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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汉赋创作在主题上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2016-05-30宋芸蔡庸礼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6年4期
关键词:汉赋主题小说

宋芸 蔡庸礼

摘 要:文章从事物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方面入手,探讨汉赋与小说之间的微妙关系及汉赋对小说发展的影响。文章简要论述了汉赋和小说的地位,以及它们在主题上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汉赋 小说 主题

一、汉赋与小说的地位比较

清代文人焦循在《易余龠录》卷十五中说道:“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汉代是赋体文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后世文学在赋体文学创作上不能超越的时期。辞赋的创作,已经是汉代文学的标签。两汉时期的政治背景是赋体文学兴盛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描绘了汉赋在西汉的盛况:“至于武宣之世……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可见,赋体文学的创作在西汉时期已经达到与“三代同风”的状态。

鲁迅先生说:“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莫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导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亦。此群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宪刘歆撰者各一,大抵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2]与鲁迅先生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王瑶先生,他说:“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3]由此观之,汉赋和小说不能算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也不能算是同一阶层的产物。创作目的和作品功用也不同,那为何要将其两者联系起来做比较呢?

其实汉赋与小说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从文体上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同时说明无论何种文体都有几种共同的倾向,即是(一)自由化,(二)语体化。而(三)散文化又是这二化的关键。”[4]我们都知道汉代大赋的创作是由枚乘所作的《七发》作为其开端的,同时期这类文体创作的代表作家还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等。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提到:“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见,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失。”其实这已经说明了汉赋的特点,就是在极力描写各类事物,长篇巨制,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多用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在章法上则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句式上参差错落,如此一来,诗的风气便开始缺失了。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概念,最早是由东汉的桓谭、班固提出的。“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注:桓子新论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5]“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6]从上两段文字来看,都能体现郭绍虞先生说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当赋缺失了诗的风气,其实它便开始走向自由化和散文化的状态,而从小说的发展来看,明清小说是作为古代小说兴盛和成熟的时期,它也体现了文学的语体化和散文化的特点。

之前已经阐述了辞赋作为汉代文学的标签,在两汉时期辞赋创作相当活跃。而小说的创作在两汉也比较活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7]汉代文学家虽然创作出了很多的作品,而且作品也相当受欢迎,但是作为创作者,他们的地位却并不高。两汉时期,赋家被视同倡优,赋作被一些统治者视为娱情怡性的享受品。赋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技艺。《汉书·枚乘(附枚皋传)》:“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优,为赋颂,好嫚戏(亵狎戏谑)……皋为赋善于朔(东方朔)也。……(指汉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毁谤)东方朔,又自诋娸。”[8]而小说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它们正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产物,它们是野史稗官或是街巷黎民口耳相传的产物,不用经过什么特别的训练,也不用作为进爵封侯的桥梁,它的功能只停留在娱乐大众的层面上,所以很多文学史家并没有将小说列入正统文学行列,当然也不会那么重视。

二、主题方面的“讽”的意义

有学者已经看到了汉赋的主题在于“讽”,“汉赋把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幾乎所有赋家都围绕这个主题做文,是有现实意义的。”[9]小说则“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胜,尤其在人情小说中。”[10]

虽然汉赋中的“讽”多带有“讽谏”的含义,所以讽谏的对象自然是最高统治者,而小说中的“讽”多带有“讽刺”的意义,但其讽刺的对象就不单指向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有指向官僚缙绅或是社会现实封建礼教,等等。两者在侧重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其重点也是在“讽”这个层面上。且看古籍中记录汉赋“讽”之意义的章句: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1]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于节俭,因以讽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12]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13]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侍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14]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湊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盬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需,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15]

“(下)……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16]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之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焉。”[17]

《后漢书》本传所说张衡《二京赋》的动机:“永元(汉和帝年号,公元89-105年)中,(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五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18]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于汉赋作家的传记中。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时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得此时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功用。如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从它的内容上来判断,它是属于传统的志怪小说。蒲松龄笔下的那些花鬼狐妖虽然是异类,但是她们却比有些衣冠楚楚的人要正直善良得多。在一个个故事中,有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和帝王官绅的无情揭露与讽刺,有对科举制度的强烈控诉与讽刺,也有对封建婚姻的辛辣批判和讽刺,等等。且看《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这则故事是对科举制度的讽刺:

因命归取文,遇馀杭生,遂与俱来。王呼师而参之。僧疑其问医者,便诘症候。王具白请教之意。僧笑曰:“是谁多口?无目何以论文?”王请以耳代目。僧曰:“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问:“可中否?”曰:“亦中得。”馀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19]

不采取科学的方法选取有用之才,却用焚烧作品以嗅气味来判断文章的优劣,可笑之极。这是小说中讽刺社会现状的经典情节。

同时代小说《儒林外史》,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曾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有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0]《儒林外史》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儒生的形象,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和社会现状。其中迂腐呆板的范进,中举后的那一连串表现,是讽刺中的极致显现。

综合上述文字,汉赋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也在影响着后世文学,古代小说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完成作者意图的。在上述的例子中,人物的表现都能反映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作者想要传达出来,就是对现实的不满,然后对其进行讽刺批判。可见,汉赋和小说在历史地位上、创作主题上都有相似之处。从中也看得出来,赋对于小说的创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注释:

[1][汉]班固:《两都赋序》,[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22页。

[2]鲁迅:《今所见汉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第15页。

[3]王瑶:《小说与方术》,《中国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8页。

[4]郭绍虞:《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9,30页。

[5][汉]李陵:《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444页。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745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745页。

[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2366页。

[9]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3页。

[10]鲁迅:《清之讽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第137页。

[11][汉]班固:《两都赋序》,[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21页。

[1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002页。

[1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999页。

[1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522页。

[1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535页。

[1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557页。

[1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575页。

[18][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897页。

[19][清]蒲松龄,《司文郎》,《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1页。

[20]鲁迅:《清之讽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第137页。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清]纪昀等.文津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清]刘熙载撰.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阮忠.汉赋艺术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A].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10]鲁迅.今所见汉人小说[A].中国小说史略[C].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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