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花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高职院校殡仪专业学生社会支持对死亡态度的影响研究
——以人格特征为中介变量

梁小花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为探讨高职院校殡仪专业学生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之间的关系，采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埃克森人格问卷，对殡仪专业273名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殡仪专业学生死亡态度总体比较乐观；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因子和死亡态度中的逃避因子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社会支持水平通过人格特征间接影响死亡态度，神经质是社会支持和逃避接受之间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对死亡态度有预测作用；人格特征中神经质因子在社会支持对死亡态度的预测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高等职业院校；殡仪专业；死亡态度；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中介变量

态度是个人对特定对象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通常认为态度包括认知、行为和感情三种因素。死亡态度的特定对象是“死亡”，由于死亡在心理学、宗教学和生物学中附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发展至今，死亡态度的内涵扩展到正、负向态度两方面，正向态度包括自然接受、趋近接受等，负向态度包含死亡逃避、死亡恐惧等[1]。最早的死亡态度研究可追溯到1936年Middleton开展的一项对大学生死亡态度的调查，特别是1967年“死亡恐惧量表”的问世引发了西方学生对死亡态度的大量研究。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对死亡态度进行研究。医护人员、殡葬行业工作者等是接触死亡的可能性最高、涉及死亡话题最频繁的人，长期在此情境下工作，不仅关乎自身心理健康状况，而且他们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家属对死亡的认识和感受。已有研究对大学生或者护士专业群体死亡态度的研究成果较多，鲜有研究殡仪专业学生的死亡态度，本研究将殡仪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对死亡态度的影响，分析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及死亡态度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为殡仪专业学生的生命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为其成为正式职业人做好充分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

社会支持是以个体（被支持者）为中心，个体及其周围与之有接触的人们（支持者），以及个体与这些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支持性的活动）所构成的系统。查阅相关文献，国内研究没有系统涉及到社会支持系统对死亡态度的影响研究，只有关于“有无比较谈得来的家人亲戚或良师益友”、“心中烦闷时倾诉对象”等类似社会支持系统因素对死亡态度的影响研究，其结果都在逃离导向的死亡接受分量表得分上有显著差异【2】。李慧明[3]、程利娜[4]、吴文峰[5]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对其社会支持的获得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人格特质的内外向和神经质两个维度上，外向人格和神经质维度得分低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的获得水平高，而内向人格和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大学生社会支持获得水平低。关于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之间的相关，一致的结论是外控型人格倾向者其死亡恐惧、死亡焦虑高于内控型人格者[6]。根据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对死亡态度有预测作用；（2）人格特征是社会支持影响死亡态度的中介变量。

一、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采用随机取样法，对高职院校殡仪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3份，有效率为91.0%。其中男生127人，女生146人；殡仪服务方向（简称服务方向）115份、防腐整容方向（简称防腐方向）58份、殡葬设备方向（简称设备方向）50份，陵园设计方向（简称陵园方向）50份；一、二、三年级人数分别为98人、90人、85人；年龄为17-24岁。

（二）研究工具

1、死亡态度描绘量表[7]

近年来，由Gesser，Wong和Reker编制的“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在台湾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在华人背景下也有很高的信效度，在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避接受5个因子上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6，0.88，0.65，0.97，0.84，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1，0.61，0.64，0.95，0.83，而且它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8]

由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有十个条目，分数越高表明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订。将第4题中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中的“夫妻”改为“恋人”，同时删去了“儿女”一栏；第6题和第7题中的“配偶”改为“恋人”。

3、艾森克人格问卷[9]

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称EPQ），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编制，包括内外向（E）、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N)和精神质(P)三个基本维度，此外问卷还有一个效度量表，即掩饰性（L）。1983年修订的版本共85道题目，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答“是”或“否”，分别统计E、N、P、L的原始分数，再转换成标准T分数。问卷的a系数为0.77～0.88之间。

二、结果

（一）殡仪专业学生死亡态度的现状分析

表1.殡仪专业学生死亡态度的现状分析

由表1可知，在死亡态度的五个因子中，被试自然接受因子分最高，得分较低的是趋近接受、逃避接受和死亡恐惧。通过方差分析表明，专业方向之间的自然接受因子分有差异（F（3,269）=3.63，p＜0.05），其它因子上则没有差异。

（二）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的相关分析

表2.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的相关分析

从上表2可以得出，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子（E）和测谎因子（L）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因子（N）显著负相关；与死亡态度中的逃避接受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子（E）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因子显著负相关，与趋近接受因子显著正相关；神经质因子（N）与死亡态度中的趋近接受和逃避接受因子显著正相关；精神质因子（P）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逃避、死亡恐惧、趋近接受和逃避接受呈显著正相关；测谎因子（L）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趋近接受和逃避接受因子呈显著正相关。

（三）社会支持对死亡态度的影响：人格特征神经质的中介效应

由前文中的相关分析可知，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因子和死亡态度中的逃避接受因子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符合检验中介效应的基本条件，下面即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表3 神经质（M）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注：Y为死亡态度的逃避接受因子，X为社会支持，M为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因子，其中死亡态度为因变量。SE表示标准误，*P＜0.05、**P＜0.01。

图1 神经质的中介效应模型

由表3可知，假定殡仪专业学生神经质特征是社会支持和逃避接受之间的中介变量，按照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对殡仪专业学生神经质在逃避接受与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以殡仪专业学生逃避接受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1=-1.24（P＜0.05），决定系数R12=0.015；以殡仪专业学生人格特征的神经质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标准化回归系数β2=-0.183（P＜0.01），决定系数R22=0.033；以殡仪专业学生逃避接受为因变量、人格特征的神经质为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标准化回归系数β3=-0.249（P＜0.01），决定系数R32=0.062；以殡仪专业学生逃避接受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的神经质为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的结果中，社会支持对逃避接受的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β1=-0.092（P＞0.05）。这些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人格特征变量后，社会支持对死亡态度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人格特征的神经质因子在社会支持对死亡态度的预测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基本上验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介效应的具体表现见图1。

三、讨论

从表1可得出，殡仪专业学生的死亡态度总体比较乐观。调查结果显示，死亡态度的五个因子中，被试在自然接受因子上的得分最高为3.96，表明殡仪专业学生对死亡的自然接受持较高的赞成态度，能够对死亡保持平常心，既不欢迎也不害怕死亡，将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得分较低的是趋近接受、逃避接受和死亡恐惧，表明被试较少存在把死亡看作通往快乐来生或者脱离现实生活中痛苦的途径，对死亡所引起的害怕、恐惧、逃避等负面情绪及情感较少。

本研究殡仪专业学生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的相关分析表明，E因子与死亡态度中恐惧因子显著负相关，E因子得分高的学生性格外向，情感易于外露，更喜欢与人沟通交流，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和直面死亡，死亡恐惧较低，甚至会认为死后会有更好的来生；而E因子得分低的学生性格内向，与人沟通较少，表现孤独、冷淡、不积极的特点，会对死亡产生更多的恐惧。N因子与死亡态度中的趋近接受和逃避接受因子显著正相关，N因子得分较高的学生在生活中容易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遇到刺激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他们能够接受死亡，但却是把死亡看作通往快乐来生的途径，认为死亡能够脱离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希望通过死亡来结束不幸的今生。P因子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逃避、死亡恐惧、趋近接受和逃避接受呈显著正相关，P因子得分高的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能和平友好的与人相处，行为上喜欢特立独行，并且不顾危险，他们不能将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对死亡存有恐惧之心，会尽量避开有关死亡的字眼或相关的地方，却可能会在恐惧死亡的同时又选择死亡，选择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内心的恐惧。

通过分析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死亡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因子和死亡态度中的逃避接受因子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持有逃避接受态度的学生或正经历着不幸，或正感受着强烈的痛苦，这一点是需要教育者警惕关注的。而且社会支持与逃避接受有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越低的个体，更容易持有逃避接受态度，更容易选择以死亡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社会支持强烈影响着逃避接受态度，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人格特征的神经质因子间接影响，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其情绪更稳定，从而更少表现出逃避接受态度；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不能很好地调整自身的心态，其情绪稳定性差，从而更多表现出逃避接受态度，更容易选择以死亡来解决现实问题。

[1]朱海玲,史宝欣.死亡态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6）：569-571.

[2]马国亮.护理学校学生死亡态度现状研究[D].郑州大学，2006. [3]李慧民.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04，25(3)：263-264.

[4]程利娜，冯金平.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及其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研究[J].社会心理学，2005，20(1)：37-40.

[5]吴文峰，卢永彪.家庭环境、人格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2)：190-193.

[6]郭娟.缓冲死亡焦虑的自尊机制的初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3.

[7]廖芳娟.台湾警察之死亡态度研究[D].华南大学生死学研究所, 2000.

[8]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7-131

[9]龚耀先.埃克森个性问卷手册[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1993.

G641

A

1671-5136(2016)03-0124-03

2016-09-12

梁小花（1981-），女，湖南娄底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与高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