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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

2016-05-23卞毓方

红岩 2016年3期

卞毓方,1944年生于江苏,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早年攻读日文,专事国际新闻,长期服务于《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有《岁月游虹》、《妩媚得风流》、《雪冠》、《长歌当啸》、《煌煌上庠》、《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天意从来高难问》、《历史是明天的心跳》、《千手拂云,千眼观虹》、《金石为开》、《千山独行》、《寻找大师》、《浪花有脚》等著作问世。

他走了。不,他出逃了。1968年2月2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乘小艇偷渡香港一年之后,在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凭一只汽油桶泅海赴港两年之前,他,关愚谦,一个文革中的弄潮儿暨溺水者,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亡命徒,盗用日本留学生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从北京机场惊险闯关,南飞上海,转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班,继续向南,向南,经停羊城,折而向西,终于高蹈远遁,逸出国门,逃出生天。

次日,关愚谦现身埃及首都开罗。

一只冲破红色中国铁幕的飞鸟——是的,他在原单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仅仅是个办事员,连个科长也没捞上,充其量就是一只麻雀——瞬间成了世界瞠目的焦点。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闻风而动,包围关愚谦落脚的旅馆。哼!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小子逃得出国门,也休想逃出使馆造反派的手掌!

兹事体大。埃及警察抢先一步,把这位“非法入境者”控制在掌心——控制在一座隐蔽在沙漠中的、等闲谁也找不到的、城堡式监狱。

才出国门,便进牢门;关愚谦,真的被关起来了。

从此沦为囚犯,坐待八方折冲樽俎。

半年后,美国,当年中国的头号敌手,照会埃及,愿意接纳关愚谦入境。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接纳了马思聪。

消息是由联合国驻开罗代表传达的。在场的人,压根儿没有料到,场外的人,全世界的人,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关愚谦竟然一口拒绝。

“不!我不去美国!美国是帝国主义!”关愚谦说,“而且,美国派兵打朝鲜、打越南,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打的都是联合国的旗号!”他捎带将联合国也批上了。

冒犯联合国,拒绝美利坚,等于自己给自己拆桥。关愚谦啊关愚谦!你是脑子里进了水?你怎么这般愚不可及?!

“我也不去苏联!”关愚谦又郑重宣告,去国未敢忘忧国,他还惦着《九评》,惦着中苏论战,“苏联是修正主义,我虽然学的是俄语,一旦去了那里,同样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这辈子别想再回祖国,家人、朋友,也将因我而牵连坐罪。”

啊,明白了!明白了!正如伯夷叔齐之耻食周粟,贤者不悲其身之厄,而忧其国之劫,流亡在外的关愚谦,坚持他背叛的是江山云扰,风雨如晦,而不是民族大义。

联合国之后,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出场:“关先生,您知道吗,您的出走,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阿拉伯世界,北美大陆,苏联东欧,以及远东的日本,都被卷入了。中埃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

“我有那么重要吗?”关愚谦茫然不解。

“是这样的,”对方解释,“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您回去,美国、苏联竭力反对,埃及夹在中间,递解不是,收留也不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总理周恩来表态‘不再追究,这么一来,我们就可出面帮您一把。”

啊,原来如此。

“关先生,您既然不去美国,也不去苏联,那么您究竟想去哪儿?”对方问。

“我想去那些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比如中欧的瑞士、奥地利,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美的加拿大。”关愚谦回答。

“那好,这些国家在埃及都有使馆,我们现在就帮您联络。”

有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联络变得十分简单:首先是选定目标,然后递上入境申请,再然后,就是扳着手指头坐等。爱德蒙?唐泰斯(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的主人公)有言:人生的全部真谛,就在于“等待”和“希望”。遗憾的是,关愚谦等来的,却是失望接着失望,第一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二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三国答复,也是“爱莫能助”。

爱莫能助?既然“爱”,怎么就“莫能助”啊?你们,只要从“爱”的净瓶洒出一滴水,不要多,就一滴,便足够我关某安度余生!

咳,你怎么如此天真幼稚,亏你还在“和大”工作过。外交是什么?外交是你盯着我的锅碗我也盯着你的锅碗,你盯着我的炕头我也盯着你的炕头。事情明摆着,对于你申请入境的那些国家,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一个并无多少利用价值的逋客,一边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邦交,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窗户纸捅破,真相凸现,关愚谦顿时从云端坠落谷底。来埃及一年,蹲监狱也是一年,无国籍,无自由,也无人理,希望破灭,生命归零,“愁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早知如此,悔不该当初,一刹那的冲动,铸下一生的大错。既然周总理指示“不再追究”,莫如干脆回国自首,纵然自投罗网,也算得是代马依风,狐死首丘!

转机来了,来得是那么愕然:斜刺里蹦出一个联邦德国,申明不提供移民,仅仅从人道出发,帮他摆脱缧绁,暂时安定下来,再作转赴第三国的选择。

这事,搁在一年前,他一定断然拒绝;所谓联邦德国,在他的政治辞典,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加法西斯军国主义!搁在今天,他三思之后终于同意前往;因为当务之急,是尽快跳出樊笼!

事情就这样转换了。1969年春末,某日(狱中无日月,他已失去明确的时间概念),关愚谦从开罗机场,搭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

回想起来,整个出逃过程,简直比唐泰斯逃离伊夫堡还要惊险万分。

一切源于一念之闪。1968年2月23日下午,机关造反派召开全体大会,布置下一阶段斗争任务,作为刚刚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关愚谦被勒令在办公室反省交代。他预感泰山压顶,大祸临头,悲愤中想到割动脉自杀,工具是现成的,喏,就用平时的刮胡刀片。他哗地一下拉开抽屉,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刀片,而是一沓由他保管的国际友人护照。最上面的一本,封皮为宝蓝色,主人为西园寺一晃,乃毛泽东、周恩来的贵宾、“日本国驻中国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公子。他顺手打开,突然一愣,护照上的照片竟然和自己有点相像。咦,以前怎么没注意呢?再一翻,我的天!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这是什么兆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室内就他一人,门窗也都紧闭。

他把抽屉关上,再也关不住怦怦的心跳。他太了解自己了。他试图作出警告:这是魔鬼在诱惑!瞬间又作出否定:不,这是命运之神在微笑!

一个念头,一万个人中也不会有第二个作如是想的另类创意,就这样破茧而出:关愚谦啊关愚谦,与其坐以待毙,莫如铤而走险!

时值下午三点,他拿起电话,拨给民航售票处,预订明天经开罗转机巴黎的国际航班。

那年头,闭关自守,不与外邦往来,国际航班寥寥无几,加之票又要得这么急,搁在平常,基本没有可能。

若不可能也就算了。偏偏,偏偏民航的朋友使出浑身解数,帮他搞掂了明天的机票,从上海飞往卡拉奇。

一脚踏出,弓已拉开,没有回头箭了。

关愚谦揣上那本蓝色护照,骑上车,赶往公安局盖外宾出境公章。

当值警员不在,铁将军把门,如果公章盖不上,后续出逃的步骤就竹篮打水,明天擅用外宾名义订票的事曝光,他就罪上加罪,死路一条。

可巧,节骨眼上,外事警员老王回来取文件,关愚谦也不知从哪儿生出的急智,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骗得老王“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地敲上了公章。

随即返回机关,掐准在六点下班前五分钟,急步跨进财务科,找相熟的出纳老许,领取转账支票。

关愚谦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谁知冤家路窄,他刚和出纳搭上话,王科长就悠啊悠地晃进来了。关愚谦暗暗叫苦,王科长是他运动中的死对头,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他的马脚就会露出。

真是天助我也!王科长抬头一瞧是关愚谦,二话没说,扭头又退了出去。

领到支票,六点一刻,他想到要去储蓄所取钱。平常这时储蓄所已关门,可赶到那儿一看,哈,今天延迟到八点下班——仿佛是在专门等他。

宁非天意!

从存折中取出两百元,他又赶去民航值班室,领出预订的西园寺一晃的机票。

事情至此,仅仅完成了一半。

第二天上午,关愚谦来到首都机场。假如海关检查员小金例行公事,对他送交的“外宾”行李开箱检验(里面仅有几件中式衣服,一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把小提琴);假如他藏在厕所水箱后头的那套中式衣裤——那是为了亮出里面穿的西装,而避着人悄悄脱下的——被谁不经意地发现;假如那位与他熟悉的边防警察老刘,在归还盖好出境戳子的外宾护照时,一眼认出张冠李戴、假冒外宾的他;假如那位把守在三号登机门前,平时经常与他开玩笑的上海女孩子,不是在最后一刻,因为有首长驾到,转去二号门夹道欢迎,而是坚守岗位,蓦地叫出一声“小关”……假如啊假如,只要有一个假如化为现实,他今天就撞上了鬼门关!

你不能不相信运气!不,光说运气还不够,你不能不相信鬼神!关愚谦身履险地,如有鬼使神差,每一道关卡,他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神仙的事,笔者不敢妄言。鬼魂之说,或许有之。苌弘化碧,望帝啼鹃。文革前期屈死多少冤魂?邓拓、老舍、言慧珠、叶以群、顾圣婴、陈梦家,罗广斌,等等,等等。生前,倘有一线机会,相信他们也会选择逃生。但是,举目神州,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让他们往哪里逃啊!万般无奈,万箭穿心,万念俱灰,这才斩断尘缘,一死了之。而关愚谦竟异想天开,冒用日本人的护照鹏举鹰扬。这在当时,绝对是史无前例!一念至诚,上冲斗牛。大概冤魂也被震撼了,震撼了而且恍悟了,恍悟了而且呼朋引类,连袂如云,一路助关愚谦瞒天过海,绝处逢生,把一个只有万分之一胜算的赌注,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

在这之前,关愚谦尊崇唯物,蔑视宿命。

自打他为了寻找自戕用的刀片,发现可以利用出逃的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及至用三个钟头,办齐平时三天才能办好的出境手续,及至在机场顺利闯关,蹿上蓝天,飞离中国,驶向遥远的卡拉奇,他越来越相信:必然有一个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暗中护佑自己。

那不是天命,又是什么呢?

这边厢,关愚谦怀着前途未卜的忐忑,踏上联邦德国的土地。

那边厢,关愚谦的家人,已陷入在劫难逃的深渊。

首当其冲的,是妻子美珍。她是摘帽右派,本来就有前科,丈夫这一跑,更成了重点嫌疑对象。造反派的逻辑:夫妻通心连筋,男的潜逃,女的必定参与密谋。因此,关愚谦星期六飞遁,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美珍就被抓起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大牢一关就是六年。

其次是哥哥迪谦。他比愚谦大两岁,为人温良恭俭让,名副其实的谦谦君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甘作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一搬就搬在了一家建筑单位。他落地生根,无怨无悔,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又被搁到了领导岗位。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虽然当权,因为人缘好,处于有人“造反”更有人“保皇”的拉锯状态。愚谦这一撒脚丫子,就没人敢再“保”他了。造反派断定他是弟弟的黑高参,管你有没有证据,管你承认不承认,先扔到大牢再说。这一扔也是六年。

再其次是儿子小新。那年,儿子才十岁,爸爸逃亡了,妈妈被抓了,家被封了,他跟着外婆,待在大姨妈家。大姨妈让小新去找爷爷。爷爷是个大官,在国务院做事。爷爷见了孙子,当然心疼得不得了,俗话说“隔代亲”嘛!可是爷爷头上悬着一把剑。那年头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忠不忠,看行动。”爷爷知道周围有密密麻麻的眼珠子在盯着,只好叹了一口气,塞给小新几毛钱车费,打发他回头。

小新又回到大姨妈家。大姨父在解放军报社,住的是部队大院。院里整修房屋,砖头瓦块外加家具什物,在空地堆出了“八卦阵”,一帮顽童在其中摸爬滚打,冲锋厮杀,闹得不亦乐乎!杂物中露出一块铁皮,一个小孩把它抽出来,平铺地上,当魔毯踩,幻想自己腾云驾雾,满世界飞。又一个小孩跳上去,又一个小孩跳上去……突然,有一个小孩火眼金睛,他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不是块魔毯,那上面隐隐约约烙着毛主席的像!这下炸了锅,踩踏铁皮顷刻转化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事件!家长们闻讯围拢过来,你看我,我看你,个个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有位家长斗争经验丰富,他把在场的儿童逐个审视了一遍,发现小新是生面孔,一问,果然不是大院的,这下找着了替罪羊,不由分说,把责任一股脑儿栽到小新的头上。大姨父一看小新闯了祸,担心惹火烧身,赶紧让他去找奶奶。

奶奶住在姑妈家。姑妈在全国妇联,当着个像模像样的官,这些日子,也被整成反革命,抓起来了。奶奶见了孤苦伶仃的孙子,焉有不心伤不庇护之理!但是姑父不同意,他说:“你们关家出了这么多反动分子,我要跟你们划清界限!”姑夫把小新推出门,将他落在地上的旅行袋,直接从二楼窗户扔了出去。

这一推,就把小新推成了流浪儿。那时城墙还没拆,西直门的城墙头,啸聚着一群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物以类聚,小新自动成了他们中的一员。白天,到处混吃骗喝,得一口,是一口;晚上,以墙角、菜窖为家,以旧帆布、破麻袋当被;有时半夜饿醒,就学耗子,溜进居民楼的公共厨房,偷吃碗柜的剩饭剩菜。

小新看过印度的电影《流浪者》,他会唱那支主题歌:“我是流浪儿,我是流浪儿,流浪儿的命运真可怜!……街道马路是我的家,尘土热风陪伴着我,这样的命运我也能活,没有人疼我,没有人爱我,也没有房屋给我住,天底下没有我的安身处,人世间实在不舒服……”

昨天还是众人宠爱的小王子,转眼成了弃儿。这个世界没人要他,但他需要这个世界,起码他需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床睡。这愿望不算高吧?但又似乎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一天,小新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实在找不到吃喝,就硬了头皮,一步一步,寻到姨妈家的大院。那门口站着解放军,进不去,他就远远蹲着守。他知道外婆每天出来买菜,说不定能在门口碰见,他从小是外婆带大的,跟外婆最亲。也许苍天有眼,外婆真的从里面出来了,小新老远瞧见,拔脚冲上去,哭着喊“外婆!外婆!”

外婆看到一个黑不溜秋、脏不拉叽的小叫花子冲过来,吓了个大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她的心肝宝贝小新。才这些天不见,竟落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外婆一把将小新搂到怀里,失声痛哭。

外婆将小新带回大姨妈家。大姨妈左右为难,转而征求单位领导的意见,领导表态:“孩子没有错嘛!”一句话救了小新,这才得以在大姨妈家安身。

末了说一说母亲。家里的一切变故、灾难,最终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早年,丈夫离家出走,一去就没有回头,她独自一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跑到不知哪国去了,儿媳妇坐牢了,大儿子也坐牢了,女儿成了反革命,孙子下落不明,女婿大义灭亲,不仅公开检举揭发女儿,还跟大儿媳妇勾搭到了一块。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她不知道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晓得,自己的儿女绝对是好人;再就是,天垮地垮,自己不能垮,这个家的所有担子,从现在起都要她一人挑!

请记住这样一幅画面:通往郊外监狱的黄土路,日头苍黄,脚步沉重,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口角噙了一缕被风吹散的白发,左手拉着外孙,右手牵着外孙女,胸前挂着一个饭盒,目光焦灼而又坚定。她这是去哪儿?日头知道,半空的浮云、路边的野花知道,连杨树上正在搭窝的乌鸦也知道,但见它朝老太太注目片刻,“哇!哇!”高叫两声(口一张跌落了叼着的树枝),扭头朝前方飞去,那模样,像是在抢着给他无辜罹难的儿子报信:“你的老妈妈来给你送牢饭啦!”

当初到德国,是说好了拿她作跳板,临时过渡。谁知一旦住下来,就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击中,他有点乐不思蜀,晕晕然,飘飘然,陶陶然。这情感是不对头的,他怎么能变成这样?

嗯,他是爱上了德国。

关愚谦启蒙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在教会的学校中浸泡长大,从里到外,都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模式塑造的,他娴熟英文,能歌善舞,风度翩翩,倜傥不羁;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专攻俄文,学习是认真的,或者说是玩命的,于政治却若即若离,不像某些人那样一拍即合;工作在中央财政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他习惯于以洋对洋,和人家打成一片,不分内外,不分彼此;后来到“和大”,负责外事联络,这工作可以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他是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应付裕如。凡此种种,在他是天然本色,尽其在我;在掌握他命运的上司眼里,却成了“问题分子”,毛病一抓一大堆,诸如个人主义、风头主义、自由主义、目无尊长、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等等。

然而到了联邦德国,人,还是这个人,作风,还是这个作风,关愚谦发现,一切恰好颠倒了过来,曾经的弱点、缺点、污点,一夜之间,都被漂白成优点。此话怎讲?请看:

正是由于他的骑士脾性,绅士风度,才与萍水相逢的汉堡大学刘教授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后来又经其推荐,在汉堡大学中文系谋得一个临时助教,一个暂且栖身的平台;

正是由于他才华横溢,热情奔放,而又入乡随俗,因洋施教,才在教学上一炮打响,获得学生的热烈爱戴,并在日后顺利谋得正式教职和终身教职;

正是由于他的博学多识,倜傥不羁,才一举俘获德国少女佩特拉的芳心,印证了古语“天涯何处无芳草”;

正是由于他的“白专”功底和玩命精神,才敢在不惑之年从零开始攻读大学,并最终拿到连许多德国人都望而却步的博士学位。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物性未变,地性异也。

难怪,若干年后,他的哥哥迪谦来到德国,考察了半年,得出结论:“愚谦,你这辈子就给我在欧洲待着吧!中国不适合你。”

德国并非一切都好,比如德国人的傲慢、冷漠、刻板,常常令关愚谦头疼不已。头疼之余,他也没忘为德国辩护:人家这是讲规则,讲纪律,讲契约。德国人说话算数,一诺千金,雷打不动。相比之下,在中国,关愚谦回忆:“从上到下,我对这个社会有一种不信任感。见什么风,说什么话,吹捧、阿谀、奉承,当面笑得跟见了亲人似的,你根本不知,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傲慢、冷漠、刻板的德国人,偏又笃守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在德国大学得到如火如荼的复制,就是一例——然而在故国呢?关愚谦反省,昙花一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最终异化成大张旗鼓的钓鱼执法。五七年,他因转抄了别人的大字报(还是在组织的授意下),险险乎被打成极右分子!

幸亏身居高位的父亲出手相救,他才被降级处理为“中右”,发配青海劳动改造。

一改造就是五年,差点赔上小命,仍是在父亲的斡旋下,侥幸回到京城。

文革风暴乍起,为响应“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号召,他拿起笔,作刀枪,奋勇向单位的走资派开火。未曾想,祸起萧墙——他的妻子揭发了他,为和母亲从前的一个女学生合影的事——正好授反对派以柄,旋即成为万炮齐轰的“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右派翻天”、“混进造反派的黑手”、“跳梁小丑”!大难临头,浩劫将至,他效法古人“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冒死出逃。

逃是逃出来了。如今回过头来看,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祖国就一无是处?

决不。说来奇怪,离开中国越远,越久,他似乎越来越看清了中国,理解了中国。这感觉十分神奇,不似脱胎换骨,胜似脱胎换骨。关愚谦的观点,有点近似于日后台湾的李敖。他剖析:中国的最大问题,是革命成功后,没有及时转上建设轨道,而是执著于阶级斗争,斗散了人心,斗垮了经济。但是(万事总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再也不做亡国奴,再也不准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来到上海的黄浦江边耀武扬威,中国人不是站起来了吗?而且,1964年,中国的核试验爆炸成功,它的影响太大了。这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骄傲。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足以让过去一百年来欺压中国的侵略者们目瞪口呆!”

人在一夜间可以白了华发,古例有伍子胥;人在一夜间可以成熟长大,今例有关愚谦。他是为逃避迫害而流亡番邦,他到了番邦,却又在各种场合,包括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华文报刊开设专栏,坚持为中国说好话。

关愚谦的政见,引起德国某些反华分子的不满。他们说:你既然这么热爱中国,为什么还要逃到西方来?你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度,怎么懂得几种外文,还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1981年,在去国十三载,感觉上仿佛经历了十三个世纪之后,关愚谦获准回国探亲。

神州乍暖犹寒,天气半晴半阴,所到之处,谅解与敌意并存,谅解是主流,敌意是支流,有人,当然是极少数,还抓住他的“叛国”辫子不放,扬言要把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1983年,天,看起来更高更蓝了,风,吹在身上,更清更爽了。关愚谦应邀乘游轮环航世界,“欧洲号”,新下水不久,巨无霸,途中经由香港至上海,他的任务,就是向乘客揭开华夏古国的神秘面纱,宣扬她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多好的差事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个人。但是支流也者,少数人,依然纠缠纠结于过去,企图阻挠他在上海入境。

这是最后的冬雪。

局势说变就变。曾经,在逝去的三十年,将近三分之一世纪,国人一边唯马列马首是瞻,一边又大批特批崇洋媚外,而今,马列立国依旧,随着国门打开,大伙儿,只要有一点儿门路的,就作大串联状,作洋插队状,呼拉拉往外跑。

关愚谦这一家,是出国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首先冲出国门的,是儿子小新。他走的是外婆家的门路。文革落难,是大姨妈收养了他。文革落幕,二姨妈从美国回来探亲。天啊!他居然有个二姨妈在美国!这在从前,是谁沾谁倒霉的“海外关系”,移在今日,则是谁有谁“先得月”的“近水楼台”。那是1980年,国门刚刚启开一条缝,小新就顺着二姨妈这条线,飞往了旧金山。

随后是姐姐的女儿朱蕾。唉,父母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大知识分子,可怜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头,她高中都没能读完,以“准大老粗”的身份,在一家木材厂“光荣”着。“光荣”到后来,高考恢复,知识又增值了,她终因基础太差,落榜,不得已求助舅舅,打算到德国读大学。哪知德国更严,没有高中文凭,想进大学,门都没有!愚谦只好退而求其次,帮她申请了汉堡一家语言学校。

朱蕾之后,是她的弟弟朱锋。朱锋小,从小吃的尽是“社会主义的草”,长大也在一家工厂“光荣”着。姐姐去了德国,他的红心开始浮动,渴望向西方飞。他努力自学英文,三年后,踩着姐姐的脚印,也来到汉堡。

朱锋之后,是他的妻子范冰。她没有学历,也不懂外文,先是拿一个旅游签证,到德国观光。这一观光就眼界大开也茅塞顿开,归国前,她精心设计了一个绕道美国回北京的线路,理由是有个表姐在洛杉矶。范冰到了洛杉矶就滞留不走,赤手空拳在那儿打开了天下。

反过来又急坏了朱锋。从前是一中一德,现在是一德一美,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一个两地分居。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既然出来混,就不用再考虑回头。德国和美国比较,当然是后者更具吸引力。你说巧也不巧,这节骨眼上,恰好她的母亲赴联合国任职,他就走了这个后门,顺顺当当地去美国和妻子团聚。

在这期间,愚谦同父异母的妹妹沂谦,与她的儿子,以及堂姐慧善的三个女儿,也都相继走出了国门。

该出国的,差不多都出去了吧。姐姐敏谦因为是中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又一度到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任职,自是全世界到处跑。就连哥哥迪谦,一介典型的老夫子,一家党刊的总编辑,也在五十六岁那年,跑到欧洲开洋荤。

啊,还有保尔,愚谦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可不提。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计算机专家,一个偏才,怪才,大才。他不适应体制,总想飞。第一站到了汉堡,以他的身份,访问学者,无法打进当地的研究机构;第二站去了香港,香港的舞台比内地大,但还没有大到让他尽兴施展的地步;第三站去了美国硅谷,这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造化就是这么弄人,进入本世纪,出国留学、创业,已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你到神州各地转悠,哪儿不是从娃娃起猛抓外文,为的是长大与国际接轨。所谓外文,主要是英文。所谓与国际接轨,主要是与老美接轨。哈,你再上互联网瞧瞧,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不是你有我有他也有的海外关系,也不是自抬身价、挟洋自重的海归,而是老婆、儿子外派,资金外流,以及让人在心头打一个大大“?”的裸官。

世事嬗变如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忙坏了哲学家,累坏了诗人,都说要跳出“庐山”,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可有谁能彻底摆脱地心的引力?唯有上帝高高在上,洞察尘寰,但是,上帝他老人家不接电话。

关愚谦本色近于诗人,他作事没有多少“理论”概念,全凭“感觉”驱使。于是乎,世人看到,这个当年的“叛国分子”,如今的德籍华裔学者,在垂暮之年,重新回到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上海,置房安居。

关愚谦说,他的先祖为三国时代的猛将关羽。此乃国人修谱惯例,实实虚虚,虚虚实实,寄寓着一种名门望族的情结。关愚谦又说,他的高祖为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关天培。这话我信,因为有案可稽,关天培的侄儿为关晏,关晏的第三子为关在田,关在田有子名锡斌,此即愚谦的生父。

关锡斌的血管里流淌着列祖列宗的热血,1919年,他在天津师范学院读书,五四运动爆发,他挺身响应,姿态激进,为军阀政府逮捕;出狱后,与周恩来、邓颖超共同组织“觉悟社”;是年底,经周恩来建议,与徐特立、向警予、恽代英同船赴法勤工俭学。稍后,周恩来也到了巴黎,两人同居一室。

1921年,关锡斌转美,深造学业。周恩来继续留在巴黎,谋重整神州之伟业。两位老友再度相逢,已是十多年后,那时,关愚谦辗转各地从事抗日宣传,周恩来则是叱咤风云的中共领袖。由周恩来介绍,关锡斌加入了共产党,化名管易文。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关愚谦陪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居然认出他是关锡斌的儿子,说他长得活像他青年时代的爸爸。

1971年,关愚谦在汉堡,因为思家心切,致信新华社驻伦敦办事处,希望政府宽大为怀,法外施仁,准许他浪子回头——前提,是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信一发出,他就懊悔了,深知自己闯下了泼天大祸,不可能平安着陆。没多久,新华社驻波恩首席记者王殊,奉命找关愚谦谈话,针对他的活思想,王殊说:“你既然有顾虑,就不要着急嘛!又没人逼你。首先你要完全打消顾虑,想好了再回去。但是在欧洲,要多做些对中国文化有益的事,不要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1998年,事过境迁,关愚谦在北京拜访退休的王殊大使(1974年出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听他讲:“实际上,这是外交部长姬鹏飞的意见,不要勉强你回来。”他的夫人插话:“我看,这不是姬鹏飞的意见,他当时也不敢下这个决定,肯定是周总理的意见。”王殊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关愚谦的母亲姓言,名忠芸。言氏家族也大有来头,可上溯到孔子的弟子言偃。这都是宗谱上的讲究,心理上的自尊。说到婚姻,下面一条更为实际:她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她本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既为书香门第,又为新潮知识女性。因此,在关锡斌留美返津,两人一见倾心,惺惺相惜,很快共结连理。

这桩婚姻,她为关家生育了两男一女,留给自己的,则是永久的创伤。

还有什么好说呢?分手了,她也恪守为夫君讳——前夫,也是丈夫啊——他只是浪漫大于责任,大到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言氏年纪轻轻独守空房,终老没有再寻伴侣。

前面提到,1971年,在波恩,新华社记者王殊找关愚谦谈话,王殊当时刚从国内出来,带给他母亲的一封信。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借用老杜的诗意,在他,则是“风波连三年,家书抵亿金。”然而,展读之下,他又心生疑窦,通篇,没有一句牵肠挂肚,嘘寒问暖,只是一味劝他回家,这哪儿像母亲的信?这是党报的社论,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太直截了当了吧,太革命化了吧。愚谦猜测,这是按照别人的授意,不是母亲的真心话。

总归母子连心,母亲没有让愚谦彻底失望,她在信封的底层,塞了一方小小的折叠纸,里面包了一张照片,是母亲自己的,属于那种常见的证件照。母亲信里没有明说的话,都由这张照片代言了。愚谦捧着它,眼发热,心发烫,手发抖……啊,母亲从千里万里之外,悄悄地,不露声色地,也是心照不宣地,走进,走进他的心窝……都说母爱如水,愚谦这一刻才明白,母亲清澈而凝定的目光,流泻着故园的五湖三江;都说母爱如山,愚谦这一刻才恍悟,母亲多棱而多褶的额头,叠映着故国的三山五岳。母亲啊母亲!您就是五湖三江!您就是三山五岳!

1981年,关愚谦终于踏上返国省亲的路。终天之恨,母亲没能等到他回来,母亲魂断在三年前。“娘在最后两年,得了痴呆症,她常对人说:‘我到底有几个儿子啊?怎么我已经记不得啦!”那天,在天津舅舅家,姐姐敏谦半是安慰半是责怪地告诉他。

舅舅立马反驳:“姐姐什么事情都会忘记,但是,愚谦,她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北京那样的政治环境里,她怎么敢提到愚谦的名字,可是一到天津来,说到愚谦她就老泪纵横。我劝她说,愚谦早就命里注定,浪迹天涯。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就把郭老(沫若)给愚谦写的诗背给她听:‘灵峰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抟风去,苍茫万里征。这首诗,是我到北京愚谦家,在他卧室的墙上看到的,印象特别深,现在看来,郭老真是大师,一语成谶。”

母亲是1978年过世的。回头再说那年夏天,很难说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天,确切的日子,愚谦记不得了,但那梦境,它刻骨铭心,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深夜,大梦沉沉,华夏已近拂曙,欧洲犹在混沦,沉沉大梦中,愚谦忽然听到母亲的呼唤,声音弱而细,传自极远,极远,却又清清晰晰,字字入耳:“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有一刻,他还隐约看见,母亲披散着头发,张开双臂,仿佛在和他作最后的告别……“娘啊!娘!您千万不能走!”愚谦一跃而起;原来是梦,窗外冷月在天。

心口急跳,汗毛直竖。难道是母亲万里迢迢托梦?难道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难道……愚谦心乱如麻,一时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他翻身起床,扭亮灯,翻出母亲寄来的那帧小照,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找出画纸、画笔,凭着梦中的记忆和照片的轮廓,精心实意,画了一张母亲的肖像。

数月后,南京大学精研易学的张家懋老先生来访,他站在那幅肖像前,审视良久,告诉愚谦:“你把她老人家的灵魂画出来了,她一生一世的印迹全在这里。”

人生何处不相逢?但看有缘无缘。

1973年,关愚谦在汉堡大学立足初稳,利用暑假,赴美作学术访问。那天,他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在夏志清教授的陪同下,楼下楼上参观了一圈。结束,握手告别,准备离开了,可是电梯作怪,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愚谦性急,干脆从楼梯往下走。到了二楼,碰到三位中国同胞,一男二女,男的发白如雪,正在指手画脚,操的是普通话,中气十足,字正腔圆。咦!声音听来恁熟?仔细一瞧,这不是上海乐姨父家的小秃吗(出生时头发稀少,家人昵称小秃),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说起来,小秃和自己一般大,都是1931年生,今年不过四十二岁,头发怎么就白成了这样呢?关愚谦眼前闪过乐姨父——他出逃时带的那把小提琴,正是乐姨父当初赠送的——嘿,难怪,乐姨父是少白头哪,小秃的白发得自遗传。

“小秃!”关愚谦脱口大呼。

小秃看清是关愚谦,顿时也愣住了,两眼瞪得溜圆。

一出“沪上遗梦”,一出“天涯惊生”;前一出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后一出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敢情是上帝特意安排的吧。”关愚谦想,“如果让我做梦,我肯定梦不到,但是上帝让电梯怠工,逼得我走楼梯,这才有了今番奇遇。”

1977年,也是暑假,女友佩特拉要去台北学中文,关愚谦送她到香港。他俩临时决定,在当地办理婚姻登记。为什么选择香港登记?这又要说到德国人的死板了。根据德国法律,关愚谦要与佩特拉结婚,必须提供出生证明、未婚或离婚证明,以及护照。而关愚谦空手出逃,一无所有(在此之前,虽然获知美珍已单方面与他正式离婚,但他无法证明),因而被阻止在婚姻殿堂之外。而香港就通融得多了,护照之外(关愚谦实际拥有的,只是一本“无国籍者居德旅行证书”),仅仅各需要一位证婚人。

意外的欢乐也伴随一丝意外的烦恼:对于他俩,这两个少得不能再少的证婚人,却构成一道新的难题。你想,香港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到哪儿去找这两个角色啊?

关愚谦和佩特拉游荡在闹市,茫茫人海,人海茫茫。突然,佩特拉拉了拉关愚谦的袖子,指示他看前方一个行人,那是一位大个子,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显得十分突兀,走路一摇一摆,旁若无人,那姿势,像极了他们的一个熟人,谁呢?李永敏,五六年前,在汉堡留过学。愚谦提起嗓子,试探地喊了一声“小李!”,那人闻声止步,转过头来,哈!果真是小李!

男方的证婚人解决了,正应了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女方呢?到哪儿去找一个德国人?佩特拉把手一摊,调皮地说:“实在没办法,就到德国领事馆借一个;或者,随便在马路上拉一个,管他是哪一国的,只要是白种人就行。”

玩笑归玩笑,离预定的登记日只有两天了,女方的证婚人还是空缺。那天上午,愚谦到港大图书馆,恰好碰见一位德国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教授克劳斯?斯特尔曼,他是利用假期到香港查阅资料的。愚谦喜出望外,一把抓住他,激动得直想跳舞——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

1991年,关愚谦到日本旅行。多少年来,愚谦心上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当初拿了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出逃,不知给他,以及他那位年高德劭的父亲,带来多少麻烦?在东京,愚谦设法联系上了西园寺一晃。

甫见面,愚谦立即躬身赔礼。

一晃紧紧握住愚谦的手,说:“护照的事,我不怪你。我父亲也不怪你。他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非常反感,大白天在家,都把窗帘拉起来,怕看那些戴高帽游街的场面。你出逃后,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登门向我们道歉。”

“总理骂我了吗?”愚谦急于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伤了总理的心;也想从侧面证实,是总理网开一面,救了他的命。

“总理没有骂你,只是再三道歉,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他一位好朋友的小儿子干的。”

啊,总理提到他是“一位好朋友的小儿子”,政治家的弦外之意,虚响之音,相信西园寺公一老人心领神会。

“那你没有护照,是怎么回日本的呢?”

“这事十分戏剧化。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交,缺乏正常渠道,周恩来总理就派船把我送到公海,和日本派来接我的船会合,我就从这艘船,跳上那一艘船。”

最后说一说季羡林先生。老人家和关愚谦,按说八竿子也打不着,可是,地球太小,又太圆,记得是2002年,那时,老人家还住在朗润园十三公寓,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听说过关愚谦吗?”

我愣住,未往下答。

“就是那个文革中用西园寺公一儿子的护照,从首都机场跑掉的。”

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当日在北大,听过军宣队的传达。说来也巧,西园寺公一的儿子叫西园寺一晃,北大经济系的留学生,很帅气的小伙子,我认识他,还和他打过乒乓球。

“关愚谦后来跑到德国,在汉堡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季先生告诉我,“他的博士导师,傅吾康,是我的朋友。”

傅吾康?这名字似曾听说,一时想不起来。

“他是个德国人,原名叫Franke Wolfang,中国名字叫傅吾康,研究汉学,娶了个中国老婆,我留在哥廷根的几大箱书,就是托他运回来的。”季先生解释。

“这事,您《留德十年》中没有说。”

“这是后来发生的。我起先是认识他的父亲,福兰阁,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我1946年回国,进了北大,傅吾康大概是1948年 ,也进了北大,教德语,我们很熟。”

话题又回到关愚谦,季先生说:“他现在是德国的名人了,写了一本回忆录,出了德文版,又出了中文版……”因为有后客到,我起身告辞,谈话没能继续下去。

事后,我买到了那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2014年8月,在上海书市,我又购到了它的最新版本,是东方出版社出的。对于读者,新版的特色,在于它恢复了老版删去的某些涉敏文字(时间专治一切涉敏顽症);对于关愚谦,还在于它将书的副标题“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改为“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

关愚谦曾为此作出解释:老版的“叛国者”三个字,是王蒙加上的,王蒙认为这样有卖点。但是,无论书买得多好,我总有点不舒服,正如摘帽右派,也仍旧是右派,“叛国者”打上引号,也仍旧是叛国者。因此,再版时将它改成“浪迹天涯”。这不是一个词的改动,这是斗转星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