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

到新疆去

一九五八年春天，二十八岁的父亲登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口袋里装着三十二块钱和一张离婚证书。已是人间四月天，春天却似从重庆到新疆的火车，“哐当哐当”地震荡着耳膜，迟迟不肯到达。

父亲是熟悉春天的，父亲小时候在河里摸鱼，春天的水是温暖的；解放初期，父亲进夜校学文化，参加了共青团，春天的风是火热的；同样是春天，数年前，父亲与新婚妻子同入同出，那时的春天多么甜美。

而那年，父亲没有看到春天，不仅父亲，在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乡亲们没有谁感觉到春天正一步一步走近。火车走了四天三夜，途经青海、宁夏、甘肃，父亲的内心世界和车窗外的黄土高坡的土地一样凄凉荒芜。

火车到达新疆尾亚火车站时，启明星隐在云层里，夜空像扯下一块巨幅幕布那样不透一丝光亮。车站的灯光同样是昏暗的，父亲年轻健壮的身体在一群同样衣着破旧又年轻健壮的身体间拥挤着推搡着，神情漠然地跳下火车。

尾亚火车站，建立在一片荒凉阔大的大戈壁滩上，地平线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在父亲的眼前，父亲从来没看见过如此广大平整的土地，在他的家乡重庆万县，走出家门就得爬坡上坎，巴掌大的一块平地都要用来栽种粮食。看到如此广大平整的土地，父亲脑海里像子弹射出枪膛那样冒出一个念头：“天哪！这里能种多少红苕？”

平整广阔的土地上搭建着无数帐篷，像一朵朵蘑菇在雨后撑起了巨伞。尾亚是一座帐篷城，父亲无比的新奇，他从帐篷城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最后站在了帐篷城的最东边，他看着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照在大戈壁，照在帐篷城，照在他的身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沐浴在晨光里，脸亮堂堂的，阴郁的心一下子敞亮起来了。年轻的父亲一时忘记了先前所受的冤屈，他转身走进帐篷城，感觉自己走在通向新生活的大道上。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拿起铅笔在白纸上勾勒出一个青年人的背影，他张开双臂迎接初升的太阳，他的身后是一个连着一个，一直绵延到天边的帐篷。

我随手将素描递给沉浸在回忆中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父亲看了一眼说：“是这样，我当时是向着太阳张开了双臂，我还大喊了几声，胸口的闷气一下子没了，可二胡呢？”

“二胡？”我吃惊地问：“您逃难到新疆，带着二胡？”

“是呀，我带着二胡。”父亲说，“我走哪都带着二胡，那天早晨我还拉了一曲，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记得很清楚，《二泉映月》最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我几乎每天都拉。”

于是，我又勾勒出一副素描：青年人坐在巨大的梭梭柴上拉二胡，前景依然是初升的太阳，身后是一个个帐篷绵延。

这次父亲笑了，父亲说他拉了《二泉映月》，就收起二胡，转身走进帐篷城，他得尽快找到安身的地方，挣一口饭吃。

帐篷城是临时接待站，新疆的许多单位在尾亚火车站设立了接待点，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父亲在帐篷城转来转去，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大彩门下，两位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着大门，向每位走进大门的人敬礼。彩门上有一副醒目的对联：“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有志青年建设边疆。”

父亲接受了解放军战士的敬礼，这是他第二次接受解放军战士敬礼，第一次是重庆解放那年，父亲跟着爷爷去上县城办事，一位解放军向他们敬军礼。这次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向父亲敬礼，父亲感觉到莫大的荣耀，禁不住挺直了腰板，跨步走进了彩门，仿佛跨进彩门就踏上了一个新世界，就能有尊严地堂堂正正做人了。

父亲受到热情接待，一位身着军装的青年人让他填了一张表格，并问他有什么技术。父亲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在家乡，父亲是盐厂工人，做过运煤熬盐的苦力，也帮老板跑跑腿，也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可父亲没敢说，一是不知道新疆有没有盐厂，运煤熬盐算不算是技术。二是他根本就不认为跑腿写字是可以赚取衣食的技术。

父亲憋了老半天，突然想起他去过重慶印刷厂，看见工人在机器前忙碌的样子，很羡慕，就说：“我是搞印刷的。”接待的人说：“农二师有个印刷厂，你去那里，你先住在帐篷里，等农二师的车来后，你就走。”

兵团的接待站，每人每顿一碗菜汤，馍馍炒面不限量。能吃饱了，父亲感觉这一步走对了，新生活至少不用忍饥挨饿。

可是，除了吃饱，戈壁帐篷的生活并不尽人意。白天，炎热的太阳烘烤着戈壁，帐篷里热得像蒸笼，人坐在里面，满身大汗，想走出帐篷透透风，又被炽热的太阳逼回去；晚上，戈壁风穿过单薄的篷布，父亲只有一身单衣御寒，不得不像刺猬那样把身子缩成一团抵御寒冷。

戈壁滩干燥多风，这对长江边长大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没几天，父亲的嘴唇就干裂溃烂了，用舌头一舔就钻心疼，但父亲又不能忍住不舔。

火车运来的人越来越多，来帐篷城接人的汽车却越来越少，开始每天还有十几辆，渐渐的只有五六辆，甚至两三辆汽车到来。父亲等待的农二师印刷厂的汽车一直没有来。

度日如年哪，父亲和几位年轻人每天站在帐篷城外望汽车，盼望着早日离开尾亚。

在等待的十几天里，父亲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两人因有高小初中毕业证，很快被车接走，听说是去一些文化单位报到。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了一些文化，干过一阵抄抄写写的工作，却没有一张文凭证明他是一名知识分子。父亲只好干瞪眼，和一些完全不认字，或只读过小学的人眼巴巴地看着知识分子们坐上汽车奔赴美好前程。

夏天即将来临，太阳越来越炙热，戈壁滩如同一个大晒台，帐篷是一个个黄豆荚，等待离开的人们是成熟滚圆的黄豆，豆荚炸隔裂，黄豆滚落一地。父亲不能再等，他扒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卡车即将开离帐篷城的瞬间。

父亲的扒车举动没有惊动什么人，火车每天都要送来数以千计的内地青年，在帐篷城去去留留，谁来了谁走了谁留下无关紧要，也没人关心。倒是车上有人向父亲伸出了手，把他拉进车厢。父亲也不去挤占用大家的位置，他见车厢前挡风板下有一个大油桶，就爬上油桶坐下，双手牢牢抓住挡风板。这样，父亲反而能居高临下地观察车厢里的人了，也能毫无遮拦地欣赏沿途风景了。

第一次坐敞篷车，父亲感觉很新鲜，父亲数了数车厢里的人，小小的车厢居然挤着三十六个人，人们比肩接踵随着汽车晃来晃去，没有人说话，有人昏昏欲睡，有人睁大双眼，新奇地望着车外流动的大戈壁。

父亲坐在油桶上，凉爽的风迎面吹来，沿途的风景前所未见，粗大的胡杨接地连天，大片的红柳开着艳粉的花朵，成群的黄羊跟着汽车奔跑，偶然也能见到一两个牧羊人，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远远地冲着汽车招手。

不知不觉，正在奔赴新生活的年轻人快乐起来，有人提议唱歌，立即有人回应，大伙纷纷站起来，手拉手迎着风大声唱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新疆好》……

说到这里，父亲从我手中接过第三张素描：大卡车在大戈壁奔驰，车厢里绽开无数青年的笑颜，一位男青年坐在高高的油桶上，他迎风高歌，对即将来到的新生活满是憧憬。

父亲看了看素描，笑了，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地向下垂挂着，犹如风干的橘子皮。然后，父亲将瘦小的身体蜷曲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便发出均匀的呼噜声。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总说神经衰弱，想过去的事，睡不着觉。而今天，父亲睡得很安静，犹如一个农人把最后一粒稻谷收入仓里，终于卸下了一生劳作的重负，父亲跌入最深沉的睡眠里。

我不愿惊动父亲，蹑手蹑脚走出书房。

吃 鱼

我由着铅笔自由在纸上跳舞，就像父亲由着思绪不断回到葱茏的青春时代那样。那天，我勾勒出几张素描，张张与鱼相关：衣衫褴褛的犯人凿冰捞鱼，鱼像跳龙门那样纷纷跳出冰面；冰雪覆盖的山野，人们排队打饭，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炖煮着鲜美的鱼汤；帐篷内，炉膛吐着熊熊的火舌，人们团团相坐，比赛吃鱼……

这些素描是根据父亲在农十师北屯劳动教养时的一些生活场景绘制的。北屯位于阿尔泰山脚下，与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相依相伴，品种繁多的鱼群是大自然赐予当地居民最丰厚的馈赠。农十师开发初期，额尔齐斯河的鱼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人站在岸边，随手抓块石头往河里一砸，能砸到三四条。下河游泳，伸手一拢，就有鱼往怀里钻。

一九六○年冬，父亲在离北屯三十八公里的平顶山上修水库，睡棉帐篷，那年，天气特别冷，平均温度零下三十八度以下，按规定零下四十度可以不出工，但为了赶工期，天再冷也不休息。

平顶山是一个大风口，风势常常大到十级，一刮就是三五天。刮大风时出门难，逆风行走，风让你寸步难行。顺风行走，大风让你脚不沾地，呼啦一下“飞”到十米开外，有时脚站不稳，就会被风掀翻在地。

“冷的是风、穷的是命”，从十月未开始，到次年二月底，风强劲地刮，刺骨的寒风卷起积雪吹打在人的脸上，冻得人上牙打下牙。

春风吹来之前，要在冰冻的河床上修一条拦水坝，催工期的通知像纷飞的雪花那般一张接着一张，“进度、进度、进度”在每位施工员头上戴上紧箍咒，工具却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用坎土墁、铁锹、斧子在河边劈树坎红柳，捆成三十厘米至四十厘米的圆桶，桶内装上石头增加重量，堤坝用土石方铺垫夯实，再用捆好的柳条筒阻挡急流。

一连刮了几天大风，公路上的积雪有两米厚，大雪封路，虽然离北屯只有三十八公里的路程，粮食却运不上来，人们无计可施，有人建议捕鱼。

人们拿着十字镐在冰上挖洞，洞刚一打开，鱼就往上跳，噼噼啪啪，非常壮观，鱼跳上冰面打一个滚就冻僵了，人们只管将鱼往麻袋里装，鱼非常大，麻袋装不下，人们就肩扛手抬，两个壮劳力抬一条鱼很吃力。

不到半个上午，就运回了上千公斤鱼，堆在帐篷外的雪堆上，大家都围拢来看，每个人都是欢喜的，是那种饥饿已久，面对美食的欢喜。

随即，大锅里飘出炖鱼的香味，大伙端着碗，挤在锅边，眼巴巴地等炊事员的大勺盛鱼。鱼非常肥美，汤里漂滿了黄澄澄的油珠，像金沙那样闪烁着亮晶晶的光彩，饥饿的肚子迎来了鲜鱼汤，真美呀。

人们喝了一碗又一碗，鱼反正有的是，喝完再煮，人们着实过了一把吃鱼瘾，几个人围在一起，比赛谁吃得快，谁吃得多，那清水煮鱼的美味，天上的珍馐也不换，王母娘娘的仙桃也不换。那夜，父亲吃得痛快，吃得酣畅、吃得大汗淋漓，吃得忘记帐篷外寒风凛凛，忘记自己身居何地，甚至，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磨难都抛在了脑后……

鲜美的鱼汤，撩拨着每个人的味蕾、鼓胀了每个人的肠胃，也温暖了每个人心房，人们不停地吃，这群远离亲人，戴着各式政治枷锁，背着各样人生磨难，被抛弃在大戈壁的男人们，被饥饿侵蚀的野人们，在寒风肆虐的帐篷里，在吐着火舌的柴禾旁，在经历了寒冷、劳累、饥饿后，迎来了大自然的美味珍馐，吃着喝着，相互倾诉着自己的不幸，思念着远方的妻儿老母。

帐篷里的男人各有各的不幸和苦难，饥饿了很久的男人突然有了肥美的吃食，发了昏，忘记了无时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人们称兄道弟，互吐衷肠，那鲜鱼的味道呀，实在比最醉人的酒还要醇厚。

那晚，每个人的肚子都是鼓胀的，每个人的梦都是酣畅的，父亲在梦里回到了家乡，在长江清澈的河水里畅游，身边游弋着各种各样彩色的鱼，父亲梦见了父亲的母亲，炖了长江鱼等父亲回家……

第二天，大伙从美梦中醒来，拿了大碗到厨房打饭，又打回满满一大碗鱼，晚夜的梦还没醒，只要有鱼吃，苦怕什么？累怕什么？冷又怕什么？天天有鱼吃，顿顿有鱼吃，是共产主义才有的好日子，提前到共产主义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喝完鱼汤，大伙就有气力扛起铁锹走到了风里，去修水坝、去和严寒做斗争。

中午，是一大碗清水炖鱼，晚上还是一大碗清水煮鱼，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白面馒头、玉米粒、水煮白菜，一样也没有，甚至野菜，绿色的东西一片也没有，只有鱼，清水煮鱼，加一把盐，满满一大碗，不限量，吃完还可以盛，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河里有的是鱼，雪地还有一大堆冻鱼。

如果把人们吃鱼喝鱼汤的速度与额尔齐斯河的流速相比拟，第一第二天是夏秋两季的河流，河道畅通，河水奔流向前无障无碍，人们吃着鱼喝着鱼汤是畅快的饱足的安稳的，第三天就到了初冬季节，河水尚未結成冰块，但寒意已渐渐从地层向外渗透，河岸两边初结的冰凌，河水表面悬浮着的冰粒大大缓解了水流速度，人们端起盛满鱼肉的大碗，筷子的搅动似乎没那么轻快了，同样，肠胃的蠕动也迟缓了许多，父亲的嘴里像揭开四川人的酸菜坛子那样，一股股地向外冒酸水，父亲猛力做着吞咽动作，将涌上来的酸水强压下去，又嚼了几口鱼肉，喝了一些鱼汤，进食的速度却不是抢食了，好像有人强迫他吃喝似的。

第四天清晨，父亲是被饿醒的，浑身没一点力气，胳膊腿像粗面条那样软绵绵的，但有粗面条吗？没有！别说粗面条，一片能吃的树叶也没有，草根也躲在硬邦邦的冻土里，父亲眯着眼问旁边的老吴：“老吴，今天还吃鱼吗？”老吴说：“是吧，还吃！风没停，路没通，粮运不来，不吃鱼吃什么？”父亲说：“老吴，你说这鱼也不能老吃，我现在连路都走不动了。”老吴说：“不光是鱼，啥东西都不能老吃，老吃肯定受不了，现在不是没办法吗？”

早餐，父亲勉强吃了两口鱼，喝了很多水。中午又盛来满满一碗鱼，父亲拿着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一点胃口都没有，喝一口鱼汤，使劲往下咽，差点吐出来，这汤怎么就没有前几日鲜美？再吃一口鱼肉，嚼两下就吐了出来，这白白的鱼肉怎么也没有前几日细嫩爽滑？

父亲放下鱼碗，去找水喝，一气喝了好几碗，肚子胀得大大的，又跑到帐篷外呕吐，快把苦胆吐出来了，眼泪鼻涕糊得满脸满身，冻在衣领上，硬邦邦的，抬眼看旁边，篷外尽是找水喝、呕吐的人们，这新鲜的美味的天上珍馐终于把所有的人都吃吐了。

折腾了一天整，人们都不再理会鱼汤，软绵绵地躺在地铺上，等候着雪停，等候着路通，等候着拖拉机的声音，等候着拖拉机上堆得满满的粮食。

第五天，饿得头晕眼花的人们，半死不活地倒在火堆旁，炊事员也没力气煮鱼了，他将大汤勺扔得远远的。

雪堆里的冻鱼，睁着眼睛，瞪着纷纷扬扬下不停的大雪，瞪着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那眼睛让人恶心，让人止不住地呕吐，大伙干脆闭上眼睛，全当它们不存在。

“拖拉机、拖拉机”有人在喊。

“是拖拉机，拖拉机来了”大家都在喊，在心里喊，饥饿的人们连喊的气力都没有了。

拖拉机来了，老天开眼了，大个的馒头送上来了，每个足有四百克，每人分了四个，大家抱着馒头，不歇气地猛啃。还是馒头香呀，啥山珍海味都比不过这白生生的馒头好吃。

跟你一起在戈壁流浪

一九六三年春，马兰花在戈壁滩悄悄开放，红柳像燃烧的火焰那样绚烂，父亲借了两百元钱寄给从未谋面的母亲，做媒的是父亲的同事，母亲的表姐。

不满十八岁的母亲用这笔钱，从四川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因为这里可以找到工作，拿到工资，有饱饭吃，还有一个人等着她结婚。

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子街连部操场，父亲殷勤地要帮母亲拿行李，母亲紧紧地抱着包袱不给他。父亲想：小姑娘挺有力气，不过五官还端正，养养会胖些。

母亲偷眼看了看父亲，又赶紧低下头，拽了拽表姐的衣襟说：我同意。

我分别采访了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见面啥感觉？”

父亲说：“我当时啥情况？劳教释放分子，又离过婚。只有你妈这样的傻女人愿意嫁给我。”

母亲说：“他眼睛鼻子都在笑，看起来是个好人。”

“反正是来嫁人的，嫁谁不是嫁？”母亲又说。

婚期定在国庆节，母亲跟父亲去医院做婚前检查，医生问：“多大了？”母亲说：“十八岁。”又问：“哪年来的月经？”母亲疑惑地摇头：“啥叫月经？”医生惊异：“你真十八岁？”母亲说：“真十八岁。”父亲急了：“她真十八岁，我有证明。”医生不理父亲，提笔在婚检报告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丢给父亲，父亲拿起婚检报告仔细辨认，终于认出：“发育不完全，不能结婚。”几个字，想再央求医生时，医生已丢下他们出去了。

当头一棒打在父亲头上，六十年代初的兵团，男多女少，来一位姑娘，立即有几十双光棍的眼睛盯上，如狼似虎的。不结婚，姑娘不一定能成谁的老婆。父亲希望早点结婚，母亲却不急，她刚来新疆，安排了工作，每月有四十八元收入，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疆的地真大呀，一眼望不到边，有地就可以种粮食，再也不用挨饿了，顿顿都有白面馍馍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在四川老家想都不敢想。

饿怕了的母亲，只要能吃饱饭，便是好地方。现在父亲常常调侃母亲：“别看你妈不识字，人家是有理想的，刚结婚那会她常说：‘这辈子要是每天能吃一碗面条就好了。你妈的理想是一辈子有面条吃。”

结不成婚的父亲，心里猫抓般的急，眼看着母亲高高兴兴地吃白面馍馍，迅速地红润起来，只有三个月工夫，个子长高了一截，稀黄的头发能扎成麻花辫了，在脑后荡呀荡，不知荡花了多少光棍的眼睛。有人给母亲介绍对象，对方是复员军人，根红苗正，还是团里的汽车司机。那时的汽车司机可不比现在，四个轮子一开，撩着飞扬的尘土，绝尘而去，牛得很呢！

介绍人谆谆教导母亲：“你这么漂亮，怎么能嫁给一个比你大十一岁，还离过婚的男人，那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且他是劳教释放分子，是坏人，跟着他一辈子都别想在人前抬头。”

更有人唆使表姐去找父亲：“算一算接她来新疆花了多少钱，以后还你。”

父亲心中的火苗呼呼地燃烧，表面却是不卑不亢，他笑着：“来新疆一路辛苦，嫁不嫁我，她自己决定，钱就不要算了。”

表姐看了一眼父亲，不再说话，回去对母亲说：“这人大方，嫁给这样的人一辈子不吃亏。”

母亲不晓得什么是劳教释放分子，去问表姐的父母，表姐的父亲说：“小杨能干又能读能写，是个能干的好人。”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那我嫁！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再有人来讲父亲的坏话，母亲便当耳旁风，再有其他男子来表达心意，母亲说：“我有对象了。”

国庆节后，母亲悄悄地把父亲约到河坝边，羞涩地说：“我那个来了，可以结婚了。”父親高兴地把母亲抱了起来，在风中转了好多圈，母亲感觉自己飞起来了，地上的白杨树、天上的白云都在跳舞呢。

母亲工作的基建队离团部有三十公里路，办结婚证那天，父亲本想借辆自行车带母亲去领结婚证，可当时自行车是稀罕又贵重的物件，谁愿意借给一个劳教释放分子？即使是为领结婚证这样的喜事。

三十公里路程，父亲和母亲是走着去的，开始，父亲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父亲看戈壁上的红柳花开得很美，就折了一大捆，塞到母亲怀里，两人便并排走了。一只硕大的戈壁鼠“嗖”地跑到母亲脚下，又“嗖”地跑开，吓得母亲抓住父亲的衣角。后来，他们手牵手地走，快到团部又赶紧松开。

说起那日的牵手，父亲说：“你妈的脸黑里透红，又健康又快乐，手心上长满茧子，是劳动妇女的手，这样的手能持家过日子。”母亲说：“那天，你爸的手很大很暖和，也很有力，不像是坏人的手。”

婚期订在初秋，白杨树的叶子在阳光下燃烧成金黄色的焰火。房子是新的，一大间土坯房，是连队统一盖的，有玻璃窗，但没有门。父亲弄来一大块毛毡做门兼门帘，又用土块垒成床架，借来四块木头做床板。只有两床被子是崭新的，棉絮凭结婚证可以到团商业股领到，被面是母亲唯一的嫁妆：大红色的粗平布，绣着金色而喜庆的凤凰。母亲说：“这被面很结实，被里子破了好几床它都好着呢。”被面是母亲握着一张到新疆的火车票去祖奶奶家告别，祖奶奶从箱底拿出来的，是祖奶奶当姑娘时自己织的。因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这床被面便有了传家宝的意思，我记事以后，被面被剪成方块，盖在我家的箱子上，后来被我大姐收了去，藏在她家的箱底。大姐说等她女儿结婚了，传给她女儿。

为了给新娘做一套新衣，父亲费了很多工夫，钱和布票都是借来的，供销社里花布很少，父亲买了最好看的红花布和一块蓝平布，央人给母亲做了一身新衣服，又跑到三十公里远的县城买到一双女式平口黑皮鞋。

根据母亲年轻时的相片和母亲零零碎碎的回忆，我在纸上大致勾勒出母亲当新娘时的样子：红衫蓝裤黑皮鞋，细长的麻花辫搭在胸前，笑盈盈的脸健康又快乐。我把素描拿给母亲看，母亲摇摇头说：“不像，我穿的衣服又大又肥，冬天可以罩棉衣，裤子又肥又短，只到脚脖子，那双皮鞋，我只穿过一次，太挤了，商店里只有一双三十七码半的皮鞋，可我的脚是三十九码的。”

后来，父亲无意中看到那张素描，拿着问我：“你画的是谁？怎么有点像你妈年轻时的样子。”我大喜：“真像？我妈说一点都不像。”父亲说：“神情像，你妈那时年轻又漂亮。衣服不太像，那时没这样的，太时髦了，特别是这双鞋，那是一双黑色平口皮鞋，我来回跑了六十多公里才在县城的商店买到的，你妈只穿了一天，第二天说死都不穿了，你妈是第一次穿皮鞋，舍不得穿。”

然后，父亲拿着那张画久久地看着，说了一句让我想了很久的话：“能把你妈打扮得这么漂亮，给我孤寂的灵魂一点安慰。”父亲一直记得母亲年轻漂亮的样子，记得新娘的美丽，这种慰藉到老还藏在灵魂深处。

婚礼办得极简单，一只羊腿，一副羊杂，四瓶酒，办成两桌酒席，有二十多位青年人来庆贺。说起当年的婚礼，父亲很兴奋：“我们的婚礼是当时最热闹的，有足足四公斤水果糖，是政委特批的，每个人都能吃到糖，孩子们高兴得呀，都来抢糖吃。”

“那天熄灯后，我问你妈，我今天这种状况，以及我们的家你满意不满意？你妈想都不想说：‘很满意。语气中充满了愉快。她的回答使我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紧紧地抱住了她。你要知道，在那种情况，那种条件下，有女人愿意嫁给我，还很满意，除了你妈，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父亲说完久久沉默，思绪停留在结婚那天。

婚后第三天，父亲母亲一起到戈壁上垦荒干活，有人问母亲：“你结婚前知不知道他劳教过？”母亲爽快地回答：“我嫁给他了，管他劳教不劳教的。”问话的人无言以对，旁边的父亲再一次感动得流泪。

八十年代中期，看电影《牧马人》，连续看了数遍后，父亲说：“我和你妈的事情也可以写成小说，我们的故事和剧中一模一样。”当时，我还在上中学，没有心思听父亲讲他们的故事，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安静下来写小说，写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父亲母亲婚后的生活很清贫，两人每月一百元钱，六十四斤粮，中午可以到食堂买点菜，重复着土豆、莲花白、大白菜的日子，母亲不太会做菜，经常是一锅烩，父亲总是吃得有滋有味。肉极少见，只有连队杀猪宰羊的时候，才能分到一斤半斤，蚕豆大的一点肉，母亲留给父亲吃，父亲又让给母亲吃，最后父亲用嘴咬下一半吃掉，另一半放到母亲的嘴里，母亲便喜滋滋地吃下。

日子虽然苦些，但心里踏实，乐呵得很。

但就这清贫的日子，也不能过长久，新婚不到一个月，父亲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调杨道清同志到人工牧场工作。”拿着通知，父亲莫名其妙，跑到连部问为什么，连长说：“不为什么，就是工作需要。”后来，有人告诉父亲：“什么工作需要，今年连里只盖了十二间新房，老夏，那位上海知青，他老婆来新疆了，你得腾房子给他们住。”

父亲明白，他是劳教过的人，没有资格跟上海知青争，于是，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和母亲一起清点家当。一些好朋友来帮忙，却没有什么可帮的，两床被褥，几本书，几张小板凳，锅碗瓢勺，加在一起才装了半个手推车，父亲抱了一捆麦草铺在车上，让母亲坐上去，自己推着母亲去人工牧场。

那天，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轻飘飘、冰冰凉，红柳、梭梭柴、骆驼刺还有脚下的路，一律变成白色，父亲推着母亲，数着自己的脚步，心里充满了悲凉，也充满了感激，他感激老天有眼，落魄至此，居然送来一个鲜花般的姑娘；他感激母亲，如此美丽，竟然愿意嫁给他，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愿意在这大雪纷飞的冬季，跟着他在戈壁流浪。

人工牧场离连队有十公里路，开始，父亲走得很慢，他说是因为雪大路滑，也因为他总在看母亲，他想记住母亲当时的样子，还是黑亮的麻花辫，还是如春天红柳花那样灿烂的笑颜。还是结婚时穿的红衫蓝裤，罩在很厚的棉衣裤外。后来，父亲为母亲唱了一首歌：《过河》。那是一首湖北名歌，曲调欢乐而明快，当父亲唱到：“哪个来推我吗？”母亲禁不住接唱：“还是我来推你吗？”唱完两个人哈哈大笑，因为当时的情景是父亲推着母亲。再后来，他们变得很高兴，加快了脚步，一路唱着《过河》，高兴地走到工人牧场——他们的新家。

母亲拿着我递过去的《我来推你》素描，快人快语地说：“我才不想坐车呢，坐在车上胳膊腿都快冻僵了，不如自己走着轻快。”但那天，母亲就是没跳下车自己走路，那天，母亲好像又嫁了一次，男人将自己推到了新家，飞舞的雪花和银白色的大戈壁滩是他们新婚的见证。

新家有十户人家，全都住地窝子，那是一种一大半在地底下的房子，盖起来极方便，在地下挖一个大坑，一面砌墙留门，顶上以木棍为梁，麦草和泥巴盖起，这种地窝子建筑成本极低，而且冬暖夏凉，新疆建设兵团建立初期，戈壁上到处都是地窝子。

地窝子里，父亲母亲用土块木棒搭了一张床，土块垒成一个两层床头柜，上面放日常用具梳子牙碗，一面小镜子。中间一层放几本书。一口帆布箱子，是他俩放衣服的地方。一个新家就这样安置完毕，简单而朴素。

人工牧场没有水井，吃的是渠道里的水，在渠道边挖一个大坑，名曰老坝，水从渠道里放出来，沉淀几天打回去煮开就能吃，水面上常飘着树叶，水底还长着青草，到夏天还有许多小虫子，撒一些漂白粉在里面，煮开也能喝。

人工牧场没有电，晚上数着星星过日子，有事要做时，就点上柴油灯，灯是母亲自己做的，罐头瓶为灯盏，纱布做灯芯，每夜点起，母亲做针线，父亲修理农具，有时也读书，父亲有几本藏书，《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也在其中，父亲常常读给母亲听。

人工牧场有两千亩黑油油的耕地，父亲母亲在土地上劳动，挣工分，晚上回来，各背一捆柴禾，堆在地窝子前，看着自家门前柴堆渐渐大起来，好像是了不起的财富，心里满足得很。

第二年春天，母亲怀孕两个月，父亲借了自行车带着母亲去了一趟县城，他们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母亲把头发剪成当时时兴的短发，感觉精神又漂亮，另一件是父亲母亲拍了一张合影，这是他们的第一张合影，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

父母金婚纪念日那天，父亲拿着照片到照相馆翻拍放大，和全家福摆在一起，在全家福里，父亲和母亲穿着定制的中式传统服装。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只有笑颜似当年。

丢失的文学梦

又是一年春天，一片片麦苗抽出绿油油的穗，父亲从人工牧场调回了连队，分到一间平房，在母亲的操持下，生活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天孵一窝小鸡、抓一头小猪，到了冬天公鸡杀了吃肉，母鸡留着下蛋，再杀一口大肥猪，肉和油都有了，又添置了一些家具，一个木头柜子，一个五斗橱，还花了二百三十元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算是安居乐业了。

父亲说：“我那简陋的家是我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不管忙到多晚，我必须回家，回到家里，看到老婆看到女儿，就有回到春天的感觉。”

家是父亲心中永远的春天，母亲便是执掌春天的仙女，“希望你妈能跟我过几天好日子”是父亲朴实的愿望。

为了这个愿望父亲觉得自己得好好表现，让大家看得起他，让母亲提起他，脸上就有光彩，也为今后找条出路。

“要趁年轻做些事情。”生活相对安宁的父亲，开始思索人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是父亲首先想到的。

父亲又说到了二胡，胡桃木制成的二胡，是父亲从四川到新疆的行囊中唯一与文化与精神有关的物件，也是父亲母亲的新家中看起来最像样的摆设，二胡是父亲的至爱，与母亲结婚之前，二胡伴着父亲度过了许多凄苦的夜晚。婚后，二胡更为他们简单朴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母亲说，刚结婚那会，父亲经常拉二胡，特别是在月圆的夜晚，年轻人怕可惜了那份月光，都跑到月光之下，坐在麦田里听父亲拉二胡。

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风轻轻地吹过戈壁，红柳的枝条为之摇摆，吹过田地，吐穗的麦苗随之起舞，吹过父亲母亲的胸怀，年轻人的心随之澎湃。窄小的地窝子再也留不住他们的脚步，他们要走出去，走到原野中去，走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走到洒满月光的麦田里去。

于是，父亲母亲手牵着手，提着二胡走到了麦田，在高高的田埂上坐下，“咚咚咚……”父亲轻拨琴弦，抬头看着母亲，还是那身红衣蓝裤，还是那两条荡在脑后的麻花辫，还是那双俊美的黑眼睛，那眼睛里有明亮的月光，也分明有自己的影子，看呆了的父亲忘记了拉二胡，被母亲轻轻一戳，从沉醉中惊醒，开始拉他喜欢的刘天华二胡曲。这天，父亲拉的是《良宵》，熟稔于心的曲谱，无需思索，从手与心的协作中缓缓流出。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不大相信母亲能理解《良宵》所传达的意境，我画了一张“月下二胡”素描交给母亲，又把《良宵》放给母亲听，母亲笑了，她说：“呵，我也听不大懂，那天的月亮又圆又亮，你爸拉的二胡怪好聽的，我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甜蜜蜜的。”

父亲的二胡在连队出了名，是父亲的特长，父亲想将二胡技艺发扬光大，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第一块敲门砖。

那两年，连队为丰富青年们的业余生活，经常举行文艺演出，各式各样的欢迎会不时地召开：欢迎上海知青、欢迎山东转业军人……上海知青中有许多小姑娘能歌善舞，连队组织了演出队，父亲提着二胡成为演出队的台柱子。

冬闲时，父亲要排节目演出，母亲常常去看演出，坐在第一排看自己的男人将二胡拉得风生水起，骄傲极了。后来，大姐也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当然，她还在襁褓中，常常睡在母亲怀里，在梦中听父亲拉二胡。

大姐在梦中所见到的，还有父亲写字的背影。

在土块垒成的书架上，放着父亲好些书，《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父亲从上海知青那里借来的，四大名著是父亲省吃俭用省下钱，又搭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和丰县书店买回的，这些书被父亲翻破了，故事烂熟于心，成为母亲消夜的食物，母亲最喜欢听父亲讲故事，母亲也是父亲卖弄学问的最佳对象，不识几个字的母亲对读书人充满了敬意，只要父亲读书写字，母亲总是静悄悄的，大气不敢出，看着父亲认真读书的样子，母親心里欢喜得很。

母亲说：“那时你爸可认真了，每天都读书，写笔记。如果一直坚持下去，肯定能考上大学。”在母亲心中，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算是有学问的人，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一直期盼着我们四姐弟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能考上大学，成为真正有学问的人。我因为学习好，特别受母亲的宠爱，想来，当年母亲对父亲浓浓的爱意也是从父亲日日夜夜读书的身影中萌发并渐渐枝叶繁茂的。

那时父亲做事认真，特别是读书，读书是父亲想办法出人头地的另一条途径，父亲亲眼看到一位知青因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调到团机关工作，这是一条捷径，而且绝对行之有效，当母亲知道在报上发表文章能调到团机关工作后，立即鼓动父亲动笔写文章：“团里的工作不累，天天见你看书写字，也写一篇给报上？”听了母亲的话，父亲只能在心里好笑，好笑母亲的天真，她哪里知道父亲是劳教过犯过错误、头上有帽子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报上发表文章？

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床头总放着一个小本子，流水账般的将每天的事记下来，有好笑的事、难过的事、气愤的事，他就多写几笔，有时候还加上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就是在写文章，一件两件三件令人好笑的事、令人难过的事、令人气愤的事、令人深思的事加在一起，用一条主线串起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一位作家对我说。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遇到了父亲当年的问题。在我读了几本书，写过几本日记后，心中涌动着想抒发的情绪，挥不去，又不知如何动笔，整天毛毛躁躁地在文学的边缘上跑来跑去，彷徨无助时，遇到那位作家，他对我说了上述的话和一些鼓励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父亲没有我幸运，他没有老师指导，却也无师自通地提起笔来。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很冷，雪不停地下，漫天都是眯眼的雪花，一天一地里，除了白再也没有第二种颜色。农工们不能出工，大多围在火炉旁喝酒打牌打麻将，父亲在屡次酒醉被人抬回家后，决定痛改前非，猫在家里看书写文章。翻开自己的日记，父亲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灵动。他要写文章，写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青年们在边疆支边，垦荒种田，生活多么艰苦，劳动多么辛劳，难道不应该写出来吗？

那天，父亲在稿纸上写下了一个题目《我们在遥远的地方》，他觉得这个题目又大气又贴切：我们不正在远离内地，远离亲人的地方吗？我们不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来了吗？

那天父亲完全忘记自己是劳教释放分子，是头上有帽子的人。他不停地写呀写，连母亲叫他吃饭也听不见，母亲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赶紧给父亲煮了六只荷包蛋，热腾腾地端上来。

说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在包过年饺子，父亲和我爱人擀皮，母亲、大姐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包，大家都对父亲的处女作《我们在遥远的地方》很感兴趣，纷纷要求父亲讲他写了些什么。

父亲说，是上海知青的故事，连队有三个上海姑娘思想特别进步，干活肯吃苦，经常受到表扬，我写了她们如何垦荒、如何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参加劳动竞赛的一些故事。

父亲还说，怎么写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写的时候很激动，一句一句顺着就出来了，基本不用多想。

二十年后，一位上海女知青重回新疆，和父亲母亲一起回望他们葱茏的青春岁月，说起了父亲写的文章《我们在遥远的地方》。阿姨说：“那是一篇好文章，你爸拿给我看了，我们上海知青都传看了，都说好，如果当时能发表，你爸一定会写下去，说不定你爸早成了著名作家了。”

父亲的处女作《我们在遥远的地方》最终没能变成铅字，成为知青们传看的手抄本，也成为父亲很长时间不能提起的伤痛，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父亲下笔如有神助，一气写完三四千字，已是深夜，心潮依然澎湃，不能平静，就提了瓶酒，深夜三更敲开一位上海知青家，这位上海知青大学中文系毕业，两人一起深谈到天亮。

这位知青帮父亲调整文章结构，又修改了一些语句错误，建议父亲再采访一些知青，增加一些内容，修修改改好几天，父亲终于写成一篇八千字的小说，整整齐齐地抄在稿纸上，寄到《陕西文学》，然后热切地盼望回信。

三个月后，团政治部找父亲谈话，说：“你要投稿，必须要政治部审查。”“《陕西文学》来信了？”父亲追问。“来了，说写得不错，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我们已经回信说明了你的身份，你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能投稿的。”而后，那人挥挥手让父亲出去。

父亲低着头离开团政治部，傻傻地走回连队，自行车也丢在了团部。

父亲说，那天他的情绪降到了零点，感觉一切都完了，文学完了，二胡完了，人生完了，头上的帽子太重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二胡怎么也完了？难道连二胡也不让拉了？”我问。

“也没说不让拉，就是不让上台了。”父亲说，一九六七年春节，父亲像往年一样，每日勤奋练习刘天华二胡曲，准备在春节晚会上露一手，临上台前，有人对父亲说：“上面来了规定，牛鬼蛇神一律不许上台，你的节目被取消了。”父亲呆呆地站在台下，跟了自己十几年的二胡突然无比的沉重，那份沉重直迫心脏，令他难以呼吸。

“那二胡去哪了？”我问父亲，我连二胡的影子都没见到，更没荣幸听父亲拉二胡，而且我相信，父亲把二胡拉得风生水起，一定是母亲“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种错觉。

“二胡送人了，送给一个上海知青，刘天华二胡曲谱我烧了，和小说的文稿一起，那天也想烧二胡，你妈不让。”父亲说。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秋风萧瑟，落叶缤纷，父亲拿着心爱的二胡和两本二胡曲谱、两三本日记、一沓稿纸，在麦地旁燃起一把火，一页一页地撕扯日记、稿纸、曲谱……把它们丢进火里。

最后一页撕完，父亲的泪也干了，他站起身来，拿起地上的二胡，细细地抚摸，碎了，一切都碎了，留下二胡做什么，再也不拉了。二胡正要被丢进火里，一双手环住了父亲的腰：“不要烧，送人吧？想拉了还可以要回来。”母亲说。

但这只是母亲一厢情愿，二胡送人后，父亲再也没碰过它，更没说要回来了，这两件事让父亲更加明白了阶级斗争的残酷，它是自己一生的枷锁啊，无论多么沉重，他都得背着，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工，挣点小钱，生儿育女，养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