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卫建平

死神四次向我招手的经历

文/卫建平

右为卫建平。身后是1972年在建的紫阳任河铁路大桥桥墩。

1970年至1971年，陕西省政府动员征集了25809名69、70届城市初中毕业生组成了“三线学生民兵（简称‘三线学兵’）”奔赴陕西“三线”战场，他们以十六七岁的稚嫩之躯，担负起了共和国的建设重担。我就是这“三线学兵”队伍中的一员，并且经历了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情和厄难。

滚石惊魂

这一次遇险发生于1971年春一次上山砍柴返回的途中。

记得学兵连当时的生活用柴是花钱购买的，先由司务长或上士与公社的生产队谈妥之后，再进行付款，然后连队的生活班就可以进山砍柴了。

刚开始砍伐的时候，那些人迹罕至、堪称原生态的山林是学兵们的乐园。不但“柴”源丰富，费不了多大功夫就可以完成任务，而且满山的野果可以尽情享用，漂亮的山鸡、不知名的小兽、吓人的蟒蛇也经常可以看到。然而，即使是金山，也有“吃空”的时候！大树砍完了砍小树，小树砍完了砍灌木，灌木砍完了挖树根（有时候碰到难挖的树根还会用炸药来炸，轰隆一声，硕大的树根便会凌空飞起，挺过瘾）。树根挖完了、炸完了，就只能收拾那些最难弄、却又不得不弄的刺棵子了。往往一两个月的时间，偌大的一面坡、巍峨的一座山就彻底改变了林木繁茂、葱茏浓郁的原貌，成了秃子的脑袋，光溜溜的十分难看。那时候，人们根本不具备什么环保意识。直到后来，我们所住的温家沟发生了一次可怕的泥石流，夺去了一位部队文书的生命，人们才隐隐约约感觉到砍树和灾难的关系。

吊装桥梁

且说那天，我们上山就遭遇了无柴可砍的状况，没办法，只好收拾那些刺棵子。所谓刺棵子，就是那种类似于藤条但又比藤条细，浑身长满了硬刺的植物。因为扎得人受不了，所以很难把它们紧紧地捆在一起。那天，我咬着牙在背上压了一座“柴山”，颤颤巍巍地下山了。山间的小路只有一尺来宽，头上是高山，脚下多是悬崖或陡坡。当我气喘吁吁地走到一处悬崖边上，突然看到悬崖下几十米深处有3位铁道兵战士手指着我在厉声高喊。因为太远，我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于是便不管不顾地只管往前走，想快快走过这段狭窄的山路，到前边稍宽一点的地方卸下“柴山”再说。然而就在此刻，头顶的陡坡上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我的心猛然一紧，直觉告诉我：可能会有危险降临！本能的想抬头观看，却又被背上的“柴山”挡住了视线，急得我心都快蹦出了嗓子眼！就在这一刹那，只听得背后“嗖”的一声，一块足有三五百斤重的巨石紧贴着我的大腿滚下山去，一棵碗口粗的柿子树被它拦腰砸中，竟齐刷刷的断成两截！

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都没能爬起来，直到被一位专门从山上下来的山民扶起来时，我的腿还在哆嗦。山民连声向我道歉，说在山上平整土地时不小心将巨石碰下去了。事后，我庆幸自己在看到沟里的军工向我惊呼时没有片刻犹豫就朝前疾走，如果那时我迟疑那么零点几秒，大概就会粉身碎骨了。

右为卫建平。身后为1970年至1973年期间，在紫阳温家沟内所住营房。

病魔缠身

我的父亲是医生，还是一位民主人士，“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莫须有”的帽子，备受打击和凌辱。我们临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造反派严密看管的“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我了一包药（有合霉素、氯霉素、地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看到我疑惑的目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把这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有沉吟，他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这些药会救命的！”说完了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临出门的一刻，父亲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头为之一震——那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眼神和表情，疼爱、担忧和无奈交织在他那张因精神压力和营养不良而略显浮肿的脸上，与平时的严肃和冷漠判若两人。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被应验了！然而被救的却不是我。

1970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导致拉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因怕疼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可我知道，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也许因为父亲是医生的缘故，我们家在饮食方面特别讲究卫生。大凡生吃的东西必须反复洗过、晾干，再用棉球蘸着60度以上的烈性酒涂擦一两遍之后才能入口。如果是葡萄、枣子等不易用白酒棉球涂擦的水果，则必须用沸水反复烫过才能食用。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宁可让嘴里漾满口水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我必须把馒头皮剥掉以后才吃。也许正是因为这特别的卫生习惯，所以在全连70%以上的战友都在“红白痢疾”的摧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仍然很幸运的作为健康的强劳力，被安排在施工的最前线——虽然我当时的体格很瘦小。

但是，面对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万状的战友，我的心却也时时的被内疚所煎熬——因为我有药，我本可以把药拿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和我关系较好的战友，我更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甚至不敢直视他们蜡黄的脸庞和无神的眼睛！终于有一天，我把父亲的殷殷嘱托丢到了一边，“鬼鬼祟祟”地拿出了一部分药，悄悄地分给了我的两位要好的战友。除了悄悄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外，还特别“羞涩”地叮嘱他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这里有药。令人惊奇的是，父亲交给我的药竟然出奇的灵，两位战友服药不到两天，痢疾便止住了！看到他们终于有力气站起来了，我内疚的心也悄悄地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这里有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位拉的快要死去的战友像找到了救星，接二连三到我这里来求药。看到他们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有气无力的样子，面对他们可怜巴巴，几乎是乞求的眼神，我根本硬不起心肠拒绝和隐瞒，反而像做错了事似的，红着脸把父亲精心包装好的药一包包、一瓶瓶地拿出来分发给他们，每发一个人，我都会一次次难为情地嗫嚅着叮嘱他们：“可别再告诉别人啊！”

就在这一次次尴尬的叮嘱中，在战友的情谊和给自己“留一手”的矛盾中，在同情、怜悯的天性与父亲的特别嘱托激烈的碰撞中，药包渐渐见了底，最后，连四环素、地霉素等与肠道传染病不太对症的药也都发完了。我陶醉在服药以后病愈战友对我的千恩万谢中，却又困窘在无药可给时战友那怀疑的目光里。直到我把那个印着“战斗在襄渝线上”的绿色旅行包翻了个底朝天，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地铺上以证明我的“清白”时，失望的战友才讪讪地走了。看着他们病弱佝偻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怕的痢疾仍然继续在各个帐篷里蔓延。那势头，好像不和每个人都“过一招”它决不会善罢干休！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躺倒，我不免隐隐地感到了一丝恐惧：药没了，如果痢疾病魔哪天不幸光顾到我，我该何以应对呢？痢疾的阴霾终于有一天黑压压地罩住了我，而且那阵势与病势似乎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和严重。

我得痢疾的直接原因是从紫阳县城背粮回来以后喝了一碗蒸馍水。尽管这蒸馒头水已呈混浊的黄绿色，入口也已有些苦咸，但仅仅因为还有点热乎气儿，我仍然如饮琼浆玉液似的把它喝干了。然而喝下去没多大一会儿，我的肚子便开始疼起来，头也有些发晕，接着便如翻江倒海一般地开始呕吐。也许因为我的体内已经潜伏了若干痢疾病毒，也许因为超负荷的体力消耗和亚硝酸盐中毒的双重摧残，当天下午，我便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3天。听胡大银后来说：体温最高时已达41.5度！且不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惟独能听清楚的一个字就是“爸”。胡大银不解，说人在遭难时多是不由自主的喊妈，你怎么光喊爸？我无语，他不知道连我的潜意识都知道只有爸和爸的药能救我。

3天高烧刚见消退，来势凶猛的痢疾便开始了。起初拉的全是暗红的血，一天至少拉二三十次，腹部一阵阵地绞痛，两天以后又有了黏白的脓液——典型的中毒性红白痢疾，拉得我几次晕厥在了厕所！那些天，我时时会感到生命正在走向终结的恐惧和悲哀，战友们上工走了以后，我常常会蜷缩在帐篷里哭成泪人儿。我才17岁啊！我死了，爸爸妈妈会有多难受啊！每每在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爸爸在当时说出那两个“一定”时的语气为什么会那么异样的沉重。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每天我都挣扎着到连部找胡大银扎针，足三里、合谷、气海、关元，每天都是这几个穴位，疼、麻、胀、酸、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感觉已深深烙在了我的“神经根”上！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的意志变得异常坚韧。当我拉到第10天的时候，胡大银一反往常的不耐烦，留针的时间很长，而且一次次的捻针、弹针、加针，显得特别有耐心。收了针以后，胡大银长叹了一口气，向我翘起了大拇指，十分深情地看着我说：“小卫，你真行！”然后，他从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摸索出了两头紫皮大蒜，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说：“如果怕辣，就把它烤了吃。不怕辣，就生吃，生吃的效果会比烤着吃好。”那一瞬间，我眼眶里倏然间盈满了眼泪。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两头大蒜该是多么贵重的救命良药啊！不知道胡大银珍藏了多长时间，又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舍得拿出来给我的，正如我当初把药拿出来救别人的命一样！我如获至宝地回到帐篷里，趁着没人，立刻把那两头蒜全部剥了皮，空着口嚼了，心口和胃里霎时像着了火一样，“烧”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把地往下流。

不知道该归功于胡大银的银针还是大蒜，拉到第12天半时，赖在我腹内的痢疾病魔终于被赶走了！于是第13天早晨，我就被动员加入了背粮的队伍。好在这次只到瓦房店，比紫阳县城近了20多里，而且指导员怕我出事，一直在后边紧跟着我，时不时地还能替我背一会儿。在瓦房店的磅秤上，我伤心地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下了85市斤，比患病前整整少了20斤！

学兵使用风镐作业（隧道内削边墙根部，俗称清根。）

被人替死

1972年初，紧张的“三胜寨”隧道施工正在进行中。有一天，我被临时指派配合军工14小队的3名铁道兵战士清挖边墙根部，简称“清根”。所谓清根，是指隧道边墙的底部深度在掘进中不一定能达到工程的技术和质量要求，需要在浇注钢筋混凝土之前补充清挖。和旁边的地面高度比起来，它实际上更像是一条沟，而这沟里还积着许多的污水。我们4个人分成两拨，两台风镐，两把铁锹，轮换作业。在风镐、铁锹欢快而强烈的“交响乐”中，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近中午时分，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就差脚下一小块地方清完就可以收工了。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了“内急”，便把风镐交给与我临时搭档的刘姓铁道兵战士继续凿挖，然后便急急地跳上地沟去找地方“出恭”。按说隧道里无女性同胞，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哗哗”一解完事，但那天不知中了什么邪，鬼使神差的我偏要煞有介事的找个背人的地方，最后找到离工作点六七米远的一垛近一人高的枕木后边，这才搓了搓手上的泥水，准备“放松”一下。就在这时，突然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猛烈的气浪和碎石骤然掀掉了我头上的安全帽，惊得我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及至回过神来，就听得声声惨叫从工作点传来，只见弥漫的硝烟中，刚才和我一起干活的铁道兵战士有一人正手脚并用的从沟里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发出凄厉的嚎叫，那叫声，听着叫人毛骨悚然，另一人则躺在水沟里一动不动，至于和我搭档的刘同志则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我猛然意识到：一定是风镐打到“瞎炮”上了，沟里的污水下面，你根本想不到暗藏着什么样的“杀机！”

听到反常的爆炸声，正在洞内施工的铁道兵和民工都惊慌失措、不管不顾地往洞外跑，而靠近洞外正在打混凝土的学兵为了救人，却都争先恐后的往洞内跑，于是形成了两股截然相反的人流。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冲到事故现场，忍受着呛人的硝烟，先把那位受伤昏迷的战士从水沟里拖上来，之后便去寻找我的搭档——刘同志。然而奇怪的是，找遍了周围的坑坑洼洼也不见他的踪影，只依稀看到地上散乱着一些带血的布屑，硝烟中透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这时，冲进洞内的学兵已经陆续赶到了现场。听我说了情况之后，一排长先安排几个学兵把两位受伤的战士抬出去，剩下的人便和我一起寻找刘同志。最后才在我们的工作点对面、隧洞的那一边已经支好的边墙模板后面找到了刘同志的尸体。只见刘同志头冲下卡在模板与洞壁之间，露在模板外面的腹腔已被爆炸掏空……真是太惨了！稍稍犹豫之后，我成了第一个把刘同志背上后奔向洞外的人。在拼命的奔跑中，我的泪水混着汗水滚滚而下：刚才还生机勃勃、说说笑笑、共同战斗的刘同志就这么一瞬间变成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且，如果不是那蹊跷的、突然而至的“内急”，死的应该是我啊！那夺去刘同志生命的“瞎炮”当时应该就在我脚下的污水中隐藏着、狞笑着、虎视眈眈着，可那神秘的“内急”却阴差阳错地将我带离了它的身旁，于是刘同志成了我的替身。

现在，留在我心目中的只剩下刘同志年轻而生动的笑脸了！这笑脸，将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陪伴我走向生命的永远……

吊装桥梁

水电催命

那是1972年初春，几天前一场早来的春汛咆哮着将已经编好待用的重量应该有一吨多重的钢筋笼从河滩加工场地冲到了河床里。洪水退后，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把钢筋笼从河水里打捞上来下到二号桥墩沉井桩坑里，为打混凝土做好准备，防备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而至的下一场洪水再将它冲走。

打捞拖拽钢筋笼的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一排。在尝试用绳子拖了几次收效甚微之后，我们急了，便纷纷跳到了河水里。当时虽已初春，但天气乍暖还寒，棉衣还没有脱，河水更是冰凉刺骨，一跳下去，便剧烈地打起了寒颤，但我们咬牙坚持着，紧紧围在钢筋笼两边，岸上用绳子拽，我们则在水下肩扛手推一起使劲。一、二、三呐，一、二、三呐……随着震撼山岳的劳动号子，钢筋笼开始一寸一寸地向岸上挪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泡在冰水里的身体由起初针扎般的疼痛到渐渐麻木，最后感觉血液都停止了流动，浑身抖得无法控制，头也开始发晕，意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喊号子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两片嘴唇成了无声的翕动，可我仍在努力坚持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巨大的钢筋笼终于被拖出了水面，在岸上战友们的欢呼声中，我们挣扎着爬上岸后便“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相继昏倒在河滩上。

突然，背部一阵剧烈的灼痛将我刺醒。还没等我睁开眼睛，身体又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同时听见有人大喊：“有电！有电！”接着，我便又一次昏死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奇怪地发现自己怎么会浑身光溜溜地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床上。忍受着浑身的疼痛和极度的虚弱，我本能地挣扎着刚动了一下，便听见有人惊呼：“醒了，醒了”！随即，看到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军帽的铁道兵卫生员，围在他身后的战友们立即微笑着向我簇拥过来……

后来，在战友们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我昏倒在河滩上以后，被刘继林等战友背到了工地的动力（380伏）配电房里，放到了配电箱下面的木板上，因为我浑身都是水，而木板下的密集电路又绝缘不好，使我在冻昏以后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触电事故。幸亏发现及时，立刻把我送到营部卫生所抢救，才使我又多了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

借此机会，我要真诚地补上我的感谢。如果没有战友们争先恐后地及时抬我送医，如果没有营卫生所军医和卫生员们的全力抢救，也许我会成为烈士，像119位少年捐躯的学兵战友一样，静静地长眠在连绵巍峨的大巴山深处，守望着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浇铸的襄渝铁路，守望着一列列满载物资和欢声笑语的列车从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铿锵驶过。

所幸，在坚持完成了襄渝铁路的建设任务、在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之后我还是回来了，只是在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不管时光多么漫长，也难以把它们抹去。如今把它们写下来，旨在告诉世人：曾经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那么一群被称为“三线学兵”的少年儿郎，在那崇山峻岭深处浴血奋战，慷慨贡献了壮丽的青春，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谱写过一曲气壮山河的胜利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