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欣言　林启洋



当代女性择偶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365则女性征婚启事的内容分析

邬欣言林启洋

摘要：对2005年至2014年间刊登于五本杂志上的365则女性征婚启事进行内容分析和统计检验，发现在女性征婚者的自我陈述和择偶要求中，既有较为稳定的传统标准，也存在一些时代变化。女性自身的职业和文化程度提及率较高，择偶标准中道德品质和个性、个人素质等受到了更多关注。在社会资源方面，隐性的资源更被强调，择偶标准呈现多元化取向。在更年轻和文化程度更高的女性中，体现出了更具现代性的择偶标准。有婚史和有孩子的女性则更多地关注一些现实性的标准。

关键词：征婚启事；女性；择偶标准

一、引言

择偶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范围内依据特定的条件选择人生伴侣、缔结婚姻、形成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行为。这一行为既体现着择偶者的主观意图和偏好，又反映出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断深入，人们的择偶标准也不断有所变化。当代女性在择偶时看重哪些条件？这些择偶标准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解释这种影响？这些都是本研究关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已有的对女性择偶标准的研究可大致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类。横向研究在共时性的层面上进行研究讨论，包括男女两性择偶标准的对比研究和单独对女性择偶标准进行的研究。比如，李银河对300则征婚广告进行了定量研究，将性别差异视作一个重要变量进行比较，得出了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对方性格、身高、教育程度，也更加追求浪漫的结论。[1]韩荣炜对1989—1999年间的250则征婚启事进行内容分析，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择偶时更重视对方的经济条件、职业及生活地区。[2]殷雷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当代都市女性的择偶标准进行讨论，发现品行是当代都市女性择偶的第一标准。[3]纵向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择偶标准的变迁及原因，预测变化趋势。比如，钱铭怡、王易平等人通过1985—2000年间131例女性征婚启事的定量研究发现，随着时代发展，体现女性对配偶经济条件要求的具体内容在发生变化。[4]张海钟、刘慧珍则用文献研究总结了女性择偶标准的历史变迁，并对女性择偶标准做出了预测性分析。[5]

这些研究都是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但它们大多集中在1985—2005年这一时间段内，近期研究较少；方法以定量为主，但基本上只做简单的描述分析，缺乏更深层次的交互分析和严谨的统计检验。另外，很多对女性择偶标准的分析都通过性别差异来体现的，很少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样本进行分析。即使有，也是围绕特定女性群体展开，比如，当代青年知识女性择偶观的调查研究[6]，大龄女青年初婚与再婚择偶标准比较[7]等，对女性总体择偶标准的全面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研究选取刊登于2005—2014年间版面完整、内容清晰的365则女性征婚启事进行内容分析，描述女性在陈述择偶标准时的重点，分析不同人口学变量对女性择偶标准的影响，并试图探讨背后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2005—2014年间刊登于《现代家庭》《幸福》《人生与伴侣》《知音》《恋爱·婚姻·家庭》这5本杂志中的365则女性征婚启事为研究对象，将每则征婚启事的内容分为（A)对征婚者自身情况的描述和(B)对所征配偶的要求陈述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含年龄、身高、户口、文化程度等近三十余个变量。具体的编码方式如下：

1.基本信息：包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子女要求五项指标；

2.外貌形象：包括容貌、身高、气质三项指标；

3.道德品质：包括贤惠、孝顺、温柔、善良、真诚、正直、明理、重情专一、责任心、事业心十项指标；

4.性格特征：包括成熟稳重、开朗阳光、随和三项指标；

5.个人素质：包括兴趣爱好、无不良嗜好、文化修养、综合素质四项指标；

6.社会资源：指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显性或隐性描述，包括职业、收入、房车拥有情况、经济基础、文化程度五项指标。

编码后的数据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女性征婚者的人口学特征

在365则女性征婚者的样本中，年龄的最大值为68岁，最小值为22岁，平均值为38.4岁，31—40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占征婚者总数的42.2%。离异征婚女性占总数的51.5%，其余未提及，未婚者占28.8%。有孩子的女性占33.4%，无孩子的占51.8%，其余未提及。有50.1%的女性征婚者未在征婚启事中提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在提到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征婚者中，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女性较多，占征婚者总体的29.6%，受过中等教育（高中或职中）的占16.7%。在征婚者的职业情况上，28.2%的征婚者为私营业主和自主经营商，公司普通职员、蓝领占9.6%，教师、律师、医务工作者占8.8%，事业单位、国企职工占8.2%，公务员占3%，农民和军人均不足1%，其余的为未提及职业者。

（二）女性征婚者自身条件陈述

在征婚女性对自身情况的陈述中,除了年龄一项均有提及外，对其余提及项的频次进行排序。排在前10位的依次为：婚姻状况（89.8%）、身高（89.1%）、生育状况（85.2%）、容貌（72.3%）、职业（72.0%）、户口（50.4%）、文化程度（49.9%）、气质（45.2%）、善良（42.1%）、温柔（29%）。在女性自身情况的陈述中，婚姻状况提及率高居第一，这是由于人们刊登征婚启事的目的就是选择配偶，表明自身的婚姻状况是一项最为基本的信息。身高、生育状况和外貌分别排在第2、3、4位，可见，当代女性仍然看重自己的外形条件和生育状况对配偶的吸引力。职业与容貌的提及频率相近，位于第5位，文化程度排名第7位，说明职业和文化程度已不仅仅是男性吸引女性的资本，女性也开始以其作为自身择偶的优势。善良和温柔一直以来都是用来形容传统女性气质的词语，在女性征婚者的启事中，这两项提及率分别排在第9、10位，体现出传统的男性择偶偏好对当代女性依然存有重要影响。

（三）女性征婚者对配偶要求的陈述

女性对所征配偶的各项要求排名前10位的依次是：责任心（36.2%）、重情专一（31.8%）、健康（28.2%）、房车（25.5%）、职业状况（24.1%）、真诚（23.8%）、身高（21.4%）、性格（21.4%）、正直（21.1%）、无不良嗜好（20.5%）。在这10项提及率靠前的择偶标准中，品质和个人素质类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责任心和重情专一是女性征婚者提及最多的要求，其次是健康，再就是社会资源类的房车和职业。女性征婚者对所征配偶在子女要求、婚姻状况、生育要求方面的提及率较低，排名靠后，生育状况要求的提及率排到倒数第2位，体现出当代女性对配偶婚史和子女情况持较过去更为宽容的态度。

（四）影响女性征婚者择偶标准的人口学变量

1.年龄

对女性的年龄进行区间划分以后，将其与各项择偶标准做交互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的女性征婚者在对配偶健康状况、身高、容貌、收入、经济基础、无不良嗜好、文化修养、事业心等指标的要求上有显著的差异，如表1所示。在健康状况的要求上，年龄越大的女性对配偶的健康状况提出的要求越多。在身高和容貌的要求上，20—60岁的征婚者对配偶身高提出要求的要比对容貌提出要求的人数多，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女性征婚者而言，20—30岁的女性征婚者对配偶身高和容貌的提及率较少。在经济基础和收入这两项指标上，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女性征婚者，对经济基础的要求均多于对收入的要求。总体而言，20—30岁的女性对配偶的经济条件提及率最低，而41—50岁的女性在这项要求上的提及率最高。在事业心的要求上，年纪越轻的女性对配偶这一要求的提及率越高。

2.婚姻状况

表1　女性年龄与对配偶相关要求情况比较（%）

对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其各项择偶标准进行卡方检验，发现与年龄、户口、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文化程度、健康这六项基本信息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外貌形象、经济条件亦然。存在显著差异的是在善良和事业心这两项要求上：初婚与再婚的女性征婚者对善良这一指标的提及率分别为8.5%和24.5%（p=0.003＜0.05），即再婚女性征婚者会比初婚女性征婚者更多提出对配偶善良品质的要求。初婚与再婚的女性征婚者对事业心的提及率分别为26.4%和18%（p=0.001＜0.05）,即初婚女性征婚者要比再婚女性征婚者更关注配偶的事业心。

3.生育状况

首先，不同生育状况的女性对配偶在年龄标准上的要求存在差异。未婚无孩的女性提及配偶年龄时，要求和自己年龄均等的占18.6%，比自己年轻的占3.5%，比自己年长的占29.2%，要求男方年长于自己的比例最高；有婚史无孩的女性要求年龄均等的占30.3%，比自己年轻的占3.9%，比自己年长的占27.6%，追求年龄相仿者占比略高；有孩的女性要求年龄均等的占17.2%，比自己年纪小的占6.6%，比自己年长的占38.5%，要求年纪大于自己的比例最高。总体来说，女性在择偶时还是更偏向年长于自己的男性。

其次，不同生育状况的女性征婚者在对户口、文化程度、综合素质、文化修养、职业和正直这六项的关注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有孩的女性征婚者比无孩的女性征婚者更关注户口、文化修养、职业和正直；无孩的女性征婚者则更多地提及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

4.文化程度

对配偶的文化程度有明确要求的女性占女性征婚者总体的36.5%，其中要求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占20.6%，受过中等教育（高中或职中）的占8.2%，受过初等教育（初中及以下）的占7.7%（p=0.000＜0.001）。可见，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征婚者在对配偶文化程度的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关注配偶的受教育水平。

另外，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征婚者在重情专一和事业心这两项指标的提及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配偶重情专一提出要求的占21.5%，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提及率为32.8%，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提及率为46.2% （p=0.04＜0.05)，文化程度越低的女性就越要求配偶重情专一。在对事业心的要求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此提出要求的占23.4%，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占19.7%，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占23.1%(p=0.008＜0.05)，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多地对配偶的事业心提出要求。

表2　女性生育状况与对配偶相关要求情况比较（%）

四、讨论

（一）当代女性择偶标准的传统与变迁

总的来看，在当代女性征婚者的自我陈述和择偶标准中存在一些较为稳定的传统标准，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第一，在女性征婚者的自我陈述中，婚史、生育状况以及外貌形象被提及较多，这体现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条件仍然是比较稳定的，即年轻、生育能力强、苗条、貌美的健康女性是婚姻市场中最受欢迎的群体。同时，在女性征婚者自我描述中被强调得较多的品质特征是善良和温柔，也是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的。但是当代女性较之过去，越来越多地强调自己的职业和文化程度。李银河在1989年对中国人择偶标准的研究中认为，女性在征婚广告中不提自己收入的机会是男性的5.7倍，男性在征婚广告中不向对方提出教育程度要求的机会是女性的2.2倍。[1]也就是说，当时的女性较少展示自己的收入状况，对教育程度的要求更多是针对男性的。而在本研究中则发现，许多女性征婚者乐于提及自己在职业、经济状况、学历等方面的优势，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革新，也反映了当代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第二，在女性征婚者的择偶要求中，排在前位的要求绝大多数是品质、个性方面的，比如责任心、重情专一、真诚、正直等，这与田晓虹[8]、张海钟[5]等人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婚姻开始追求质量的提高，在择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人本精神，更加注重人的情感、品质及能力。而在这些品质个性的要求中，责任心和重情专一位居榜首，却仍然是比较稳定的传统标准。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是女性为了确保男性的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和自己孩子的抚养上而形成的生存策略。[9]大多数女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年龄大的男性，这也是符合传统婚配模式的选择。[10]另外，一直以来作为衡量男性在婚姻市场优势资本的各种社会资源类指标，比如经济基础、房车、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等，仍然是当代女性所看重的，只是相对于过去对已有的经济基础和收入的强调，现在的女性会更多地在意一些隐性的社会资源，比如职业和文化程度等。这也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源的流动性增强，通过“自致性”渠道获取或改变社会地位的能力成为一种重要素质。

第三，女性征婚者择偶标准的多元化特征日渐明显，表现为女性在择偶时更多地要求配偶具备多方面的特质和能力，择偶标准并未集中在单一的某项指标上。在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中发现，女性征婚者各项择偶标准提及率的百分比尽管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的分布趋势较为集中均匀，提及率百分比的极差（除去基本信息类外，提及次数最多的指标百分比与提及最少的指标百分比之差）维持在20%以内。而在徐安琪的研究所呈现的女性择偶标准年代差异的数据中，不论是1966年以前还是其后至1996年的30年间，女性征婚者择偶标准提及率的百分比极差都在50%左右，百分比的分布较为离散。[11]可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女性的择偶标准也呈现出层次多元、选择开放、条件兼收并蓄的特征。

（二）年龄、婚史、生育状况和文化程度对于女性择偶标准的影响

第一，在更年轻和文化程度更高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了更具现代性的择偶标准。比如，20—30岁的年轻女性比年长的女性更少提及对容貌、身高和经济基础的要求，而更多强调对事业心的要求；文化程度高的女性更多强调在文化程度和事业心方面的要求，比文化程度低的女性更少要求对方重情专一。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对社会资源的考虑方面，与过去相比，当代青年人对配偶表面的经济收入和过去累积的经济基础的考虑减少，但他们更关注学历、职业、有事业心和发展前途、学识广博及其能力等因素,而这些恰恰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能。[12][13]另外，随着女性受教育和参加劳动比例的上升,男女教育程度的差异缩小,两性在择偶标准上的差异也会相应减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强调对方与自己的学历和事业方面的匹配，也更加自信。

第二，有婚史和有孩子的女性关注更多现实的标准。有婚史的女性征婚者比初婚的女性征婚者更强调善良，而后者更强调事业心。有孩的女性征婚者比无孩的女性征婚者更强调户口、文化修养、职业和正直，而后者更强调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可见，再婚女性征婚者更加强调善良、正直这样一些好相处的、具有包容性的品质，这可能是她们基于再婚、重组家庭将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的现实考虑。而初婚征婚者由于在婚姻市场中占据着相对优势的地位，存在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其对配偶事业心的要求体现出她们对未来生活较高的期许。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1989,（4）.

[2]韩荣炜.两性择偶标准的差异研究[J].西北人口,2002,（1）.

[3]殷雷.当代都市女性择偶心理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4,（2）.

[4]钱铭怡，王易平.十五年来中国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3,（5）.

[5]张海钟，刘慧珍.女性择偶标准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代走向[J].邯郸大学学报,2010,（4）.

[6]樊珍云.当代青年知识女性择偶观的调查研究[J].社科纵横,2011,（26）.

[7]许传新，王平.大龄女青年初婚与再婚择偶标准比较[J].调查与思考,2002,（55）.

[8]田晓虹.转型期择偶模式的实态与变化[J].浙江学刊,2000,（1）.

[9] Buss D. M. Sexual Strategies: A Journey into Controversy[J].Psychological Inquiry,2003,（3）.

[10]风笑天.谁和谁结婚：大城市青年的婚配模式及其理论解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7）.

[11]徐安琪.上海女性择偶行为现状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1997,（4）.

[12]杨善华.城市青年的婚姻观念[J].青年研究,1988,（4）.

[13]田岚.当代女大学生的恋爱观和性价值观[J].妇女研究论丛,1993,（1）.

责任编辑：董力婕

Partner-choosing Standards and Factors for Chinese Women Based on a Study on 365 Personal Ads

WUXinyan, LINQiyang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365 personal advertisements published in five magazines, it was found that women prefer partners that are traditional and stable. However, results depend on women becomingincreasinglyeducated and pursuing various occupations, as well as the spouse’s moral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Younger and more educated women have more modern criteria, while divorced women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standards ofreality.

Key words:personal advertisements; female; partner preference; partner selec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再婚市场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11000302011。

作者简介：邬欣言，女，湘潭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林启洋，女，湘潭大学哲学系2013级社会学班本科生。411105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1-0061-05

DOI:10.13277 /j.cnki.jcwu.2016.02.008

收稿日期：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