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

【摘要】：禅让制，一个全世界最独特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是最独特的政治谋略。它为华夏文明所独有，西方并没有这样的制度和传统，甚至在英文里也没有“禅让”这个单词。唯有“abdicate”（退位），一词意思与之相近。正因为“禅让制”如此之独特，故可以说它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和进程。由于儒家经典对禅让制的褒扬，这一制度被称颂了几千年而不衰。但同时，这一制度也从未摆脱过质疑之声。本文从传说时代的禅让看起，一直看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禅让”。试图从中看清禅让制对历史的影响，发现禅让制的真相，最终对禅让制进行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禅让制；政治制度；历史真相；历史影响

一.传说时代尧、舜、禹的禅让

关于尧、舜、禹时代的“禅让”记载以《尚书·尧典》、《孟子·万章》和《史记·五帝本纪》为最详。但那个时代并没有留下文字，以至于到了春秋战时代，尧、舜、禹事迹已经成为了久远而模糊的传说。传说流传的时间越长，其内容就越会被夸大。所以，不论先秦百家著作，特别是儒墨两家如何大谈尧、舜、禹之德政，这背后的真相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战乱不断，甚至出现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这样的惨剧。为了唤醒诸侯们对“礼”和“德”的重视，儒家拼命宣传禅让制，拼命把兴禅让的尧、舜等人塑造为“圣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尧、舜之前的，同样被奉为“圣人”的黄帝等君主，实行的仍然是父子世袭的制度。那么实行禅让制的君主，就真的比实行世袭制的君主圣明吗？为何从尧开始，世袭制突然就变成了禅让制？由于秦始皇时期很多书遭到焚毁，从而加大了人们了解上古时期历史的难度，但从《山海经》和《古本竹书纪年》这两部幸免于难的上古著作来看，尧、舜的初衷可能仍然是传位于自己的子嗣。而隐藏在禅让制背后的，恐怕正是残酷的权力斗争。

据《山海经》[2]记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这句话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丹朱的称呼是“帝”。晋代郭璞对本段注解道：“《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这是《古本竹书纪年》和《山海经》相互印证的一个实例。这样的称呼说明了丹朱一定是做过天子的。《太平御览》卷六三引《尚书逸篇》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这一段说明了，舜把丹朱从天子位降为诸侯，并驱逐到了丹水。而舜同样也没什么好下场。李白所作《远别离》[3]诗一开头便说：“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众所周知，娥皇、女英二女是舜的妻子，而湘江那一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屈原第二次被流放也是流放到了那里。那早他好幾百年的舜，以及他的妻子们会去到那里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禹流放了。《远别离》一诗后面更是直接说了“尧幽囚，舜野死”。毛主席晚年批注二十四史时，在《魏文帝被利用》一条中也写下了这六个字。由此可见，上古时期还是有很多文献记录了这段被儒家称颂千年的“所谓禅让制”的历史。只要广泛阅览群书，自然会明白真相。很多先人也的确参透了其中的真相，留下了很多线索待后人去发掘。

二.王莽对后世禅让的影响

通过上文，笔者已经说明了，在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并非出于君主们的真心。而纵观史料记载，笔者只看到了一次真心的，自愿的禅让，那便是燕王哙禅位给宰相子之。但这次禅让却导致燕国大乱，几乎灭国。[4]再加上这次禅让只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北方的小诸侯国里，不具有代表性。所以笔者并不打算对它加以重点评说。笔者重点想说的那次禅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下禅让。这次禅让的主人公王莽，可以说是确立了禅让的规矩，让后世的禅让有了一个完整的范本可依。

由于时代久远且缺乏文字史料记载，后世对尧、舜、禹时代的“禅让”过程和形式都无从知晓。所以，王莽登上帝位之前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和铺垫；从推辞到接受禅让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和事件；以及最终登坛受禅要走的一系列程序；包括表、诏书等文件，都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的先例。在他之前，人们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不知道如何去做这样的事。在他之后，魏晋也好，隋唐也好的君主，都知道“禅让”是怎么一回事了，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如何粉饰自己的野心，如何遮掩自己“篡位”的意图，如何让自己的继位看起来是符合法理的。这一切，王莽都“教”给了他们。

第一，讲求出身。自身必须是皇室的亲戚。如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这样他自然就能和皇室攀上关系。第二，要先严于律己，博取名声，最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有德有才。王莽为了赚名声不惜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第三，要把自己的女儿，或者说是家族的女眷嫁给皇帝，为外戚专政打下基础。其实王政君当皇后时期，西汉的皇权早已旁落。王莽的叔叔伯伯们均位列三公，而他要做的，不过是把权力一步步掌握到自己手中，最终权倾朝野。而有了权力后，自然有了受禅的资本。王莽先是三辞封公，最终在百官上书后“无奈”接受，继而有了“赐九锡，赐车马，剑履上殿，入庭不趋”的待遇。再来，王莽又三辞封王。然后祥瑞接连不断的出现，百官再次上书，于是王莽又一次“无奈”接受，拥有了在自己封地行驶王权的资格。最后王莽仍是表面上不断拒绝，但暗地里却杀掉反对他的大儿子，毒死汉平帝，立孺子婴为太子。在弄出了天下四十万人上书的场面后，终于在南郊设坛，正式登坛，下三表，受禅称帝。[5]

三.魏晋时期及其之后的禅让

在王莽之后的禅让，基本可以说是遵循了他的那套“程序”。只不过在执行中对细节的把控不一，执行的“质量”也不一。在笔者看来，离汉朝并不远的魏晋在执行上，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魏从曹操那代便开始为受禅“打基础”。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将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最终大权在握。但曹操是一直坚持推辞称帝的，直到他儿子曹丕，终于才受禅。[6]而禅位给曹丕的汉献帝获封山阳公，在封地仍可行天子之礼，终得善终。[7]同样，晋朝也是到了司马炎那代才受禅称帝。[8]同样，禅位给司马炎的曹奂也获封陈留王，食邑万户，宫室安排在邺城 ，给予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国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待遇。其地位、待遇、结局可以说是历代亡国之君中最好的。[9]但没想到，曹奂却成了中国“禅让史”上最后一位得以善终的前朝皇帝。在魏晋时期还存着一丝“名士之风”的禅让，自南北朝后，变得越来越血腥。尤其是南朝的禅让。当然，这其中也有南朝内部中央政权不稳固，外部又有北方强敌侵扰，在内忧外患下必须杀掉前朝皇帝，以求新政权稳定的原因。但“带血的禅让”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再看北朝那边，北周将领独孤信通过嫁出三个女儿，成功把从北周到隋，再从隋到唐的禅让，变成了全是姻亲之间的禅让。[10]

而隋唐以后的禅让就更为黑暗了。唐朝节度使朱温在篡唐建立后梁的过程中，虽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才正式称帝，但当权后立马废掉昭宣帝，次年二月將其杀害[11]这一行为，开了尚没有封公封王，只是握有兵权的禁军统帅便可“佣兵受禅”的先河。后来建立后周的郭威和宋太祖赵匡胤两人纷纷效仿。郭威是在皇帝已死的情况下逼迫太后夺取国政的，[12]但好在他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开始显露出民富国强的迹象，为周世宗也为赵匡胤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可惜他的继承人柴荣虽雄才大略，但英年早逝，才让赵匡胤钻了空子。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赵匡胤接受禅让速度之快。不讲究细节，下午就登坛受禅的他，一天便完成了所有程序。这大概算是武将特有的雷厉风行吧。好在他还是讲了几分道义，厚待于柴家。

至此，禅让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虽然宋朝历史上内禅很多，但本文关注的是外禅。而接下来的元、明、清三朝，都是通过革命起义打下来的天下，建立政权的过程就是血腥暴力的。其中丝毫没有禅让什么事。这大概是因为这三朝的皇权都空前强大，极端的中央集权制抹杀了禅让制发生的可能吧。

四.关于禅让制的种种思考

虽然前文都旨在通过揭示一次次禅让背后的真相，说明禅让制的虚伪。但笔者还是觉得禅让制这一制度本身并不坏。仔细思考一下，禅让制的好处是颇多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简单明了地证明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中国是很大的，很多时候，就算你占领了都城，遥远边地的老百姓仍对改朝换代一无所知。禅让的诏书可以让他们马上明白当家做主的换了，而且至少名义上是合理合法的。再者，由王莽创立的一套关于禅让的程序和仪式是很复杂的，在很多信教的人的潜意识中，复杂让仪式多添了几分神圣，于是人们对这次禅让的接受度也高了。而禅让制最大的好处便是确保了政权的稳定交接。因为在大多数禅让发生后，新的政权基本都能接收前朝的一切。百官基本留任，朝野上下运转基本如常，不会存在大的变故，更不会发生大的动荡。这也是禅让和革命起义建立政权最大的不同之处。革命成功后，打天下的“泥腿子”们不可能不占据一官半职吧？这就必然导致前朝大多数官员被赶下台，政府重新运作起来花费的时间就多得多了。更不消说，禅让比革命少流了血，少给百姓添了很多麻烦了。

注释：

[1]以上事件都是通过《汉书·王莽传》提炼、总结而来。

[2]《资治通鉴· 卷第六十九》：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

[3]《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

[4]《晋书·帝纪第三》

[5]《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

[6]《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信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7]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新五代史·周本纪第十一》：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周。己巳，上汉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戊寅，汉刘崇自立于太原。己卯，冯道为中书令。

参考文献：

[1] 杨安平. 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 —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J]. 中国史研究， 1990， （4）： 56-64.

[2]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一卷） [M]中华书局，1992.

[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M]学院出版社.

[4] 房玄龄，晋书（第一卷） [M]中华书局，1974.

[5] 杨师群. 中华第一冤枉与“禅让制”[J]. 读来读往， 2005， （2）： 43-44.

[6] 陈浩宇. 禅让制开启的政治制度发展与政治思想发展的互动[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95-98.

[7] 曾求生.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政治模式吗[J]. 新课程（教研）， 2011， （2）： 83-83.

[8] 贾璇， 杜浩然. 进步还是倒退：关于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的思考[J]. 青年时代， 2015， （2）： 69-71.

[9] 胡觉照. 中国从没有过禅让制[J]. 传奇故事：百家讲坛下旬， 2010， （12）： 90-91

[10] 李杰卿. 中国封建王朝中的惊人巧合[J]. 文苑（经典选读）， 2012， （7）： 58-58

[11] 马云志.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禅让观[N].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