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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提法的形成过程

2016-05-30邓世平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党政干部学刊 2016年3期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

邓世平(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提法的形成过程

邓世平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提法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并决心要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军队中起“台柱子”的作用。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在艰苦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起了敌后抗战的核心与先锋的作用。到1941年,随着共产党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感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变化,毛泽东用“中流砥柱”概括了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在这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决战中,中国取得了完全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用“中流砥柱”一词进行了概括。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1]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在抗日战争的实践进程中,随着共产党地位的不断上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和提出的。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和坚强的“台柱子”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一次次地侵略中国,侵占中国土地,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这是近代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由于帝国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才对中国国情有了逐渐清楚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2]3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距离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前进了一步。当国民党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受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之际,中国共产党被迫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近十年的时间中几乎独自奋斗。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图谋已久,并且日本当时是世界少数几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在民族危难时刻,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东三省而宣言》,《宣言》不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的目的是要掠夺中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而且号召全国广大人民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与国民党政权“不抵抗主义”相反,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崛起,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在东北白山黑水的土地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和部分国民党人开始进行武装抗日的合作,这其中既有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合作,也有和原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合作,还包括和正在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合作抗日。

1935年,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华北事变”爆发。当华北危急,中日民族矛盾发展到一个高峰时,国民党政权正加紧对长征途中红军的围追堵截。大敌当前,在民族危急空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3]。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经过长征在陕北找到了根据地及落脚点后,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152-155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将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用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2]157可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起来,不仅能够正确分析国内的形势,而且自觉要成为抗日战争的“台柱子”,并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

在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以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中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9月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改变政策,放弃“反蒋”的口号,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正确方针和积极行动,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形势,对国民党集团内部主张抗日的力量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以促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告诉全党:“捉蒋介石,为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放蒋介石,也是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奔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最终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敌后抗战的“核心和先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次日,中国共产党便通电全国,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5]343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5]344,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还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6]1,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交给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以共同抗日为目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环境中日益成熟,已经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影响全国、影响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早在全国性抗战的前夜,毛泽东在1936年7月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7]毛泽东所说的这些力量就蕴藏在中国人民当中。1937年7 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进一步提出:“民力与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5]347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了全面抗战的基本主张,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5]355要求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中”[5]511,而且提出“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5]511-512对于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进程、战场的态势、作战的方针、作战的形式、决定战争的力量、战争的前途等方面都进行了判断,科学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5]515

全国性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紧紧扎根于人民中,从人民群众中源源不断地吸取力量。在抗战之初,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仅仅五万余人且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和国民党军队相比较还很弱小,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人民战争,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得到了人民特别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其力量在不断成长,在抗日战争中作用不可忽视。毛泽东指出:“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天下无敌,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5]512正是因为和人民打成一片,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迅速,由原来的微不足道成长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8]103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赴敌后,担负起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和人民一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争。1939年和1940年两年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根据地的大的“扫荡”就有109次,使用总兵力达50万以上。在朱德等人发给国民党的电报中,朱德等人道:“敌后艰苦,具上所述,而子弹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9]即使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敌后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仍坚持积极抗日。1940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三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的英勇战斗,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钳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的敌人,而其处境则是最险恶的,其生活则是最困苦的,其弹药则是最缺乏的。”[10]由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生活虽最困苦,但是面对凶恶的民族敌人,感到最缺乏的不是生活用品,而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在国共合作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发挥了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十八集团军各部,在华北是起了敌后抗战的核心与先锋的作用,这在削弱敌军军力,配合正规战,迟滞敌军向内地进攻,争取时间,准备转入反攻,以及改造华北政治机构,动员与组织华北民众等方面,都有伟大的意义。”[11]

三、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组织了105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在敌后抗击和钳制住了大量日军,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敌后战场的“扫荡”。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到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12]。日本帝国主义还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和抗战意志。在强大的日本敌人面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的军事进攻。1939至1940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1941年1月国民党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13],国共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了重大损失。

1941年和1942年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说:“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8]892面对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勇敢地面对困难,坚持抗战。毛泽东指出:“抗日的第五年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8]880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其坚韧和担当越来越受到全国抗日人民的重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又遭受一系列的军事失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国民党遭到惨败,此役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14]对日本作战的失败和对共产党抗日军队的进攻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遭受舆论广泛抨击,日益陷入孤立和被动,而中国共产党在得到国内外舆论普遍同情的同时,政治影响力明显提高。

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对于自身地位的上升是明确感知的。《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明确指出:“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检阅,皖南事变引起了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我党的地位已经提高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他象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15]同年5月14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鲜明指出:“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6]54十一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8]804-805到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军民在这场抗日民族战争的作用有了新的定位,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要像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巍然屹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都要成为统一战线坚定维护者、成为整个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对自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清晰认识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最忠实最勇敢的执行了抗战任务,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16]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无论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敬,甚至连敌人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力量和作用。1943年8月,周恩来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八路军新四军……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17]136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奋勇杀敌,“六年来全军战斗六万三千次,第六周年平均每天作战七十六次,杀伤敌伪军六十三万人,抗击敌军三十五万人,占全部侵华敌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五十六万人,占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18]如此战绩、如此抗战精神“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日寇大陆心脏的力量和基地。”[17]137-138

四、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随着抗日战争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日益成长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力量。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社论,指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19]担负着如此重要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其所领导的军队,作战更加勇敢,战果更加辉煌。周恩来在1944年演讲中说:“在最近半年内,截止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丢掉了一百零三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这样有功的抗日部队和广泛的人民政权,它已经是全中国人民解放旗帜和行动指标,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会亡。”[2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战争的战绩,甚至可以从日寇方面反映出来,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的战果报道:“敌大半为中共军,……在本年度交战的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军。在我们所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们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交战意识的昂扬。”[21]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到了现在,我们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方面。”[8]1027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8]1098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了实现中国独立和解放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在全国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要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指出:“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内战,要阻止内战。”[22]1125在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在原地驻防待命,不允许接受敌伪军的投降时,中国共产党提出针锋相对的措施,毛泽东指出:“究竟谁有权利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能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22]1139重庆谈判后,毛泽东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全国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1945年10月,他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指出:“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了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受到广大的人民热烈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22]1158

抗日战争的历史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坚强有力的捍卫者[23],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逐步发展的。在全国性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充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并决心要成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台柱子”;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赴敌后,成为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核心”和“先锋”;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以其坚韧和敢于担当,逐渐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最终成长成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在抗战结束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周恩来说过:“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24]不仅中国人民这样想,而且许多外国人,包括一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员谢思伟、戴维斯等人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曾经这样叙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自私的目的而牺牲着中国的利益,而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25]据此,他们预言:“中国之命运不属于将介石而属于他们……共产党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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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国国务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

责任编辑董瑞军

[作者简介]邓世平(1975-),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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