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10月19日，“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在北京三里屯的橙色大厅献演了“天地图腾——中国击打音乐会”。在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都市系列”的舞台上，刘索拉继续以创作、指挥、演唱三重复合的身份登台，与特邀的丹麦打击乐演奏家吉尔特·莫特森以及多位老、中、青的中国优秀演奏家携手，共同完成了一台别具一格的音乐会。此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探索中国传统打击乐与当代音乐的融合，演奏曲目有《天地图腾》《虎兔摇》《锦鸡出山》《鸡狗跳》《鸡赶庙会》《雁鹤鸣》和《穿越》等。下文将试述几点音乐会的听后思考。

一、跨 界

在流行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之间跨界把玩，依然是刘索拉创作的主要切入思路。

先就编制而言，乐队的构建基础与流行音乐的“四大件”相似：保留了吉他、键盘（合成器）、鼓，去除了作为低音声部的贝斯。由于“中国击打”的主题，以鼓为核心的打击乐被夸张强调：多种中国打击乐加入，五位打击乐手立于台前。颇有意思的是，在架子鼓的常规组成中增加中国大堂鼓，通通鼓由中国排鼓取而代之。于是，特邀的丹麦“老莫”在这套中国式架子鼓上的各种花式变换成为了全场焦点之一。此外，作为民族风格的标识，两个琵琶和古琴的点状音响可视为对吉他弹拨乐的拓展；音响的功放让合成器的声音与各种器乐高度糅合，使观众几乎全场置身于强烈的响度冲击之中。再就舞台表演和效果而言，人声的呐喊和呼喊式唱法、呻吟式唱法，乐器演奏家们的大量即兴演奏以及霓虹灯闪烁的舞台效果都让该场音乐会类于流行音乐派对。但在《虎兔摇》《锦鸡出山》《鸡狗跳》和《鸡赶庙会》等几个作品中，器乐间的重奏对话又透着西方现代音乐中室内乐的精致品质。至于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该场音乐会则更多地体现出对纯艺术形式的探索：借虎、兔、鸡、狗、雁、鹤之联想，拟态各种音响并构建不同“音色动机”的互动组合。

刘索拉选取了节奏与音色作为跨界的契合点。这既是打击乐独擅胜场的领域，也是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强调的实验领域。流行音乐那让人沸腾的强劲节奏响彻全场，节奏样式与速度的频繁变换又带来了艺术音乐的丰富体验。乐队的混合编制所自带的音色本来就辐射出多种音乐体裁：摇滚、爵士、现代派、传统民族乃至原生态。若结合“中国击打”这一主题而论，也许该场音乐会可以定位为：凸显中国打击乐器的当代世界音乐。

二、挣 脱

“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的整体音乐风格偏向摇滚乐。他们期待也要求现场观众用掌声和欢呼等参与进来，与他们一同兴奋起来。这种感官刺激带来的狂热体现着某种“解放”的诉求。与流行音乐一样，这种“解放”首先是对人的内心与本能的解放，是一种需要应和的解放。然而，刘索拉更专注于音乐形式的探索，所以，她的摇滚还包含着对传统艺术音乐的多种“解放”诉求。

第一，对音高第一参数属性的否定。刘索拉的代表作之一《鸡赶庙会》在这次音乐会中被重新编曲上演。该作品的经典之处在于，人声使用多种特色的润腔手法对禽鸟、二胡、唢呐等作音响拟态，夸张的滑音模糊了具体音高。与此同时，琵琶的伴奏采用固定音型反复。音高只作为点状音响的循环载体。如此思维不再以音高的纵横组合为推动音乐展衍的逻辑，即，否定了传统西方艺术音乐中音高与节奏齐平的第一参数地位。

第二，对音响角色的重置。“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包含了人声、民乐、打击乐、吉他以及合成器，音响之间是异质剥离且平等独立。这一点从刘索拉给予每一位乐手单独即兴炫技的段落即可体现。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每一种乐器在音乐中的传统角色被大胆地解放出来：如，人声被视为器乐，于是对各种器乐和动物的音响拟态取代了传统陈述主题思想的旋律歌唱；古琴一改传统文人音乐的清高独奏与合成器的纷繁音色杂糅在一起，以丰富的泛音为其他器乐染色；鼓乐被特地前置，使得击鼓表演与厚重的低音非常强烈和直接地冲击观众的视听。

第三，对舞台边界的消解。这次“天地图腾”音乐会设于三里屯的橙色大厅，除了《锦鸡出山》和尾声的《安塞腰鼓》以外，其他作品采用音响功放，音乐厅外面的大屏幕对整场音乐会实时播放。其实这启发着一些关于舞台“边界”的思考：《锦鸡出山》离开了麦克风，还原到传统重奏模式并走近观众，音响以及演奏员的气息变得更为真实而生动；安塞腰鼓队绕场一周后走到音乐厅外的广场奏乐起舞，舞台的边界仿佛被瞬间取消，使“音乐派对”变成热闹“赶集”。“小-中-大”舞台的切换指示着观众的参与程度，边界的消解与否也许关乎于艺术与生活距离的思考。

三、悖 论

总体而言，“天地图腾”音乐会是成功的：丰富的内容、大量的闪光点，别具一格而又启发无穷。然而，现场观众曾几度表现出无所适从的尴尬：静坐聆听？抑或随音乐晃动起来？刘索拉几番在台上带动大家的参与，观众却常是慢半拍……

笔者认为，这是对音乐会性质定位模糊而引起的悖论。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音乐厅的广播彬彬有礼地劝导观众“请关闭手机和所有带有声响的电子设备……”。而橙色大厅的场馆更像是讲座式的、媒体发布会式的演播厅，仿佛要求观众端坐聆听，于是或多或少都给人带来下意识的错觉——安静。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真正的悖论在于音乐的本身。如若刘索拉所期待的让全场沸腾起来，那么，也许问题就是音乐的沸点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若从流行音乐的思路，强劲的节奏和高分贝的功放的确能调动观众情绪，但流行音乐的沸点还与音乐的记忆点密切相关。可以说，流行音乐在记忆点的反复强调中，同时借助强劲节奏推波助澜达到真正的沸点。这就是该场音乐会所欠缺的。在多个作品中，反复强调的音响语汇是有的，常常伴有人声的呐喊，可惜这些音响语汇比较苍白无力，没有特定的指向。即，不能成为有效记忆点。因此，单靠节奏重音堆积起来的沸点没能让全场观众的热情燃烧起来。

若从艺术音乐的思路，或许将沸点理解为某种共鸣——启发性的共鸣亦可，重奏中的音色组合互动是不够精致的。对于当代人那已经习惯于日新月异的耳朵而言，这里既没有非常新颖的音响效果，也没有独特的音乐展衍逻辑。刘索拉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蒙太奇式的切换手法延展音乐。这种在一百多年前的现代音乐中作为打破单一时间维度的新技法当下已习以为常，过多使用反而让音乐显得纵深无力。此外，音乐会尾声意图借《安塞腰鼓》将全场气氛推至顶点，某种程度而言，这设计达到了促成热闹的目的，但民间传统的神韵使之前舞台上上演作品的技术黯然失色。

抱着摇滚的精神，刘索拉曾有“不向西方古典与流行音乐投降”的抱负，跨界的路子就是其实践的步伐。笔者以为，现在的结果仿佛是，站在西方流行的舞台上，与西方的“古典”（现代音乐的经典）沾边，中国民族传统的“壳”却无法破壁，只作为可替换的边缘修饰。即便可以用“世界音乐”来抹掉中西对立的话题，但仍难免有落入后殖民主义悖论的嫌疑。如果西方的“底盘”不换，只在表层的民族或摇滚等之间跨界可以走出什么真正的新路子呢？

四、出 逃

从西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到民族传统，到摇滚、爵士，到世界风；从作曲到演唱、制作，到写小说、到编剧导演；从中国到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刘索拉一直在勇敢探索。因为旨在前进拓新，所以笔者更愿意对这位“一代才女”尊称为“作曲家”。而又因为每次拓新几乎都是通过跨界切换而获得，如《艺术叛徒》所描述的那样，其实对于身后曾经把玩过的领域而言是一种“背叛”。

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刘索拉等当年“崛起的一群”青年在思想、感情和艺术性格上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特殊印记。尤其在音乐学院的氛围，激进的西方现代派音乐精神被揉进了这批“第五代作曲家”的骨髓，打破圭臬、求索、创新成为其人生的重要理念。这种一往无前的困兽精神致使80年代的他们无所不敢，离经叛道、张狂自我。但在真正的艺术建筑脚下，他们只能绕道而行。故，笔者在此试以“出逃”述之。

回首20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的现代派乃至后现代派，其扩展艺术观念、更新创作技法、开拓民族素材的启发的确开辟了多元新局面。各种先锋流派立下无数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丰碑。这些不断用“否定”写出来的成绩太耀眼、太密集，致使 “奇迹之年”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光芒似乎盖过了历史长河的点点星光。一叶障目！空前绝后的转折点其实应是承前启后的枢纽。西方音乐史是基督教的历史，完备的体系应是“艺术工匠”的脚印，而非“天才们”的玩具箱。即，在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这种唯恐裹足不前的“出逃”式的先锋理念是须再商榷的。

改革开放，中国才忽然打开“大门”，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思想大量涌入。迄今为止已过三十余年，好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对淋漓满目的外来信息仍未真正消化完毕。另一方面，借助西方的理论和眼光，国内的音乐学者陆续发现民族传统的“参天大树”。面对这一切，作曲家们还肩负着求新的使命，何等焦虑？！于是，先锋艺术家们强调的“否定—出逃”方式仿佛可以成为追逐前沿的捷径，仅仅十余年，多种“反西方、反主流、反艺术”应运而生。西方数百年的工艺积淀，东方上千年的口传心授，是真的可以成功“出逃”吗？还是误入了“否定”的歧途？

刘索拉的跨界轨迹仿佛一直遵循着这种“否定-出逃”的轨迹。作为“崛起的一群”而又“迷茫的一群”，她承载着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的确也尝试了许多。在新潮音乐的时代，她立于中国音乐学界的前沿，大胆冲出封闭的民族传统去拥抱世界文化；在全球化已冲破绝大部分传统壁垒的今天——“走出象牙塔”已经成为口号的今天，她仍然走在前沿：当代流行、西方古典与现代以及中国民族传统“平等对话”。她的自我否定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如何面对历史？面对传统？面对当下的公众？……

刘健 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