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那种有体温、有呼吸的起伏感和思想的锐叫声的散文是离人心最近的文字。

这样的散文，不仅大量消耗生活积累（如同用粮食酿酒，基本是一百比一，一千比一的产出率），还会大量消耗荷尔蒙和思想资源。

你的现实人生能否为持续的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热能？你的内心是否经得起写作的尖锐拷问与损耗？

即便以散文为主要写作体裁的作者，也要警惕成为职业散文家的野心。比较务实的追求或许是，当日常生活渐趋有序和庸碌之后，能否让自己的嗅觉更细腻些，听觉更灵敏些，眼力更锐利些。当生命的虚无感日趋显现时，能否让自己的头颅更高昂些，筋骨更坚实些，心灵更自由些。

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这是很低的定位，其实也是很高的理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在《天涯》、《山花》、《大家》、《北京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和《人民文学》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近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生死故乡》等。现居成都。

金塔到酒泉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三墩乡，也像鼎新绿洲一般，大小村舍莽苍苍地散落在黄土田地与稠疏不一的杨树、沙枣树之间。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扭头看一阵子。实际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近公路边的一座村庄和它窄长的街道，排列整齐的小四合院沉浸在夕阳绿树之中，或者被浮漂的灰尘懒散充满。

每次透过车窗扭头看，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女人。准确说，那是一位少女，个子高，略胖，两只大眼睛看起来像是临近的鸳鸯池水，黑黑的，净净的；最好的该是她的皮肤，白得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掐。十几年前，第一次听说三墩乡，是在一次同乡聚会上，和我关系最近的一个老乡安志勇说，张安斌老婆就是三墩乡的。我问他三墩乡在哪儿。他说就在金塔县快到酒泉的路上。他还小声告诉我，张安斌找的老婆看起来就像是做过妓女的那种女人，脸上的脂粉至少有五斤以上，说话嗲声嗲气，听起来像是叫床。

我责怪他说，不要这样说老乡和他老婆呢？！安志勇尴尬地笑了笑，然后把头扭向窗外。

安志勇人长得五大三粗，大方脸，一双眉毛粗而厚重，嘴唇却薄得能当刀片用。我一直奇怪，这样一个外形很男人的人，怎么喜欢背后咕咕叨叨，和他在一起，听到的不是这个人的风流韵事，就是哪个人又倒霉了，摊上事儿了。他要说得准确还罢了，关键是从他嘴里成批倒出来的事儿，十个有八个不靠谱。在当年一起到西北的四十多个同乡当中，我和安志勇的家距离最近，相互知根知底，在巴丹吉林沙漠，平时俩人联系和厮混最多。张安斌虽然也是一个县的，但和我与安志勇的家距离很远，在老家时谁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谁，到这里，才逐渐地相互认识，进而交往和熟悉起来。

张安斌矮胖、浑圆，但脸庞看起来还算得上半个美男子，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几十个老乡里面，张安斌是第一个转正的。去院校培训之前，张安斌大摆筵席，把领导和我们这些老乡都喊了去。当然，在领导面前，老乡是次要的；在老乡堆里，家离得近的才是主要的。因为张安斌的怠慢，使得我和安志勇有些不满。这也是安志勇为啥提起张安斌，不满情绪就在脸上张牙舞爪的根本原因。

时间过得真快，宴席的酒味还没完全消散，张安斌就又回到了老单位，从我们这堆临时工群中一跃而起，成为了企业干部，坐在阳光刺眼的办公室里，用电话传达上级各种指示要求，用报纸消磨悠闲时光。最耀眼的，该是我们一身臭汗加班路上，看到张安斌提着小包，跟在某个领导屁股后面，或者左右侧，步速总比领导慢五分之一拍。有一次，我和安志勇穿着满是油垢的工作服去附近一个小餐馆吃饭，恰好碰到张安斌陪着单位管生产的副职领导在马路上散步。安志勇脱下安全帽，扯着嗓子就喊，安斌，安斌，过来喝两盅咋个样？

你扯啊！我扯了一下安志勇的肩膀，对他说。

安志勇身子也没转一下，就嗔怪我说，你扯俺干啥？！我说，你傻啊，没见人家正在陪领导散步？安志勇哼了一声，说，哪有啥？不就是喊他一声吗？还叫他喝酒，他要不是老乡，俺才不知道他算哪根葱呢？

安志勇还巴着眼睛看张安斌，张安斌却亦步亦趋地跟着单位副职走远了，那神态，连看一眼安志勇和也觉得费劲儿一样。

呸！安志勇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星子，扭头朝小饭馆走去。

张安斌这一个做法，在我身份转换成和他一样的时候，我才理解了他。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上下级之间。如果在老乡和领导之间任选一项，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我尽管也陪过领导，但我却没有遇到张安斌与王志勇及我那种情景。几年后，我们都长成了胡子乱翘的大龄青年。巴丹吉林沙漠浩瀚辽阔，对于写诗和探险的人来说，是天堂和福地；但对于具体的个人，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磨难与自我意义上的放逐。

腊月的一天，暴风吹得整个沙漠都像地震和世界末日。就要下班时候，王志勇来电话让我下班后去他那里一趟。相对于我和张安斌，安志勇和其他老乡最终都解决了正式职工编制问题，但还在一线。有一次和安志勇在小餐馆喝酒，都晕头胀脑的时候，安志勇叹了一口气说，你小子命好，离家三千里，不仅找到了吃饭碗，还当上了干部，恁家祖坟肯定安的好。我笑笑说，其实都一样，还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混，都二十五六了，连个女人毛都没摸到。

这确是事实，处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的单位虽然大，但常年风沙连天，一滴雨一粒雪都不下，干燥得人躺在床上就像是木乃伊；偌大的一个国营单位，黑压压都是硬梆梆的男人，女人就好像无边沙漠里的马兰花，只有在机关和通信保障单位才会奇迹般地闪电一样出现，引得无数男人全身冒火，鼻孔好像烟囱。但人往高处走的规则无所不在，漂亮女子屁股还没坐稳，就有了对象，不是这个领导的儿子，就是那个领导的侄子；别说普通工人，即使像我和张安斌这样的，也只能看着仅有的几个女子蜜蜂一样，眨眼之间就吸附在浓密、巨大的“花蕊”之中。

只能在外面找。

从单位向南，是庞大的祁连山，白雪就像男人对于女人的永恒梦想，够不着，捉不到但还是要把脖颈仰得试比天高，心跳得跟爆米花一样。我们这些老乡谁也没想到，相貌和各方面条件都很一般的安志勇，居然第一个带着一个女孩子来到了单位。那一个下午，他电话我的意思就是叫我一起吃饭。我骑着自行车，冒着乱箭一样的风沙，奔到安志勇住的宿舍楼，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饭菜香味。

饭菜是一个叫白珍珍的女子做的，我进门时候，她还在厨房忙活。安志勇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我正要开口问，他却压低嗓门说，这女孩子家就是附近的，爹娘都是当地的农民。还特意强调说，这一带棉花产量很高，一亩地可以收入近万元。白珍珍家有五十多亩地。我明白安志勇说这话的真实用意，连说，挺好，挺好的。还特别对他说，咱也都是从农村的泥坑里爬出来的，农民没啥不好的！安志勇叹了一口气，说，像俺这样的，也只能这样了。

我能看得出安志勇脸上半是不甘半是心安的表情，就像东边的暴雨和西边的乌云。我拍了拍它厚如棉垫的肩膀，小声说，找老婆不是看样子的，贤惠、体贴人、孝顺，就是最好的，日子嘛，俩人还都年轻，可以好好打拼，再说，人家白珍珍虽是农村女孩子，但家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了。安志勇说，她人倒是挺好，处了几个月，还很温柔、听话，对我也很关心。

这就对了，你还想找啥样儿的？我说。话刚出口，我就觉得有点不妥。与安志勇交往这么久，我了解他的为人和择偶取向。在他看来，农民进城的目的之一，就是娶城市老婆为妻，一来可以迅速消除城乡差别，从名义上取得城市身份，二来可能省掉诸多的个人奋斗与付出。就此，安志勇曾多次对我说，离家西行的头天晚上，他爹娘就一再叮嘱他两件事，一个是要听领导的话，一个就是娶个城里的媳妇回来。这七八年来，安志勇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爹娘的这两句话，对安志勇来说，就是皇帝的嘴巴，金科玉律。

半个多小时，就是一桌子菜肴；尽管外面狂风乱吹，天摇地动，但房间里还是暖和异常。几杯酒下肚，我才开始仔细打量白珍珍。说是打量，也不过是斜睨，借着各种时机和动作。我发现，白珍珍还真是一个美人胚子，个子细高，与安志勇形成绝妙反差；脸蛋是圆的，眉目清秀，看起来很孩子气，也和少年老成的安志勇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说话当中，白珍珍给我的感觉温柔得体，礼节周到，且还显得睿智谦和。这一点使得我大为惊异，心里忽然也跳出一点嫉妒。酒到酣处，我对安志勇说了很多话，大意是劝他要好好珍惜白珍珍，这样的媳妇，也算是他家祖坟上冒了青烟等等。

离开时候风沙停了，空气中飘满了呛人的土尘。回到自己宿舍，撒尿时候，忽然看到镜中的自己，一个满脸灰土的男人，胡子张扬得能做鞋刷子用。躺在床上，忽然觉得很悲伤，心里想到，都这么大了，喝醉了连一个给自己倒杯茶水的人都没有；甚至，二十七年玩笑一样过去了，除了中学时恬不知耻的暗恋与人生第一次遭受的爱情寂灭，在异乡和故乡，竟然没有一个异性走到自己跟前，伸手摸摸我风霜渐重的脸，也没有一个异性，用嘴唇轻触过粗糙的脸颊。

一个人的心和现实，都始终敞开着一道门，也总在有意无意地呼唤着另一个人的闯入和扎根。

几乎没有任何前兆，张安斌就要成家了。举办婚礼前几天，才电话通知我们这一干老乡。刚挂断张安斌的电弧，安志勇就叮铃铃地窜了进来，一开口就说，张安斌要结婚你知道不？我说我从哪儿知道？安志勇嘿嘿笑了一下，又说，你俩都在机关，又分别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这事咋不互相通气？像俺等贱民也就算了，他谈了对象，而且马上要进被窝里了，怎么着也得给你透个一星半点消息的吧。

安志勇的意思我明白，其中的煽动性质也昭然若揭。我半带玩笑半认真说，恋爱结婚是自己舒服的事儿，人家干吗要给我说？安志勇又嘿嘿一声，说到时候一起去。我说，这事还是提前去看看好，能帮忙的要帮忙，毕竟是老乡，在外面成家立业不容易，就相互帮衬着点吧。

安志勇嗯了几下，说行，还让我去的时候招呼他一声。

单位分南区和北区，北区多是办公场所，南区是宿舍和家属楼所在。我和张安斌虽然都在机关，但所在单位的职能不同，公寓房也便约定俗成地分在了不同的地方。张安斌婚礼前三天，我叫上安志勇，骑着自行车，穿过数十幢或陈旧或崭新的楼房，去到了张安斌所在的公寓楼。刚把车子停好，安志勇就仰着肥嘟嘟的脖子，转着脑袋看了一会儿，愤愤说，他娘的，干部和职工就是不一样，连住的楼房都有差别！我回头看，安志勇脸上的不满好像一层阴霾，不仅重，而且厚，还有几道斜斜的光。

张安斌父母和姐姐来了，正在为张安斌布置新房。因为是老乡，边干活，我们还用方言聊一些家乡的事儿，当然还有在这里的一些人事儿。但我很快发现，张安斌的父母不但不怎么快乐，且语调和神情中还有一些失望和不解。唯有张安斌姐姐，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显得很高兴，一会儿往门上贴喜字，一会儿挂门帘，摆放各类物品。张安斌父亲一直坐在窗子下的小木凳上抽烟，而且很凶；他老娘擦洗家具、玻璃和其他用具。大约半个多小时，张安斌从外面回来了，上楼叫人下去帮忙抬冰箱、电视机和其他一些电器。我和安志勇当然首当其冲，还有其他单位的几个职工，这肯定是张安斌利用手中职权“征调”而来的，一个个脸上憋着无奈，但还是要全程卖力。

忙活一阵，洗手，张安斌带我们到外面吃饭，因为忙，也没喝酒，更没有打问张安斌未婚妻的任何情况。回到自己的公寓房，心里还觉得有点堵，说不清原因，也没有确切来由。觉得房间好像很空，空得好像牢笼，虽然是暮春，也觉得四处都在冒着凉气。几天后去参加张安斌婚礼，人很多，宴席起码有六十多桌，除了一大群老乡和零星的领导，大都不认识。单位一个副职领导充当张安斌夫妻的证婚人，这没什么不可以，但他在讲话的时候，还没喝酒，脸就红得秋天的辣椒一样，说话时候还稍微有些磕巴，最重要的是他那双眼睛，几乎一直盯着衣着光鲜、喜庆的张安斌夫妇。

安志勇坐在我旁边，仰着脸，张着大嘴巴，看得津津有味。一阵闹腾，然后开始大吃大喝，新郎新娘挨着桌子敬酒。我看到，张安斌和他的新娘子先是敬了领导酒，然后才是双方父母，便对安志勇嘀咕说，这个不对，爹娘比天大，比领导更大，怎么能这样呢？安志勇一边往嘴里塞肥肉，一边嘟囔说，拍马屁呗！张安斌到啥时候都是这个德行，所以我打娘胎里出来就看不起他。

等新郎新娘敬到我们这一桌，人基本上都走了。我借着酒劲，问张安斌说新娘叫啥名字？张安斌脸色涨红，大着舌头说叫朱秀秀。又给朱秀秀介绍我说，这是俺老乡，现在计划调度处，再过几年，就是处长大人了！来来来，给处长敬杯酒！说着，就端来两大杯白酒。我也笑着说，张安斌你少扯，咱老乡，客气的都是王八蛋；再说处长嘛，也不排除那个可能，但准定是俺儿子的事儿，我这会暂且以他爹的名义盯着吧。然后哈哈笑，仰头喝完了两杯酒。

就在喝酒的空挡，我斜着眼睛看了一下朱秀秀。人长得倒是不错，有点胖，个子还可以，可就是化妆化得太浓了，眼睫毛也是假的，头发好像也多了一层。再后来，我去过张安斌家几次，发现朱秀秀确实化妆很重，即使在家里也是浓妆艳抹，说话虽然有点嗲声嗲气，但听起来并不像安志勇说的那样——像叫床。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傍晚，张安斌电话我，让我去他家，而且说有天大的好事。我说不管啥好事，你和你老婆要是管我吃饭喝酒我就去。张安斌说，吃饭喝酒算个屁，来吧！下班后，刚进张安斌家门，朱秀秀就从里屋牵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身材高，微胖，脸色白皙，眼睛水汪汪的，看一眼好像就能淹死个人。朱秀秀松开那女子的手，神情诡秘地叮嘱她说，这是你姐夫的同事，未来的处长，赶紧给人家倒杯茶去。那女子脸色绯红，低着脑袋，咬着嘴唇，迈着小步子，走到了饮水机跟前。

她叫张丽丽，二十一岁。朱秀秀开始说是她小姨妈的女儿，自己的表妹。交往后，张丽丽告诉我，她妈妈和朱秀秀妈妈是结拜的干姐妹。家也在三墩乡。张丽丽还告诉我，听她们村里人说，朱秀秀确实有几年不知道在兰州干啥，每次回家都包车，带回的钱都是一打一打的大红现金；穿的也很时尚，在她记忆当中，好像是朱秀秀第一个穿超短裤的，还有那种胸露的很多的短袖衫。她还听说，朱秀秀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同乡张安斌，是我们单位一个领导做的媒人。

这使得我浮想联翩，觉得这里面大有蹊跷。有一次和安志勇说起来，安志勇哼了一声说，俺以前说的没错吧？你还不信，现在呢？我说，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最好别轻易下结论。安志勇又哼了一声，说，除非你是公安局的！在一边的张丽丽也附和我说，俺姐压根不是那样的人！

张丽丽明显在附和我，同时也在维护朱秀秀的声誉。

附和我，因为张丽丽和我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维护朱秀秀，对于张丽丽来说，也是情理之中，当然也含有间接维护自己的意思在内。

而这时候，安志勇却和白珍珍分手了。

我不知道安志勇到底想要什么样儿的女子做老婆。一个周末，他电话我，让我跟他去白珍珍家。 我开始不想去，安志勇语气沉重地说，我一个人去不好说，你是最近关系最好的老乡，不找你找谁？我一听这话，立马答应了。

白珍珍的家距离我们单位不远，出了大门，骑自行车也就是二十分钟的时间。村子名叫双城，远离公路，很偏僻，一色的土石公路。路上，安志勇说，他想了很久，决定和白珍珍分手，理由是，他父母在老家给他找了一个对象，女方家在县城，爹在政府文教卫当领导。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没良心，和人家交往了那么长时间，说一脚踹开就一脚踹开，这个不是男人干的事儿！安志勇举着他那颗硕大的脑袋，看着前面的湛蓝天空，语气坚决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一个当官的老丈人，再想法调回去转干，过人上人的生活；和一个乡村女子结婚，一辈子留在西北，这两者相比，我当然选前面一个了！

我无语，把自行车骑得飞快。

白珍珍在家，他父母也在。我没想到的是，白珍珍父母特别开明，对我和安志勇说，他们听自己闺女说了，尽管觉得很遗憾，但人各有志，特别是婚姻的事儿；两人都愿意啥都好，有一个不愿意，即使勉强了，以后也过不好。不如早散了。我很受感动，连声夸白珍珍的父母为人好，说的是真理儿！安志勇一进门就埋着头抽烟，听了白珍珍父母的话，然后站起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沓子钱，看着白珍珍父母说，叔叔，婶子，家里爹娘的安排俺确实不敢违抗，辜负您老俩，也辜负了珍珍，这点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愿您老俩身体好，珍珍找个好对象！说完，就把钱放在了桌子上。

谁要你的钱！

只见门帘一阵席卷，一个红色影子冲进来，一把抓住桌子上的钱，朝着安志勇脸上急速甩去。

白珍珍确实很伤心，两只眼睛肿得好像被蜜蜂蜇了；尤其是她抓起钱甩在安志勇脸上的动作，好像是一只暴怒的麋鹿。情境一时尴尬、紧张起来。我正在想该怎么办，只见白珍珍妈妈一下子从炕沿上站起，顺手抄起一把扫帚，劈头盖脸地朝白珍珍身上打去，一边打还一边骂说，你就缺这一个男人吗？死妮子！你就盯着一个窝儿到死吗，死妮子。你给俺丢人还不够？

我快步上去，拦住白珍珍妈妈，夺了她手里的扫帚，拉她坐回原位。

白珍珍蹲在地上嗡嗡嘤嘤地哭。

这伤该有多深啊！我心里想。还没来得及开口，白珍珍的父亲起身，不慌不忙，捡起地上的钱，转身塞在抱着脑袋一声不吭的安志勇怀里，然后声调沉雄地说，走，走，马上给我出去！安志勇站起身，任凭钱从身上飘落，低着脑袋朝门口走，正要掀门帘，忽听白珍珍父亲大声吼说，拿上你的臭钱，老子不缺你这勺娃子三瓜两枣！

回到单位，我就电话张丽丽。说了安志勇和白珍珍的事儿。语气激动而沉痛。张丽丽当然在自己家里——三墩乡古园村。春节前，我第一次去张丽丽家。从三墩乡政府所在地白水村下车，又租了一辆出租车，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张丽丽家。张丽丽父母对我都很客气，晚上还炒了菜，喝了酒，我开始说的还有板有眼，规规矩矩，酒一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张丽丽一直坐在我旁边，我说的有点过了，她就悄悄地掐一下我的大腿或者胳膊。这点小动作，估计坐在对面的未来岳父岳母，还有哥哥嫂子肯定看到了。但在那一时刻，我觉得一种莫名的幸福，一个男人，被身边的女人用动作呵护和提醒，虽然疼了一点，但疼得有价值，舒服又安心，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暧昧气息和说不清楚的美感。

至此，我和张丽丽的恋爱关系正式定下来了。第二天，张丽丽带我去看了一个极其瘆人和恐惧的地方，那就是夹边沟，天津一个叫杨显惠的作家为此写过一本书，基本上实录了反右时候在这里饿死甚至吃人肉的死难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其中有一个地窝子，是一个上海女人住过的，多少年过去了，被褥还在，埋在黄土之下，颜色依旧；万人坑附近的黑色戈壁滩上，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白骨，好像是人的，也像是动物的。后来，我买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仔细读下来，才觉得，张丽丽和朱秀秀的村子所承载的历史惨痛记忆，比无数王朝留在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河、额济纳周边的痕迹还要触目惊心和深刻难忘。

这就像我和张丽丽的爱情。

第三天，我和张丽丽去了嘉峪关，说是买东西，实际上是耍小心眼，想单独和张丽丽一起。其中的隐秘，相信每个恋爱期的男女都感同身受。嘉峪关是河西走廊工业化程度最高，观念和风潮领先的城市，但人口极少。到嘉峪关，吃饭，买东西，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地方住下。登记房间时候，我征询性地看了看张丽丽，她把头扭向一边，看宾馆大堂里的一株水仙花。我毫不犹豫，甚至有些兴奋地只要了一个房间，拿到房卡，走到张丽丽的身边，小声说，好了，然后牵了她的手，上电梯，进房间。

这种情境，我平生第一次 。一男一女以恋爱的名义，理直气壮地住在一起，有点天赋人权的意味。进房间，我的心跳就开始加速。坐下来，抽了一支烟。张丽丽洗了一下手脸之后，一直坐在床边，两只手交叉在小腹上，扭来扭去，像是一堆小蛇。我说，你洗澡吧？张丽丽抬头看着我，脸色绯红，眼神也有些紧张和惶惑，还有一些羞涩和好奇。我又说了一句洗澡吧。张丽丽嗯了一声，摇摇头，才说，你在俺咋洗？我呵呵笑了起来，看着她说，这个时候，你最可爱了！要不我出去待会，你洗完了我再回来？张丽丽上唇挤着下唇，嗯嗯地点点头。

朱秀秀不能生孩子！

这话还是安志勇给我说的。我睁大眼睛，看着脸色粗糙，但又因为马上调回去而有些自恃和骄傲的脸。

你想嘛，那事做多了，就不能再怀孕了；要是再加上堕过几次胎的话，这辈子都难有孩子了。安志勇又说。

我说，这怎么可能？

朱秀秀和咱们一个领导也有关系，对了，就是给张安斌朱秀秀当证婚人的那个。安志勇又说。

我说，这事我都不知道你咋知道？

咳，全单位人都心知肚明，就你这人不食人间烟火呗。

我摇摇头，还是不信。

说话间，安志勇就要调走了。我置酒为他送行。席间，我对安志勇说，你这事儿真是神奇，职工调动好像是见到的第一个，而且工种岗位都不同，所在省份也不同。我不得不佩服未来老丈人啊！安志勇嘿嘿笑了一下，说，这就是权力和关系的力量，这就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也笑笑，心里滋味复杂。我很清楚，对于安志勇的自我选择，我一方面鄙夷，另一方面还有嫉妒和羡慕。在外的人，都想着距离老家近些，一来可以光宗耀祖，照顾家人，二来可以很快建立长期稳定的交际圈和关系网。这是我们老家人的一贯观念，几乎人人如此，我也不例外。

酒至半酣，我忽又想起白珍珍，便口无遮拦地对安志勇说，要不要再去珍珍家告个别啥的？安志勇咳了一声，点了一根香烟，说，还去啥呢？上次那就够了。我说，婚姻不成情意在。再说，人家白珍珍一家都对你不错。安志勇说，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八百年了，还提这个干吗？来，喝酒。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早上，我把安志勇送到大门外，看着他上了班车，骑自行车返回路上，想起昨晚安志勇说他没和白珍珍有过肉体关系，心里忽然无端觉得欣慰，也觉得，仅此一点，安志勇这个人还是可以的。

而我，却遭遇到了一件难以启齿，无法释怀的事情。那一晚上，我和张丽丽在嘉峪关有了第一次，这该是人生美事，却没想到，张丽丽不是处女，当我轻而易举地进入她身体之后，我才发觉，顿时懊恼泛起，悲哀莫名，不一会儿，就岩浆喷涌，萎缩如故了。张丽丽哭着解释说，是小时候爬树导致的；我不吭声，也下意识知道，这肯定不是真的。张丽丽见我不信，趴在我怀里哭着说，这是真的，不骗你。我还是不吭声，但在那时候，我却不想推开张丽丽，因为，张丽丽也是真心对我的。

俩人沉默到半夜，张丽丽才语气坦诚地告诉我说，去年，他在一个单位的办事处当服务员时，所长对他挺好，和她有了第一次。然后说，俺已经说了，也知道说了就不会再留住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由选择，觉得可以接受俺，我会这辈子都给你当牛做马，不可以接受，你就另在找，我不反对。至于父母那里，俺自己来解释。

就此一点，张丽丽让我喜爱，起码真心实意，敢于承担责任和错误后果；这样的女子是我喜欢的，也是钦佩的；我也相信，假若和我张丽丽结婚之后，她一定会尽心尽责，做一个好妻子。但张丽丽和那个所长的事情，却也像噩梦，时时缠绕着我，有时候半夜忽然惊叫而醒；有时候梦见张丽丽又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甚至还想到，即使婚后，张丽丽还会和那个所长有往来。

这一切，都是我无法接受的。

夏天时候，我又去了一次张丽丽家，给她和她父母送了很多吃的用的，他们一家都留我吃饭，我借口说领导在酒泉等我，就匆匆上了车，从车窗上，我看到张丽丽一直站在自家门口路边，朝载我走的车子张望。她可能知道，这一次之后，我再也不会到她们的家里来了，两个人自然开始的爱情也从此戛然而止了。其实，离开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的难受，眼泪止不住地流，还想哭，为了防止被司机看到，我一上车就坐在后座，然后装作很累的样子，把头仰在后座上，不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眼泪，看到我因为痛苦而一定会扭曲变形的脸。

没了张丽丽，我又开始了凌乱不堪的单身生活；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单位，很多同乡都成了家，老婆不是在本地找的，就是从老家带来的，也很快有了孩子，只有我还是孑然一身，上班下班连影子都觉得自己孤单莫名。隔一段时间，张安斌会喊我去他家吃饭。每次看到朱秀秀，我也是滋味复杂。张安斌虽然和我同乡，关系还可以，但这事儿是万万不能给他说的。老家人说，宁拆十座庙，不坏一门亲。两口子，两个人，只要人家自己的日子过得好，感情融洽，外人说什么话都是不对的。有几次，在张安斌家喝多了，也差点说了出来，难忍的时候，就连告辞也不说，拉开他家房门就奔了出去。再后来，为了防止哪一次喝多了冷不防说出来，张安斌再喊吃饭时，我都找理由拒绝。

就这样，我在沙漠的时光形单影只，像一匹狼，在月光的夜晚尤其哀伤，看到他人带着老婆孩子嬉闹、散步、购物的情景就躲开了。到三十一岁，我时常觉得自己老得像一块风化岩石了，稍微一碰，身上就簌簌掉渣子。对我的婚事，老家的父母也是急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安，到处托人给我找媳妇。可我这一个年龄，小的不行，差不多的都嫁了不说还都当了妈妈。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俺算是白养了；母亲说，人家谁谁谁都俩孙子了，俺一个也没抱过！

每次到酒泉和兰州出差，路过三墩乡，我都是会一片惆怅，心疼、不安、想象，还有一点后悔。总是想，张丽丽该是嫁人了吧，要是没嫁人，我是不是可以再把她作为自己的妻子呢？还想，她父母都还好不好？虽然和张丽丽相处时间很短，但她们一家人都对我不错。人都是有心的。可一想起张丽丽和那个所长做过爱，我就使劲摇头，咬着牙，果断地把头颅别过来。

大约六年后，朱秀秀给张安斌破天荒地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庆生时候我去了，看孩子相貌，和张安斌很相像；有一年春节回老家，却听说，安志勇和县里的媳妇离婚了，俩人也没孩子；而且，安志勇也没在任何单位上班，而是又回到了村里，盖了一座新房子，花五千块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一个女子做媳妇。正月初八，我趁去给舅舅拜年的时机，拐到安志勇所在的村子；安志勇一看到我，就一蹦三跳地跑回屋关上了门。我站在他家院子里抽了几根香烟，然后骑上摩托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