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明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也是苏东坡的重要思想。苏东坡一生对民本思想不仅有充分的论述，从理论上认识到“民”（老百姓）对国家的重要，而且一生都身体力行为“民”争取利益，不管他在朝廷为官，还是在地方主政，甚至是遭受贬谪，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老百姓的利益，一直都在为争取老百姓的利益而做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可以说民本思想是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所以，研究苏东坡民本思想，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一、苏东坡民本思想是丰富多彩的，既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又有扎扎实实的具体行动

首先，他认识到了“民众是国家存亡的根本”，国家必须以民为本。他在年青时期举进士后回四川老家守母孝时，就在《策别兵旅二》中说：“民者，天下之本”。在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时年36岁的苏东坡就在《上皇帝书》中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至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人主失人心则亡。”在《再上皇帝书》中又一再强调说：“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到了晚年，他还在《东坡易传》说：“位之存亡， 寄乎民。 民之死生寄乎财， 故夺民财者， 害其生者也； 害其生者， 贼其位者也甚矣！ 斯言之可畏也， 以是亡国者多矣！”可见，他一生都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失去民心，国家肯定灭亡。

他还认识到，民本思想的最后落实，还是要靠各级地方官员。他早年在《策·策略五》中的“深结天下之心”中提出的五条措施中就有：“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 其四曰： 吏民上书， 苟小有可观者， 宜皆召问优慰， 以养其敢言之气。”这就是希望皇帝能直接关心老百姓的事情，通过地方官员了解和落实老百姓的事情。他在徐州任太守时，得知将改元为元丰元年时，在《徐州贺改元表》上说：“切以为政急于爱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无以致家给人足，非盛德无以贻时和岁丰。鸿惟徽称， 独冠前代。恭惟皇帝陛下， 和布治法， 底修事功。 辟士而任三农， 顺时而佐五谷。天用眷佑，秋常大登。 蜡通八方之神， 民足四鬴之养。乃顺休命， 著为始年。”他在贺表中不是讴歌皇帝的英明伟大，而是希望皇帝爱民。他不仅大胆地向皇帝上书， 还对自己的好友寄予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希望。他在《上韩承相论灾伤手实书》中详尽地列举了他到密州后，目睹蝗虫、手实法、免役法、盐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情形， 语重心长地说：“ 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又闻自京师来者，举言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

他立志高远，不管自己处境如何，身份如何，爱民思想始终不变。他多次说过：“始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伏惟某官，才出间世， 志存生民。”（《谢秋赋试官启》）还说：“此盖伏遇某官， 志在斯民，仁为己任。”（《谢馆职启》）他终身都在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而斗争。

一是不断向皇帝上书，反映民间疾苦，为民争利。苏东坡才华横溢，颇受神宗皇帝器重。神宗特别召见他说：“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宋史》本传）。苏东坡凡遇比较大的策略性问题都积极向皇帝上书，在所有上书中，《谏买浙灯状》是比较著名的。 熙宁四年正月，他知道皇帝下令减价收购浙灯4000多盏时，就心急如焚，直言上书道：此种做法，“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万，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 畜之弥年。 衣食之计， 望此旬日。 陛下为民父母， 准可添价贵买， 岂可减价贱酬。 此事至小，体则甚大。”结果，神宗皇帝便下令停止收购。熙宁四年二月，他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明确提出了要罢去“三司条例司”和“青苗法”等法律。他说：“臣以为消馋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 暴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欤？ 异日天下恨之， 国史记之曰， 青苗钱自陛下始， 岂不惜哉！昔汉武之世， 财力匮竭， 用贾人桑弘羊之说， 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他奉劝神宗皇帝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东坡明知向神宗皇帝这样上书是非常危险的，在书末坦然地说：“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 同年三月，他又在《再上皇帝书》中说：“《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臣愚蠢不识忌讳，乃者上疏论之详矣，而学术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可见他真正具有为民争利之勇气。

以后，他在任地方官时，又多次上书朝廷反映社会问题和民间疾苦，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和利民措施。在上书无效的情况下，他又用诗文反映人民的疾苦和诉求，希望引起朝廷和社会关注，促使皇帝纠正错误。

二是在地方为官时因法以便民。苏东坡走上从政道路之时，正是宋神宗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时期。他看到了变法的弊端，苦于自己无力挽救百姓于水火，深感自责，说：“眼看时事力难任”，“致君尧舜知无术”，“坐对疲氓更鞭笞”。为此，他就在地方因法便民。如他在凤翔府任签判时，就为老百姓做了三件好事：第一，改革“衙前役”，根据“自择水工，以时进止” 的原则，由差遣制改为招募制，从而减轻了普通农户和贫困户的负担。第二，主张“与官榷与民”，准许百姓经营茶、盐、酒等，将专卖权和余利让还于民。第三，主张免除积欠。根据朝廷减免水旱灾区积欠的旨意，他亲赴实地调查，释放了225名因积欠而进监狱的“囚犯”，并说“自今苟无所隐欠者，一切免除，不问其他”（《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当地老百姓称赞其为“苏贤良”。

他在任杭州通判时期间主要为民做了两件实事：第一，组织民众灭蝗；第二，组织民众治理六井。总之，无论在密州，还是在徐州，就是被贬到岭南惠州，他都积极努力为百姓做实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他为“百姓之友”。这就是苏东坡民本思想的真实写照和诠释。

二、苏东坡民本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元的

（一）学习继承先贤民本思想。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苏东坡从小就知道当朝的名臣，敬仰其为人：“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上梅直讲书》）可见他从小就敬仰儒家代表人物。苏辙在《藏书室记》中亦说：“子幼师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尤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产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教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

（二）父亲的影响。苏东坡多次在谈到父亲对他们兄弟的影响时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这是讲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影响。在从政理念上他受其父影响也是明显的。苏洵在科举道路上屡不得志，于是便“退居山野，自份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先后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史论》《洪范论》等著名政治论文，对当时的北宋社会现实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而苏东坡也仿照其父的文章体式和写法，写了政论和策论50篇。其中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很多都是相近或一致的。

（三）本人性格与人生经历所决定。苏东坡出生于一个比较寒微的布衣家庭，能直接感受农村的生活实际，对农民“少年辛苦事犁耕” 的生活比较了解。 尤其是启蒙老师母亲程氏的教诲， 如教儿捧读《范滂传》；讲述佛家以慈善为怀，爱护生灵，尊重他人的道理，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逐步养成了耿直的性格。这样，他从小就对“野人喑哑遭欺谩”的现象具有同情心，对“千人耕种万人食”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有较为真切的了解。这是他长大以后能够树立起牢固的“民本思想”的客观条件。他踏上仕途之后，耿直的性格又决定其行为。他认准了“实事求是”这个真理，决不干昧良心之事。正如刘安世在《元城先生语录》中说的：“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已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丰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之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苏东坡和司马光是老朋友。司马光执政时， 要“尽废新法”， 但而苏东坡却认为有些新法是好的， 是可行的， 不能尽废。这样，他又不为旧党所容。可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他在《与杨元素》之十七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原则性。由于苏东坡有自己的人生准则，所以，对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就要进行批评斗争。他甚至在皇帝和广大朝廷重臣面前也敢于直言：“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忧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 这就是他能时时处处为老百姓说话、谋利的根本原因所在。再加之，他一生在朝廷任过高官，做过8个州的太守，还流放过3个州的丰富阅历，使他能站在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来看待社会问题，因而对民间的疾苦有理性认识。

三、研究苏东坡民本思想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苏东坡作为北宋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通过其宏博的著述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苏东坡的民本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大支柱，贯穿了他的一生，影响了他一生的宦海起伏沉浮。苏东坡的政治命运，就是由他的民本思想所决定的。它体现了苏东坡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和担当精神。

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奋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对赋予时代以创新创造精神，激发我们推动事业发展的热情，应该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经济发展处在“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的关键阶段。 如何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央的方针很明确，要求很具体，关键在抓落实。当前，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坚定为民情怀。900多年前的思想家苏东坡能有为民的情怀，我们共产党人和现代公务员更应坚定这种情怀。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了解老百姓所想所思，真心真意地去为老百姓办实事，少考虑点政绩和升迁，多关注点人民的期盼。为民情怀来自于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自己职责的深刻理解。

要有担当精神。苏东坡冒着贬官杀头的危险都要去为老百姓争利，并敢于“因法便民”，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奉献和担当精神。今天，我们为老百姓谋利也同样需要奉献和担当精神。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到了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人们诉求多样。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回应绝大多数群众的期盼，需要责任和担当；决不能“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胸怀和担当精神。

要转变“管理”思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制度、规章和做法大多是“以管理为本”（方便管理为主）。进入新的时期，我们的制度、规章和管理方法应向既有利于管理又方便群众方向转变，真正体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