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燕

复苏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青年诗人王立山的印象中天气不错，微寒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这一天，他早早起床，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歌。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本来打算昨天去天安门的，可是却病倒了，只好赶在5日一大早才出了门。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这个日后被载入史册的日子，王立山所作的这首名为《扬眉剑出鞘》的小诗被贴在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主题元素是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

在此之前的1月8日，“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溘然长逝，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出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一百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2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

离4月5日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人们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规格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节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

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离上海三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四人帮”试图阻止进一步的示威，却无法阻止消息从非官方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据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天安门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

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说：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凝聚

实际上，1976年4月5日黎明之前，北京市已经派出大约200辆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执行命令，要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拉走。天亮之后，人群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过来发生的事情之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马懋如后来回忆说：5日晨，我借故去广场，不敢步行去，乘公交车路过，目睹了劫后的天安门，一片凄惨，没有了人，没有了花和诗，满地是水……抬头一望，一个花圈迎着寒风矗立在纪念碑的高处。车上不多的乘客同时向纪念碑行注目礼！返回时，这个花圈不见了。这天又有人送去花圈，上面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这一天下午，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扬眉剑出鞘》，舍不得离开。一直逗留到十点多，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从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家。大概就在王立山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民兵便开始进场“清理”。

两天之后，4月7日晚上，广播电台里传出被歪曲、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被当做重要“罪证”加以引用，并被当做“001号反革命案件”追查。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母亲见他神色异样，已经猜到了八分，王立山告诉母亲和大哥，这首诗是他写的。

母亲和大哥马上询问王立山有没有被人跟踪，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王立山细细回想，诗是学生给贴的，有人拍照也没用；肯定没有被跟踪；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让他马上去山西报到上班。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

临走前，王立山的大哥还特别嘱咐他，所有有笔迹的纸和本都不要带，到山西后不要写字，不谈政治。形势危急之时，大哥甚至专程赴晋，嘱咐王立山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王立山是一个普通人，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的几句诗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人有千千万万，他们都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口，只是历史偶然性地选择了王立山。然而，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滴水也能汇成海洋，一个乃至一群普通青年的自觉行动负载着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让我们生生不息。

据不完全统计，因四五事件被追查的有1984件，拘捕388人，被作为罪证撕下的诗词原件583件，收缴的诗词抄件和照片等10万8千多件。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来自大地的纯朴之诗：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富有全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坟，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

……

这些诗歌的作者、诵者以及抄者都遭到了迫害。然而人们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天安门广场曾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人民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如今，这里又成了声讨“四人帮”、捍卫周总理的雄伟战场。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

解冻

1977年的1月1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一部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童怀周的名义张贴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辑录115首。

童怀周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以汪文风为首的16人组成的小组。小组成员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同怀周”，即共同怀念周恩来的意思。最初定名为“佟怀周”，后来更改，理由是，这群年轻人认为自己在周面前只是孩童。

1978年11月19日，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引领群众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9月11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看到内容后，立刻下令将其撤回。

这本复刊号上的内容比较丰富，引人注目的是编辑部采写的《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

《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介绍了四五运动中的英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韩在天安门事件中，面对迫害打击英勇不屈，坚决与四人帮作斗争。

“童怀周”在天安门事件中冒着极大风险收集的纪念周恩来的诗文，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在民间广为流传。

收到撤回命令后，《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9月20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但是宣传部的某高层领导又马上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被一页一页贴在墙上的，便是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4天之后。这一天，《人民日报》刊发《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无辜被捕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这件事被称为《中国青年》复刊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最终得以“敲定”。显然，这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两派斗争的集中体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

1976年春天的“四五运动”被称作中国解冻的标志，也是那一代青年人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他们通过对周恩来的自发悼念，将积郁已久的不满表达出来，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的青年人再一次审视自我，迸发出对自身使命、价值的担当与渴望。

像王立山一样的青年群体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文革，成为四五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多舛的命运造就了他们共同求索的人生价值。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复刊两年之后，《中国青年》编辑部策划的“人生观大讨论”（潘晓讨论）何以在整个青年人中能够深入人心。

大转折前夜的中国即将迎来重大的历史契机。

觉醒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发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在这封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中，一名23岁的少女诉说了自己对人生的痛苦和绝望。她从小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的教育下长大，满怀着对英雄的崇敬和向往，但现实和理想间的反差却让她感到矛盾和无助。

这封信曾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生观大讨论，史称“潘晓讨论”。它掀起了青年人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大讨论，数以千万的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以《中国青年》杂志为平台，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所思所悟付诸文字。在那段激情燃烧和恍惚不安交织的岁月里，“潘晓讨论”成为那个年代的青年群体对于生活意义的拷问以及对于最终目标的探求。

潘晓来信在《中国青年》发表后，引起了空前巨大的反响。仅仅25天时间，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还留下了钱和物，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只留下了对潘晓的期望……

他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声里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歌。”

他们说：“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中国青年》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潘晓的信引起了青年人广泛的思想共鸣，太原读者贺海毅将潘晓来信这样比喻：“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

然而，这封轰动全国的潘晓来信，却不是一封真正的读者来信。

1980年前后，《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马笑冬捕捉到青年中普遍存在的苦闷心态，于是定下“人生观讨论”这个选题，并在青年中展开思想调查。其间，她们结识了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编辑发现，潘祎和黄晓菊对于人生的悲观和困惑颇具代表性，于是向二人约稿，并把他们的稿件修改拼合成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文。署名则是在二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这就是“潘晓”的由来。

在潘晓讨论至今的30多年中，“潘晓”两位原型人物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跌宕起伏的变化。

黄晓菊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过发行，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担任资料员。不久只身南下，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后来闯深圳，当家庭保姆、客串电台主持人。最终回到北京干个体，成了服装店老板。

另一当事人潘祎，做过建筑工地小工、装卸工。后因受骗帮人顶罪入狱八个月，服刑期间开始自学。出狱后参与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各类公司间频繁跳槽。目前是一位自由撰稿人。

而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的郭楠柠曾全程参与潘晓讨论策划，但他曾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而受到批评，并在之后被调离中国青年杂志社。尽管遭受了不公正的批评，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但郭柠楠表示，“可我对于主持‘潘晓讨论从不后悔，我毕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很多教益”。

这是他们因“潘晓讨论”被改变的人生，他们的命运恰恰是时代变化的缩影。潘晓讨论曾使国人的思想趋于活跃，声音趋于多样，拉开呼唤人性、呼唤激情的八十年代序幕。

“潘晓讨论”以《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一文作为终曲，这篇文章富有激情地写道：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素质和面貌。我们要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新一代。我们也热切地期望和呼吁，整个社会能为青年的成才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拉开了新时期的帷幕。在这场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中，年轻的朋友，急流勇进吧！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去，做新时期建设的生力军，改革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模范，振兴民族的中坚。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