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吹面不寒杨柳风”，转眼间，又是一个花红柳绿的春天。丙申三月的一日上午，恰值交通大学西迁六十年之际，我和王幼健先生前往西安交通大学老校区，拜访了原中国书协副主席、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钟明善先生。王幼健和我是同事，其系钟先生早年学生，多年间一直过从甚密，感情甚笃。说是学生，其实亦近乎师友。因了这种关系，我们提前并没有和先生相约，而是贸然直接上门，赶到了钟先生的书斋。我们此行是想请钟明善先生谈谈交通大学西迁的事，毕竟先生自1985年至今，已在这所全国知名的高校执教了三十多个春秋，耳濡目染，对交大的前世今生，总有一些了解吧，对交大也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情缘吧。

我来之前，是做过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但被礼让进书斋，还是有些吃惊。在古城，乃至国内，已是书名远播的钟先生，其书斋竟然如此局促、逼仄：一张书桌南北横陈在客厅中央，桌上陈列着笔墨纸砚，堆积着书籍；其背后顺墙立着几个大书架，架上也一满是凌乱的书籍。当然，也有古鼎彝尊。怎么说呢，先生书斋整个就是一个书肆，图书满坑满谷。我们紧挨着书桌，艰难地坐下。

钟先生真乃蔼然长者，一听我们说明来意，马上就打开了话匣子。说到交大的西迁，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西迁是好事，那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国家教育的需要。百艺之兴，教育为先。过去，东南沿海地区发达，西北地区相对落后，教育也跟不上，经济建设也跟不上，西迁可以补上这一课，可以把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因此，西迁对大西北的建设和开发可以说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