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

摘 要：包容性作为一个发展性概念，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是一个新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新时期对公共安全管理的要求中蕴涵着对公平与权利的包容、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对民生民富的包容等。而现实中公共安全管理依然存在的公平与公正度缺失、融合度缺失、参与度缺失、共享度缺失等问题，亟需以包容性为切入点，打碎各种排斥性制度，构建高度融合的包容性管理系统，创新公共安全管理机制。

关键词：包容性；公共安全；管理创新

不同学者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治理等角度论述过包容性的多方面内涵。包容性作为一个发展性概念，以人本、沟通、协调、参与、共享为核心，体现了经济均衡发展、社会安全稳定、不同阶层和谐共处、制度公平等要义。它不仅与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幸福中国”、“和谐社会”等理论一脉相承，还与新时期我国走入高风险社会、危机社会之际构建全新的公共安全体系密切相连。我们发现如果以包容性为一个新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有可能降低风险社会的分化与异化，消解传统社会所出现的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公，回应公共危机治理中急需解决的社会协调合作等问题，为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管理的设计和完善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相关概念阐述

（一）公共安全管理的涵义

公共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来，同样，公共安全管理活动也是伴随公共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公共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共安全管理指维护公共安全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安全政策，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实施预防、处置、恢复等行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保障生活、生产等安全的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主要角色的公共安全主体为实现社会安全的意图和目标而实施的持续不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程序的一系列活动。[1]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威胁、预防灾难，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减少损失，迅速恢复、持续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现代社会的高危险期，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包含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特别是民生矛盾突出，反映在城乡就业、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多方面，使公共安全呈现出频发性、高危性、群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也使得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呼唤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有更包容的心态与机制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二）包容性的涵义

包容一般意义上指赞同和促进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资源分配，减少社会贫困，改变社会排斥的概念、行动、政策与现实。当包容与“社会”搭配时，就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常用的概念，一般被表达为“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 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 Ex

clusion）”。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2]现在， “社会包容”或者说“社会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同方式的“社会排斥”，打破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等各种人之间的隔阂和区隔，使所有人被包容到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谋社会发展的路径，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概念的提出表明了一种更新，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他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各领域共同研究的模式和价值导向。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包容性维度分析

（一）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公平与权利的包容

根据林毅夫的观点，包容性增长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即应致力于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益。[3]这个观点正是从公平与权利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笔者认为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这种观点同样适用。公平与权利既是包容性的本质，又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安全管理条件的包容这一维度，可以以公平与权力为切入点，更为细致地分析安全管理对公平与权利的诉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价值，就体现为促进社会公平，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例如在统筹城乡安全协调发展中，城市发展用地、工业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成为城乡矛盾的焦点，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需要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好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打破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通过各项制度改革、完善，让社会不同群体平等地共享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切实推进社会公平。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多元主体的包容

政府在公共安全事务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无法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独自解决所有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社会领域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的发展，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传统界限逐渐被打破，政府已经不再是行使公共权利的唯一中心和行动主体。[4]因此公共安全管理凸现出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它代表着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必须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市场的作用，形成在协调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与各类其他组织相互依赖、资源共享，共同构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5]这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就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共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对民生民富的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标题，清楚地标明了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内容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民生是国之根本，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生得以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老百姓感觉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救济权等权利始终摆在第一位，建设和谐社会中首先以人的生命为本，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安全发展的核心。[6]中国的GDP 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 的高位增长， 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 损失高达6%，非典、禽流感、地震、海啸、暴力抢劫等等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 万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认识到安全也是稳定、安全也是生产力、安全也是最大的效益，公共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包容性缺失导致的现实问题

（一）公平与公正度缺失，导致法律法规不健全

公共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涉及的具体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地下空间、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有关社会政策与制度。我国从1954年首次规定戒严制度至今，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己经初具规模，已制定了针对社会紧急危险形势的《戒严法》、针对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防洪法》、针对火灾的《消防法》、针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安全生产法》、针对环境保护和环境灾害防治的《环境保护法》以及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实施灾害防御、应急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等措施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难以把握自己的职责定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最终伤害了救助群体的利益。

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单一灾种多，涉及综合管理的法规少。通常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往往波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单一灾种的法律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在如何实施灾害管理、如何界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危机和社会风险问题时无法兼顾到所涉群体的共同利益，难以对不同的利益分配进行协调。

（二）融合度缺失，导致职能分散，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安全部门自成体系，由于融合度的缺失，管理分散，指挥职能存在交叉，急需建立协作统一的安全管理平台。安全管理涉及的具体时间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公共社会司、地下空间、社会治安、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30多种有关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方面的安全防范内容，涉及几十个部门。[7]我国的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一般根据事故本身的性质，有不同的部门负责指挥应急管理，目前政府没有建立作为统一的关于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涉及公共安全管理的工作实际上仍然分散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政管委、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药品监督局、技术监督局、人防办等多个职能部门中。

相关职能部门分属不同系统和不同的领导，日常管理中往往习惯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缺乏管理资源和信息共享，没有统一的预警机制和协调管理平台。在这种分散管理的体制下，政府对区域内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对各种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消除，对各种危机的发生不能事先有效阻止，结果造成危机发生，同时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三）参与度缺失，导致社会动员力差

以往我国“全能政府”模式下，我国政府已经习惯于运用一体化的“限制型管理”和“配给制服务”方式来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形成了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救援体制和应急管理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有限资源，集中统一地解决危机突出问题，防止发生动乱，较快地渡过难关，特别是在应对单一公共安全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

但是这种以政府动员为主的形式，在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公共安全危机频发的局面显得效率比较低。社会动员能力的不足导致公民自发地组织和行动起来防范危机、应对危机以及灾后的恢复和重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缺乏。目前，除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样的传统组织外，我国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很少在公共安全管理中配合政府开展工作。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中社会公众作用的发挥，同时也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

（四）共享度缺失，导致信息披露缓慢

鉴于历史的原因、官僚作风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成为了一个最为学界以及公众垢病的问题。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爆发后，各级政府或媒体往往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无意地采用“捂盖子”等愚民手段，其结果，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谣言四起、众人心理恐慌的局面，从而给危机扩大化提供了一个温床，使得人民的损失人为地扩大化，政府的公共安全事件处理也陷入更为困难的不利局面。

事实证明，不确定的危机比已经确定的危机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在人们不能得到准确信息的同时，各种猜测、流言开始全国散播，不仅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恐慌，而且导致了事实上的混乱。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锁公共安全信息。如果主流信息不畅，则社会谣言四起，政府信息失去权威导，百姓心理恐慌程度和过激行动大大加剧，从而政府解决危机的难度加大。此外，政府相关人员还存在着意识缺位，缺乏自如应对媒体、有效引导舆论的能力。[8]因此，政府需要构建权威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发布平台，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正确引导。

四、包容性视角下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的战略对策

（一）加快完善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为包容性管理提供公平依据

2007年我国公布施行的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法，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共同性规范。但是应对突发事件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仅靠一部基本法律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应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公共安全管理各个环节配套的规定，完善公共安全事件等级、预防、应急准备、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具体制度；抓紧清理现行有关公用安全管理的单行法律法规，及时修改与公共安全管理事件应对法不一致的规定。

在提高社会公众自救互救意识能力方面，有些国家和法律中强调了政府应急管理责任的有限性原则，明确了社会公民的自救互救义务，如日本《东京震灾对策条例》强调了两个理念，一是“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二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保护”。[9]这一条例充分体现了公共安全管理中公众参与，第一时间自我管理的理念。在加强基层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建设方面，一些国家非常重视完善社会应急组织和队伍。

新加坡构建了社区民防系统，倡导全体市民的参与防止危险事件；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大力发展民间应急力量，支持建立各种专业性强、技能高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并把这些力量纳入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应急资源的不足。西方国家的种种经验告诉我们，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全民参与，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的预警公共安全事件，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全民出动，最大限度的挽救生命财产，才能最有效的解决突发性事件。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高度融合的包容性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依靠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从危机察觉与预警、危机决策、事件控制与处理，到提供需要支持和救助、善后等一系列工作，需要相应的机构负责，由这些机构组成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目前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根据我国国情设立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安全管理的组织系统，基本思路是：

（1）通过立法，成立由国家主席领导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作为处理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的指挥决策机构。

（2）在中央政府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危机信息的汇总与报告，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和策划组织，应对行动的实施监督，对外沟通，组织危机管理的培训和演练等。

（3）通过重组现有的情报信息机构或设立新的部门，完善危机预警系统。具体包括：可考虑建设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分布与全国、实行垂直管理的信息情报系统，已搜集、处理和分析传统“国家安全”范畴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动态方面的信息；改革规范信访机构、新闻媒体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运作，使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使信息机构的信息搜集、处理和分析工作规范化，使政府信息的报告和公开规范化、制度化。

（三）建立健全社会动员机制，促进包容性管理的参与功能发挥。主要包括：

（1）设立负责社会动员工作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可设在负责公共安全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之内，其职责包括策划宣传策略和计划、制定有关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的政策、新闻发布和政策宣传、协调传播媒体等。

（2）制定激励、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应对危机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例如：为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应对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渠道和法律保证，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应对危机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10]

（3）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协助和支持。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建立整合透明的信息管理制度，提高包容性管理的信息可获得性

（1）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要建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首先，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下常设管理公共安全信息的综合职能机构，由一个或几个部门负责人员和专业人事组成。同时建立公共安全新闻发言人制度，选定新闻发言人，以保证公共安全信息的科学管理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其次，政府信息公开要做到及时准确。政府要争取在第一时间把公共安全信息公布于众避免公众从非正式渠道获取虚假信息，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局面。信息务求准确、客观，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最后，要理顺政府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关系，促进信息的顺畅流通，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

（2）加强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新闻媒体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主体，扮演着政府“信息代言人”的角色，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保持畅通的信息联系，形成一种互动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安全的保障工作。比如，日本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11]所以，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政府必须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有效引导新闻媒体，使新闻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途径，公众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官民共同解决问题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张维平.社会学视野中的公共安全与应急机制[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2007.2.

[2] 黄刚.中国与世界双重视域中的“包容性增长”理念[J].理论与改革.2011.1

[3] 袁年兴.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与公共服务创新——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证[J].理论月刊.2013.1

[4] 王艳.社会包容视角下政府治理探析[J].社科纵横2011.9

[5] 李伟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 2011.1

[6] 兰贵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战略思考[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08.3

[7] 孙斌.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研究[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1

[8] 李荣，邬旭东.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9] 王义志.城市公共安全社会支持系统研究[D].山东大学.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

[10] 吴江.公共危机管理能力[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8年第三版

[11] 冯磊； 张明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模型的构建——基于组织整合理论的分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