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榕

常常在上下班的路上，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挎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式自行车，将车铃铛摁出一串欢快的“叮铃铃”脆响，如风一般疾驰而来。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白衬衣的衣襟被风吹得敞开，露出白色背心。

每每隔着约一米的距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冲着他认真而大声地喊一声：“秦老师！”就像1994年上中学时，迎面见到他怯生生地打招呼一样。是的，这个看起来丝毫不显出老态的老人，是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尽管如今他根本不认识我，更叫不出我的名字。

1994年的金秋。绿得发亮的叶子被九月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黄，“热死—热死—死死——死”，潜伏在绿叶间的蝉儿无比亢奋地叫着。阳光在头顶，散发出炽热而迷人的光芒，让人的心情好得要眩晕。

挂在两层砖木楼的教管会房梁上的大喇叭一遍遍放着《捉泥鳅》：“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声音稚嫩、欢快，这样不合时宜的儿歌在那时的我听来，却是第一次。所以，我支棱着耳朵听得忘情，恨不得马上约伙伴去水田边挖泥鳅。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忙红着脸快走几步，生怕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看见。有时，播放的是郑智化的《水手》：“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声音高亢、激昂，震着耳膜，也敲击着心，我忍不住在心里愤愤然地疑惑着：这片天都是男儿的？女孩儿，难道是多余的吗？那为什么还有人说男女各顶半边天呢？

进了教室，一片让人兴奋的嘈杂，扑了满眼满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