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岷

孙中山先生著有《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序》撰于上海，时在民国7年末（1918年12月）。1998年第一版的《中国百年哲学经典》称《孙文学说》作《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下文或简称《学说》、“知难”说）。其第一章开始说：

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1]

《学说》在以后的篇章中详细论证了 “非行之艰，实知之艰”亦即“知难行易”或谓“行易知难”。

一 “知难行易”说的启蒙意义

《学说》“自序”：“文奔走国事三十馀年……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不图革命成功，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2]

这里，对“理想”“宗旨”“方略”“信仰”之“惑”， 正说明了“知难”；而“奉行不力”并非“行难”。

《学说》前三章以人类日常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第四章列举建造、物理、化学等七事为证，“足见行易知难，欧美已成为常识矣。”第五章“知行总论”进而从“心性”方面论证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与真理背驰而无补于世道人心。孙中山说：

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3]

《孙文学说》作为革新、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民国领袖切望革命同仁能接受的“建国方略”，但不是最高的“指示”“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