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婉澄

[摘 要] 2013年8月出版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通俗曲本整理总集，是中山大学几代学人辛勤劳动的结晶。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在版本问题、校记问题、字形符号处理、曲白场次划分、曲本分类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俗文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车王府 曲本 整理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119-03

[Abstract] Qing Che Wang Fu Cang Xi Qu Quan Bian published in August 2013， as the largest opera text collection in recent years， has reflected the hard work of several scholar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book has done useful explorations on versions， notes， characters， acts and classifications， and provided an example for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text.

[Key words] Chewangfu Opera text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清代车王府旧藏曲本，始自“车王爷”车登巴咱尔的收藏，并经其子达尔玛、那彦图也扩充而成，汇集了道光、咸丰至光绪年间北京城区戏曲与俗曲的演出文本数千册，且与故宫所藏曲本不同，大多未经修订，保留了曲本的原始面貌，为了解此时期文化、艺术、民俗等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中山大学为最早对车王府藏曲本开展整理研究的机构，顾颉刚先生、王季思先生都曾对车王府藏曲本予以关注。1995年，刘烈茂先生提出整理“车王府曲本八百种”的设想，并获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的立项资助。2004年，经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该项目转归黄仕忠先生负责。2011年前后，曲本的初期标点及录入工作基本完成，以此为基础，经过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努力，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工作渐上日程。2013年8月，前后历时十八年、参与者超过一百人、凝聚着中山大学刘烈茂先生、黄仕忠先生等几代学人心血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终于问世。全书共计20册，1147万字，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通俗曲本整理总集，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图书出版二等奖。笔者于2004年进入中山大学跟随黄仕忠先生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时，即参与该项目，后又担任《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第十三册主编，参与了该书整理出版的多个环节。笔者从中也深刻体会到曲本等俗文学文献的整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经典著述的整理不同，是一个有待完善的领域。如今，该书问世已两年有余，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为俗文学文献的整理出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笔者择其要点分述如下，以资借鉴。

1 版本问题

1925年，北京孔德学校分两批收购了车王府藏曲本。抗战期间，孔德学校图书馆将所藏曲本转交北京大学，但并未全部交出，剩余的曲本于1952年入藏首都图书馆。因顾颉刚、刘复的关系，中山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都曾派人转抄过这批车王府藏曲本。20世纪60年代初期，首都图书馆曾派人以摄制胶片和抄写的方式复制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车王府藏曲本，但后来这项工作中断。上世纪20年代，日本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在北京访书之时，也曾购得部分车王府藏曲本，其藏书现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由此可知，车王府所藏曲本存在原抄本和过录本两个系统。原抄本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等。中山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数量不等的过录本，其中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过录本部分被收入《俗文学丛刊》影印出版。

因车王府藏曲本的原抄本主要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未公刊。因此在底本的选择上，以中山大学藏过录本为工作底本，所幸项目推进过程中得以利用首都图书馆影印出版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中收入的部分原抄本。这些原抄本和其他过录本为同源的校本；另外，还以《俗文学丛刊》《故宫珍本丛刊》《京剧汇编》《国剧大成》《京剧丛刊》等资料汇编中的同题材本子做校对。据史实或传奇小说改编的曲本，亦取史书或传奇小说相校。

古籍校勘常用方法中“对校法”为首选之法，但很多问题是“对校法”所无法解决的，所以才有“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作为补充。整理车王府藏曲本的时候，由于底本和校本存在转抄的关系，因此“对校法”能发现的问题只占到一小部分。幸而俗文学作品的形成大都存在世代累积的过程，因此存在不同层面可资利用的材料，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解决“对校法”发现的差异，而且能够发掘“对校法”所忽略的问题并进行有据的辨析。比如全书第一册收录《孝感天总讲》一剧，《俗文学丛刊》第二八五册、《国剧大成》第一集均有收录，可作参校。其本事则见于《左传》“隐公元年”条，剧中“穎考叔”改为“潁考叔”，即是据《左传》改。

一般的古籍整理，是以复原文献原始面貌为目标，不论出处；但是车王府藏曲本的整理是以复原车王府藏曲本面貌为目标，有其特殊性。所以在“校异同”的层面上，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尽量尊重原抄本的内容。但这也为“校是非”带来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谈一下校记的问题。

2 校记问题

曲本是戏曲舞台演出之本，同一剧目在流传过程中会受到时代、地域的影响，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版本。加之人们对戏曲的轻视，难以像整理经史书籍那样对曲本进行严格的校勘。所以，历来有“曲无定本”之说。

车王府藏原抄曲本出自坊间，亦未经过细致校勘，脱讹之处在所难免；且多用俗字、别字或简省字。中山大学在组织过录该批曲本时，虽然抄写人的文化程度比原抄本的抄写人有所提高，统一为正楷字抄写，抄写过程中纠正了原抄本的一些错误，但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以中山大学过录本为底本，参校其他诸本，校勘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差异数不胜数，若像整理经典著述那样逐条出校记，则过于繁琐，实不可取。

《全编》在是否出校记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处理的：若据原本或其他过录本等同源的参校本校对时，确为底本之误，径直改过，不出校记。若据其他参校本进行校对并更正时，出校记。比如第一册收录之《乾元山总讲》以《俗文学丛刊》第五十八册收录之本为参校，底本作“洞了福地”，校本作“洞天福地”，改并出校记。若底本误，众参校本相异，但并无确凿证据时，出校记称“参某本改”。若底本和众参校本均误，根据文意改动，出校记称“今改、今补”。

这样的处理方式考验了编者在处理异文时的判断能力，体现了曲本等俗文学文献在整理过程中的相对灵活性。

3 字形符号的处理

《全编》使用繁体字，但是曲本中存在大量俗体字与今天的简化字相同，为避免读者误解，对这些字进行了统一处理。如“罢”改为“罷”、“尝”改为“嘗”，即是此类。但是，也要注意有些字是不能统一改为繁体的，比如“云”字，作为说话的意思时就应该写为“云”，不能统一替换为“雲”，“涂”作为姓氏使用就不能统一改为“塗”，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辨析。

此外，还有些字词具有标记语言时代性的作用，不影响阅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保留，如“狠好”为清人惯用写法，保持原貌，不将其改为“很好”。还有字词为方言，比如“奏是”为“就是”之意，“煞”为“啥”之意，都保持原貌。当然，对于影戏的剧本影词中存在的合文现象，虽然在语言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对于阅读来说存在障碍，所以要加以改正。

该批曲本为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民间流传之本，无论是“全串贯”本还是“总讲”本都是记录演员现场演出状况的台本。因此，这批曲本不仅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文本，同时也具有保留戏曲实际上演形态的另一重意义。对曲本价值双重性的合理判断，决定不能仅因追求书面用字的统一而舍弃其在实际演出中对于字音的辨识，要分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比如“亥”“孩”都为标记“还”之意，字音相同，径直改为正字“还”；但“着”作“之”“只”，字音不同，具有提示音变的功能，则保留原貌。

另外，影词中存在大量“﹄”符号，用来标注脚色间唱词或者宾白的转换，在整理过程中予以保留。

4 曲白场次的划分

与诗词小说等文学形式不同，戏曲文本包含了脚色、唱词、说白、相关舞台提示等若干内容。整理车王府藏曲本时，对其曲白场次的划分显得尤为复杂。

原抄本中曲白没有区分，为同样大小字体。整理过程中将曲文、曲牌排为大字，科介和宾白列为小字，便于阅读。原抄本对于唱和白基本都有提示，遇到没有标明的情况，就需要根据上下文对其进行判断并补标。场次也是如此，部分曲本没有明显的场次完结标识，如“某本完”、“某出完”，但根据文意可以区分场次的也一并补入。

影词部分存在许多不分段落的情况，整理过程中只能依据人物上下场及剧情转换酌情对其进行分段处理。

5 曲本分类

车王府曲本包含戏曲和说唱两大主要内容。《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只是对现存清蒙古车王府旧藏的抄本曲本，加以校勘整理。但在这些剧本中，如何分类排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925—1926年顾颉刚先生编写完成《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将戏曲部分分为总讲、全串贯、杂类和某种戏词四类。1960年2月，中山大学中文系完成油印本目录《车王府藏曲本编目》，首次以故事发生时代为序排列车王府藏曲本部分，分为殷代戏至清代戏、不明朝代与其他戏17小类，另附乐调本类，共18小类。2000年7月，中山大学仇江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车王府曲本总目》一文，将戏曲类分为常规戏曲、戏词、乐调本、影戏四部分，其中常规戏曲再按朝代先后分类。2003年出版的《清车王府藏曲本》将戏曲部分分为乱弹、昆曲、高腔、乐调本、影戏、某种戏词六类。

《全编》在参照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在曲本分类方面进行了深化和完善。《全编》未取乐调本，将影戏和某种戏词合并为一类，这样所有曲本分为传统戏曲和影词两大类。传统戏曲中，又以剧本所演故事年代先后为序排列，不明朝代故事列于最后。清人余治一人所撰《庶几堂今乐》，收入28种剧本，为数众多且主旨相近，故集中收入《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第十五册，为一特例。除了故事发生时代的纵向梳理外，传统戏曲部分还按照昆腔、高腔、皮黄、乱弹四类对曲本进行分类。在车王府藏的848个曲本中，有510个有皮黄板式标记，《全编》将皮黄从乱弹中分离，单列一类，符合皮黄剧在当时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全编》编者对于“乱弹”这一概念的新认识。

综上，车王府藏曲本是与舞台演出息息相关的艺术载体，其以皮黄为主，涉及高腔、昆腔和乱弹等多个剧种和众多不同时代的剧目。《全编》的整理目标为“完善而便于阅读的文本”，既是整理，就要求统一体例，不可能机械复制版本的原始面貌。但考虑到曲本在地域性、时代性和舞台演出方面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整理者在统一标准之下对其原始面貌进行一定的保留。《全编》的整理出版对于研究戏曲的学者还有戏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极具价值的事情，将会提高车王府藏曲本的影响力和利用率。同时，它作为近年来俗文学文献整理出版的成果，也将有助于推动俗文学文献整理出版规范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