首句‘嘉会宜长日，而《岁时杂咏》作‘并数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顺动时，《杂咏》作‘廷龄命赏时。第三句‘晓光云半洗，《杂咏》作‘宸游天上转。第四句‘晴色雨余滋，《杂咏》作‘秋物雨来滋。第五句‘降鹤因韶德，《杂咏》作‘承仙驭。第六句‘吹花入御词，《杂咏》作‘睿词。后一联云‘愿陪阳数节，亿万九秋期，《杂咏》作‘微臣复何幸，长得奉恩私。窃意《杂咏》乃传书录当时之本，其后编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从之耳。”[8] “论‘缥缈二字”条云：“自唐文士诗词多用‘缥眇二字，本朝苏文忠公亦数用之。其后蜀中大字本改作‘缥缈，盖韵书未见‘眇字尔，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余校正《文苑英华》，姑仍其旧，而注此说于下。” [9]

上述两则材料所载皆为周必大校勘《文苑英华》时的情形。前一则记载周必大在校对苏颋《九日侍宴应制得时字韵诗》时，用了《苏颋集》《岁时杂咏》两书，对《文苑英华》所录苏诗与这两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后一则对“缥缈”用字辨析。《文苑英华》校勘工作的参与者——周必大门生彭叔夏曾将校文析出，写成《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这两则材料在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中并未提到。将这两则材料与《文苑英华辩证》相比较，可以发现二人校勘思维之异。《文苑英华辩证》分用字、用韵等二十类记载了校勘《文苑英华》时所发现的脱漏舛误、体例缺陷，重在记录校勘实际，阐明“是什么”。周必大这两则校勘材料重在辨析，阐述“为什么”。

周必大《文忠集》有《杨子直秘书送小儿归省又一绝及平园花木校<文苑英华>并次韵发笑》诗云：“老去何心悦盛华，观书无奈眼昏花。但思载酒扬雄宅，细问三州二部家。”[10] “观书无奈眼昏花”直言周必大校勘《文苑英华》之艰辛。他在《文苑英华序》中介绍了校勘情况：“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増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増疵类，三也；顷尝属荆帅范仲艺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晩幸退休徧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 [11]“与士友详议”“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这都说明周必大亲自参与《文苑英华》校对工作。因为是身体力行，故而才有“予刻《文苑英华》千卷，颇费心力”[12]的感慨。

《唐文粹》在宋代流传很广，被学子视为必读之书，同样也受到周必大的重视和喜爱。周必大在淳熙六年（1179）所作的一首诗中称：“余闲手点唐文粹，春昼长时分外勤。” [13]表明对《唐文粹》的喜爱。不仅如此，他将《唐文粹》视为总集成功范例。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分析《文苑英华》不能广为流传的原因时，即以《唐文粹》作为成功例子相比较。在《论〈文海〉命名札子》一文中亦称“（《皇朝文鉴》）将与《文选》《文粹》并传永久”[14]，将《唐文粹》与《文选》相提并论，希冀《宋文鉴》能如两书广泛流传。此外，《文苑英华辨证》中共有32条校勘记提到了《唐文粹》，亦可见周必大及其门生对《唐文粹》的熟悉和重视。

《唐文粹》与《文苑英华》录文出入很大，周必大又对《文苑英华》和《唐文粹》都很熟悉。姚铉在《唐文粹》自序中称：“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15]姚铉说得很清楚，《唐文粹》是花十年时间编撰。如果是铨择《文苑英华》，《文苑英华》收录作品两万余篇，从已经辑成的两万首（篇）作品中辑出两千，应该花不了十年时间。况且姚铉的自序根本未提及《文苑英华》。书序主要介绍作者的创作宗旨、过程以及全书概貌，对读者阅读书籍有提纲契领之作用。出于编纂者之手的序，对读者领会全书内容的帮助就价值更大了，周必大对姚铉的这篇序不应该熟视无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周必大即便不能肯定说《唐文粹》《文苑英华》毫无关系，也应该清楚《唐文粹》从《文苑英华》中“铨择十一”是不符合事实的。

综上，“铨择”说最有可能是周必大有意而为，从现有文献来看，周必大至少夸大了《文苑英华》对《唐文粹》的影响。这种文学权力的运用，改变了《唐文粹》与《文苑英华》的关系，很明显提高了《文苑英华》的价值。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介绍了《文苑英华》编纂成书后的难以流传的状况并分析了原因，对自己《文苑英华》的校勘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刊刻《文苑英华》的目的是“欲流传斯世，广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忧，成老臣发端之志”[16]。《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推行文教政策的产物，集当时文化精英编纂四年而成，馆阁文臣希冀通过此书为世人学习提供指导，宋太宗对《文苑英华》很赞赏，这是最能体现“熙陵右文之盛”的成果之一，惜当时未能刊印。宋真宗景德年间诏令校勘《文苑英华》之时，曾谓宰臣曰：“今方外学者少书诵读，不能广博。《文苑英华》先帝缵次，当择馆阁文学之士校正，与李善《文选》并镂板颁布，庶有益于学者。”[17]真宗欲借此提升《文苑英华》在学者中的影响力，但实际上《文苑英华》也未能刻印。种种原因导致《文苑英华》校勘不力，舛误倍出，加之书部头大，刻本不出，《文苑英华》流传面极窄，就如周必大所形容“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当初宋太宗重视的《文苑英华》处境如此尴尬，这对于以“熙陵右文之盛”为发端之志的周必大来说，无疑是一种隐痛。周必大在提高《文苑英华》影响力方面做了两件最主要的事情：一是借孝宗下令校勘《宋文海》之际，提出校勘《文苑英华》，得到宋孝宗的支持。二是刻印《文苑英华》，使《文苑英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刻本，周必大刻本也成为定本。据《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所记载“周益公刻而记于前”，可知宋版《文苑英华》有周必大的题记，即《纂修文苑英华事始》。《事始》中周必大将他的《〈文苑英华〉序》引入其中。周必大写这篇序文原因是“惧来者莫知其由” [18]，让后人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刊刻《文苑英华》。周必大将《〈文苑英华〉序》与其他材料一起汇成《纂修文苑英华事始》随《文苑英华》一起刊刻。《文苑英华》“欲流传斯世广”的同时，周必大的序也会借此流传开来。在整篇序中，“铨择”说的影响无疑是最深远的。周必大认为“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虽然重点是分析《文苑英华》不能盛行的原因，但同时也改变了《唐文粹》《文苑英华》的关系，使《文苑英华》成为《唐文粹》的母本。周必大“铨择”说很明显突出了《文苑英华》的文献价值，或者说依托《唐文粹》提高了《文苑英华》的影响，由此也可见周必大行使文学史权力的儒臣心态。这一点从周必大对待《宋文鉴》的态度也可看出。宋孝宗欲刻江钿《文海》之时，周必大上奏，认为“其去取差缪，不足观”[19]，孝宗遂令吕祖谦负责校正。暂且不论江钿《文海》是否如周必大所言舛谬多，先看看淳熙六年（1179）周必大的《论〈文海〉命名札子》，其云：“臣准省札，备奉圣旨，以吕祖谦编类，到《圣宋文海》，令臣撰序……臣虽骫骳不才，无以序前人所为作者之意，然叨尘词禁，恭值陛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纪事之端，固其职也。但臣伏思《文选》《文粹》者，皆以精择为义，而江钿所编，颇失之泛，故其命名有取于海。今若袭而用之，似未足以仰副隆指，谓宜出自渊衷，别赐一字以诏来世，或恐不必上勤肆笔，即原令宰执商量。拟进仍以皇朝二字冠其上，用示悠远无疆之意，臣当推广圣意，拟述序引，恭俟制旨鉴定，伏取进止。”[20]周必大先是阻止孝宗刊刻江钿《文海》，待官职铨择校勘《文海》后，周必大又建议《文海》改名。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后，属于民间选本的江钿《文海》变成了官修总集《皇朝文鉴》。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不足为珍、难以流传已成事实，为增强其影响力，周必大提出“铨择说”，将已负盛名的《唐文粹》笼罩于《文苑英华》之下，成为母子关系。而为了摆脱江钿《文海》的影响，周必大对其大加批判之后建议铨择另成一书，改头换面成朝廷修纂的书籍。从中就能不难看出周必大对待民间选本的心态。换句话说，周必大身为大臣，希望的是朝廷修书而不是民间私人选本来影响社会。

《文苑英华》和《唐文粹》都是宋初重要的诗文总集，北宋人并未将这两部总集联系起来。周必大“《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出现之后，影响深远。因为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附录了周必大的题记，此后的《文苑英华》版本又以周必大刻本为祖本，周必大又亲自校勘过《文苑英华》，“铨择说”对后人的影响不言而喻。明清时期对《唐文粹》的认识基本沿袭周氏之说。如嘉靖甲申年汪伟器《唐文粹序》言：“宋姚宝臣所集《文粹》百卷，实本《文苑英华》，十摘其一，当时服其精确。”[21] 高儒《百川书志》的《唐文粹》解题云：“宋太宗诏群儒辑《文苑英华》千卷，吴兴姚铉观其浩瀚，恐人难得，纂采有唐之作，十拔其一，谓之《文粹》。”[2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苑英华》解题云：“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 [23]这些评述均将《唐文粹》看成是《文苑英华》的节本。今人对《唐文粹》录文与《文苑英华》有出入的事实已有共识，如何法周《〈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答石华同志》、郭愈勉《〈唐文粹〉铎择〈文苑英华〉说辨析》、杨栩生《〈文苑英华〉之录李白诗文所本寻踪》、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等涉及到两集关系问题研究的成果均指出《唐文粹》部分诗不被《文苑英华》收录的问题，但对于《唐文粹》与《文苑英华》关系的关注点仍集中在“铨择”说，分歧只在于对周必大提出《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的含义理解及原因分析上，可以说周必大“铨择说”至今还在影响学人的学术思维，其背后的文学史权力影响不可谓不深。

4 结 论

《文苑英华》从编纂成书至刻本出现，经历了二百年时间。从文学史角度而言，《文苑英华》的这两百年史几乎是被淹没的。倘若没有周必大的校勘与刊刻，仅凭藏于秘阁的《文苑英华》写本存于世，《文苑英华》很难说不会散佚。而《文苑英华》编纂两百年之后的周必大刻本成为此后《文苑英华》版本的祖本，这在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毫不夸张地说是周必大改变了《文苑英华》的文学史地位。“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4] 人的灵魂是最难以琢磨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学史是最复杂的。周必大的“《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十一”说，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两集诗文篇目相符不相符的问题，但是其背后的文学史权力问题就显得复杂多了，这其中包括文学史权力是如何行使的，为什么要行使文学史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都值得追问。当我们靠近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在靠近当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灵魂，而只有当这些文学史权力涉及的问题都比较清楚了，文学史才会鲜活起来。总集的序跋往往总结了研究者对总集的接受观点。从总集接受现实而言，除了少数人对总集有较深了解外，大部分人并不是直接通过总集，更多是通过总集的序跋来认识总集，总集编纂者或者有影响力的学者所作序跋在传播总集上发挥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述而不作”的传统思维会使后人往往习惯赋予某些观点一定的权威性。比如周必大，因其在《文苑英华》校勘、刊刻的影响无人能及，这种影响力会大大强化周必大对《文苑英华》解读的可信度，故而周必大的“铨择说”流传长远而少人异议。类似的情况如《古文苑》，最早提到《古文苑》出处的是南宋韩元吉。孝宗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刊刻《古文苑》，他写了《古文苑记》。此序认为《古文苑》是唐人所编，由北宋人孙洙于佛寺经龛中得到。韩元吉的说法得到后人承袭，绍定五年（1135）章樵重校《古文苑》时，承韩元吉之说，认为《古文苑》为唐人所编。赵希弁、陈振孙等人亦沿袭了韩元吉的观点，这一观点遂成后世学者的普遍观点。韩元吉的说法能够流传久远要得益于他是刊刻《古文苑》的第一人。又如前文所举的总集跋序都有类似现象，这些序跋后面的文学史权力的运作可以形成一个类别去考察。本文以周必大“《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为例探讨总集的序跋与文学史权力关系问题，只触及冰山一角，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注 释

[1]程章灿.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J].南京大学学报，2011（1）：116-125

[2][5][10][11][12][16][18][19]周必大.文忠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82-583，1，467，583，484，583，583，583

[3][4][8][9] 周必大.文忠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20，317，31，33

[13][14][20] 周必大.文忠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15，132，132

[6][15]姚铉.唐文粹[M].台北：世界书局，1989：653，4

[7]郭愈勉.《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辨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3）：126-134

[17]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022

[21]姚铉.重校正唐文粹[M].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1524：卷首

[22]高儒.百川书志[M].长沙叶氏刻本，1915：卷十九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91

[24]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