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

2016年3月18-20日，由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研究所、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杂志社协办的“新时期戏剧‘二度西潮研讨会”于北京召开。

田本相先生在开幕致辞中认为，新时期戏剧的“二度西潮”，不但是新时期戏剧史，而且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个重大的戏剧现象，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科学的评估。他希望这次会议对“二度西潮”起因、特征、意义、影响，及其经验、启示和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

本次会议与以往的学术研讨会最大的不同是，邀请了在戏剧院团、演出运营、独立戏剧制作人、导演等一线人员参会，首先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

中国国家话剧院是较早引进外国戏剧的剧院。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罗大军说，他们已经先后举办了六届“国际戏剧季”，目的是把外国最好的戏剧引进来。其中的《战马》成为引进外国戏剧的典型范例。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国际戏剧交流和合作方面作出十分出色的成就。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喻荣军指出，在过去20年里共排演了262台戏，其中84台是国外的戏，占所排戏的1/3。去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排演51台戏，其中有25台是国外的戏，国外戏已占到一半。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同时也希望利用这些国外的戏来培养观众。他说，从2013年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打算花10年时间来做10部外国经典剧目，邀请外国的原班人员，与剧院进行整体、系统、深入的合作。

著名的话剧资深制作人袁鸿先生介绍了“爱丁堡前沿剧展”的创办经验。从2012年开始到2015年的4年里，累计观众人数达到158600以上。演出场次从2012年的105场增至2015年的138场，共五百多场演出，累计观众人数近160000。“爱丁堡前沿剧展”旨在探索以很少的花费实现同外国戏剧的交流，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重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经理林芝女士回顾了6年来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的情况。她坦言，邀请展举办之初的2011年，担心观众不足，即使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也只敢邀请两场，所以2011年、2012年只演出了2场。2013年邀请以色列的卡梅尔和盖谢尔剧院，尝试做成了3场，票基本售完。到2014年第一次有国外剧团主动来找，邀请展扩展为5台剧目，每天演3场，演出15场，总共15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因此从整体上看，观众人数正在逐年递增。从剧目选择上看，邀请展更倾向于引进经典作品和有学术价值的戏。另外，请有破冰意义的国家院团来中国，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可以说，邀请展更像是观众与演出团体、国外剧团与北京人艺共同学习交流的过程。

北京《新剧本》杂志社副主编林蔚然详细了介绍了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项目在中国的引进情况，并指出目前北京很多场馆都参与了放映。在9个月的时间里，放映场次达到120场，遍布10个省市，包括台湾，吸引了4万名观众，表明了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使得戏剧审美的前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导演王延松认为，“二度西潮”首先是剧场里发生的现象，剧场经营者的自觉推动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他指出中国需不需要剧场经营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不同的观察视角

汤逸佩通过对新时期两次西潮的比较分析，着重阐述了新时期两次戏剧发生的重要转向与西潮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新时期第一度西潮促使我们认识到戏剧就是戏剧，那么第二度西潮促使中国戏剧认识到演出就是演出，任何演出都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存在统一标准来衡量。同样，“二度西潮”中的戏剧，它们的叙事话语得到充分体现，不再仅仅是写实主义的话语，话剧演出增加了技艺的成分，因此，新时期“一度西潮”的发生促使中国戏剧建立了戏剧现代意识，“二度西潮”的发生则促使中国戏剧建立了戏剧行业意识。

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乾武认为“二度西潮”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消费与生产的全球化，西方当代剧场最重要的一点是艺术家的自由精神，以及市场资本逻辑的舞台经济学规则。他认为如何从国外戏剧中发现当下中国社会的自我，与当代观众对话，而非仅仅在经典中说经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宋宝珍以《中国新时期戏剧的“西方学”视阈》为题，对新时期“二度西潮”下的中国当代戏剧进行了深度剖析。她首先认为新时期第“一度西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间，而真正的“二度西潮”是从新世纪开始的。近年来的西方戏剧的“引进来”与中国话剧的“走出去”，探讨了当代中外戏剧交流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接受心理。在中外戏剧交流中，我们从想象的西方剧场过渡到感受的西方现代戏剧，从邀请外国导演执导剧场实践，过渡到同步引进有市场前景和社会影响力的西方名剧，合作完成艺术项目，这是不小的进步，但政府买单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徐健认为新时期“二度西潮”的产生是政府、剧院、民间三种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与新时期“一度西潮”相比，无论从引进方式、与时代思潮的关系还是美学影响层面，都产生了深刻变化。

周靖波认为新时期的“二度西潮”是“五四”时期和80年代西潮的合理延续。这次延续不再是戏剧观上的，而是经典化、市场化、拾遗补缺的过程。在引进国外戏剧的过程中，平等交流还不是主要，更多是吸收，中国话剧的输出虽有，但输出和引进尚未达到平衡。

谷海慧从“二度西潮”的特征和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中国当代戏剧的“二度西潮”具有市场主导、多元合作，引进规模大、作品多，眼界开阔、心态平等，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等新的特征。产生“二度西潮”的原因从社会构成上来说，中国出现了城市中产阶层，当城市中产阶层比例增长后，作为其文化消费一部分的戏剧消费，戏剧市场的升温是必然的；从生产角度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剧本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原创始终低迷，依赖于好底本的舞台剧非常有限，这无疑为西方戏剧的大量引进提供了契机。同时她认为这一次中国戏剧人和观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态度都趋于开放和稳健，是“二度西潮”最积极的价值，大家都是它的受益人。

三、“二度西潮”的影响、意义和启示

代表们对“二度西潮”在总体上是给予肯定的，认为它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话剧的发展是有深刻启示的。

胡薇认为同国外戏剧演出相比，我国的表演艺术仍显僵化，中国戏剧人应该正视差距，重新认识自身的传统、特点和优势，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更好地借鉴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经验，让戏剧创作回归到艺术本身。

刘明厚说，作为戏剧教育者，在“二度西潮”中受益良多，外国剧团的演出第二天就会融入到教学之中。

吴卫民从2015年《战马》在中国的首演中看到，戏剧演出当中多媒体的运用，正在改变戏剧艺术的表现成分和欣赏模式。因此，将新媒体手段植入戏剧，开拓出一个新空间，探索一种新的舞台语汇，正在成为一种舞台制作时尚。

周安华以南京大学为例，从校园戏剧角度，探讨了“二度西潮”中校园戏剧所起的作用。

导演王延松认为，在“二度西潮”里看到了好的导演艺术。比如解读与呈现、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艺术与技术等问题，国外导演在综合手段的运用上、在戏剧本体上做了大量的功夫。而且，在“二度西潮”剧场艺术的现象里面，我们普遍看到了好的表演艺术，在这些表演艺术面前我们往往是失语的，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批评家、研究家来研究表演艺术。最后他希望“二度西潮”对于解决中国当代戏剧发展问题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次浪潮。

四、如何认识中国当代话剧

徐健指出，如何避免“西潮东渐”变成“东施效颦”；如何让本土戏剧在交流中“取长补短”，真正参与到国际性的戏剧对话中；如何直面“西潮”过后，本土戏剧在处理传统与创新、技术与艺术、经典与当下等关系问题上留下的难题，实现话剧从技术层面向精神层面、诗意层面的转型等一系列课题值得国内戏剧人深思。

李静认为“二度西潮”是发生在剧场中的，主导者是戏剧的实践者，它的参与者是戏剧人和戏剧观众，其特点在于观众对国外戏剧的观赏心态趋于平常心。相比而言，中国戏剧的问题在于精神层面的不成熟。戏剧是哲学和艺术的孩子，如果在哲学和艺术层面没有深度的话，那么戏剧只流于表面和形式，不会赢得本土观众和国外戏剧界的尊重，所以自我认知和哲学意识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胡志毅认为近些年西方戏剧直接来华演出，而非此前主要是靠翻译国外戏剧并由中国的剧团演出，因此有—种参照。现在不再像印刷时代那样富于深刻性思考，电子媒介带来了图像时代的转变，因此戏剧与媒介有着密切关联。目前年轻人争相追捧西方戏剧，中国话剧面临西方的挑战该怎样回应，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张福海认为剧本问题仍然是中国戏剧发展的瓶颈。他特别提出现代性是话剧本体论的实现。现代性是人性的问题，中国话剧的现代派意识是很淡的。中国戏剧需要一场现代主义的戏剧思潮，来拯救我们无可皈依的灵魂。

李扬也认为中国话剧的问题是剧本创作之衰。剧本的生产体制存在一定问题，领导出点子，是策划人，但剧本真的放到世界经典戏剧发展史上却立不起来。而近些年来华剧目大多都是经典作家的经典剧本。第二个问题是批判性的匮乏。实际上几乎所有人中国人都在渴盼一种自由、独立的思想。

徐煜认为戏剧文学价值的衰落引起我们反思，即戏剧的戏剧性是不是要注重？它是不是老套的代名词？他认为戏剧性也是一个动态、有生命力。可塑性很强的概念。在西方当代戏剧中，戏剧性都是很具现代性的。

高音认为，正如剧场先锋梅耶荷德所说，“新不是如我们所通常想的那样产生于对旧的取代中，相反，新产生于对传统形式令人赞叹的再创造中”。因此西方戏剧的引进最终是为了做好我们的民族剧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立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宫宝荣教授从中西戏剧节的比较中，探讨了中国戏剧节面临的几点问题：第一，我国的戏剧节主题不够鲜明，剧目邀请上比较杂乱。第二，剧目来源、地域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欧洲或美国，而实际上阿维尼翁戏剧节和爱丁堡戏剧节是真正国际化的。第三，原创剧目缺乏。第四，我们的体量和规模相比较小，存在很多国外剧目的“一日游”问题。

责任编辑：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